项目经理部距离工地1165米，把这个数字乘以4，倒挂起来就是青藏铁路至高点的高程。水准镜沿线平移343米，有人抓住标杆。水准线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她的高程是1.62米，脸长15厘米，眼睛占了脸的1/3，大而无神，居心叵测。
我向她呵斥一声：“嗨，说你呢，别挡着我的标尺！”
她吓了一跳，但没逃窜，反而直线向我走来：“先生，麻烦您，能不能把这个杆子借我用用？”
多吉的汉语一直不灵光，低声问我：“她要什么？”
“标尺。”
多吉当即脸色大变，没等我开口，就把她轰到50米开外。
我发现她离开的时候，步幅比刚才小了0.14米——她的心情应该非常沮丧。
让多吉看牢镜子，我跟随在她后面。盐湖边上，她望着掉在下面的行李包，呆呆地出神。她是想用“杆子”把行李挑起来。
姑娘跟我回到驻地，一屋子的光膀子邋遢男人，齐刷刷向她看过来。
我让姑娘抓紧时间跟山下的旅行团联系，最好能在明天一早把她送走。
半夜里又刮起了妖风，狂风裹挟着沙石从窗前掠过，哗啦啦一片碎响。“风是咸的呀！”姑娘站在台阶上。
我愣了愣，忍不住哈哈大笑。屋里丢出一只鞋，险些砸到我的头上：“周颂民，半夜里你鬼叫什么？捡了个女人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我神色尴尬，抓了抓乱蓬蓬的头发。小姑娘却看着我微笑：“我知道了，你叫周颂民。”
对面就是高耸入云的雪山，在夜里看过去也闪烁着高贵而疏远的冷光。
小姑娘抬起手：“你们是要把铁路修到那上面去？”
“对，5072米，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只要有了这条路，再深的山里都可以飞出凤凰。”
她好像非常向往，牢牢地望向远处，许久之后，忽然扭过头：“你记住了，我叫杜明娟。”
这时，我们相距5.01米。
邮递员踏着两寸厚的积雪，一路咯吱吱跑到我面前。信是杜明娟从成都写来的，她说成都现在热得像一盆火，她想念高原清朗明媚的天气，想念这里的人。
我哈哈一笑，就把小姑娘的呓语丢在了旁边。然而，此后她的信还是会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飞过来。
铁路即将横跨山脊时，杜明娟就要毕业了。去什么地方，她已有了自己的打算。我喜欢看她的信，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就像捧着大学时代的繁华热闹。
两个月后，工程遇到了技术难关，这是意料中的事。
杜明娟的信又飘然而至，她说她分到了青海。从成都到青海，是她煎熬了日日夜夜的见证。父母的冷眼和坚决反对，都让她有莫大压力。她说只要我有时间，随时都可以在格尔木市一个名叫华风中学的教室里看看她的身影。
我悚然动容，不知怎么去回答她的炙热。第一次给杜明娟回信，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不沾边的话。只是“不经意”地，在第700多个字的空当里，我提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藏族姑娘，而我和她，只相隔20000多米。多吉偷看了我的信，大惊失色，扑上来抓住我的脖子猛摇：“周颂民，我拿你当兄弟，你什么时候勾搭上我妹妹了？”
我被他掐得几乎窒息：“我都没见过你妹妹，拿来当一下挡箭牌，你别发疯行不行？”
“那姓杜的女孩儿多漂亮。你不喜欢她？”多吉不明白。
这跟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就像雪山和草原、标尺和桩点，看似近在咫尺，其实根本不可能融为一体。
信寄出之后，很久没接到杜明娟的消息。说实话，我有些失落。
8月，终于重新开工，却一连下了3天的雨。远远的，邮递员从泥地里趟过来，却不给我信，一脸诡异的表情盯着我：“老周，有你的邮包。”
说着，从身后拖出一个巨大的物体，推到我面前——一个大活人！
杜明娟冻得通红的脸一下子逼上来，凑到我鼻尖前，“周颂民，现在我离你更近，0.1毫米，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纳赤台泉距离格尔木市94公里，在海拔3540米的高寒地区，可以从长32公里的盐桥穿过去。
杜明娟坐在车座上，她秀丽的脸庞就在我面前，我脑子里却只有一连串的数据，彼此都很尴尬。“周颂民，你看那桥跟普通的桥也没什么两样啊！”她一直在寻找着话题。我细细跟她解释明白，她却笑了：“你懂得真多！”
一座简陋的寺庙，梵唱声悠远绵长。杜明娟死活要下车，到庙里交了香火钱，规规矩矩在神像前跪下，双手合十，宛似一朵即将盛开的莲花。
突然下起了雨，我们没命地向车里跑。我脱下外套，罩住两个人的头，她扭过脸，向我灿烂地微笑。我心里怦然一动，赶忙找些不相干的话：“你许的是什么愿？”
她狠狠地白我一眼：“笨啊！”顿了一顿又说：“你猜？”我陶瓷样地看着她，她却笑成了一朵花，“最俗的那种，长命百岁！”
回去时大概是累了，她的头倚在我肩上，发间传来少女特有的清香。我尝试着，把手搭在她腰上，脑袋里立刻灵光闪现，不到59厘米，女孩子真是柔弱纤细的生物，那样强烈的勇气和韧劲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杜明娟申请调到了山下的小学校，攥着调令喜滋滋地向我炫耀：“周颂民，我算过，现在我离你只有30多公里，不许你再想那个藏族姑娘。”
我告诉她那是我编出来骗她的，除了她之外，还有谁会这么傻，跑到高原上守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
杜明娟在工地上已混得很熟，因为离得近，她常来帮这些邋遢到家的男人洗洗衣服。山路崎岖高寒，我怕她出什么意外，几次叮嘱她千万不要乱来，但她从来不当回事。我求多吉给她做了一个指南针，这是藏人特有的手艺。
杜明娟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轻轻贴在胸口上：“这可是你送我的第一件礼物！”
但我并不希望这个东西能派上什么用场，所以我央求多吉，把它做精美，像个饰物就够了。
将近10月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雪，信号中断，工程全面暂停。我们变成了一群聋哑人，只能呆呆地坐在屋子里，看着鹅毛一样的雪片飞下来，对面的雪山越来越肥硕，渐渐臃肿不堪。
半个月后，联络恢复。
我偷空给杜明娟打了个电话。学校里的人说，她上星期请假回家，现在也没回来，还听说她一直联系不到我，想上山来看看，被大伙死命拉住了。
我放下电话，指尖轻跳着，莫名觉得不安。这种感觉紧紧纠缠着我，像这没完没了的阴天。
一天下午放杆，走过一片积雪，一群人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找到了深埋在雪地里的桩点，多吉一杆扎下去，顿时惊叫起来：“什么东西……”
扒开半尺深的雪，大家脸色苍白，抬头看我。
我全身颤抖，慢慢蹲下。那是杜明娟。
我几乎不能呼吸，我抓住她的手，希望她能暖和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她紧紧攥着的那个小小的指南针，无论我怎样劝说哀求，也不肯松开来！
有些细节永远都不会被揭晓。杜明娟本该在成都，她也许上了车，也许是在车站上犹豫，也许只想到山上来再看一眼，也许就在我向窗外张望的时候，她正在雪地里挣扎着，呼喊着我的名字……
我把她的骨灰装进小小的玻璃瓶里，终日戴在胸前，她总是觉得我不够近，现在，我们终于不再有任何距离，她紧贴着我，一生一世相伴相随。
只是，这竟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