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导读
孩子的坏行为总是不被父母接纳。
然而，孩子捣蛋和“恶行”背后的积极一面，你却没看到... 徐莉老师针对此进行了深度的分析，有人说，这是有关孩子坏行为的“最好的文章”。
作者：徐莉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当过孩子，回望自己的成长，无论是生性调皮的捣蛋鬼，还是温顺听话的模范小孩，都不可避免地做过“错事”——打碎东西、撒谎、偷零花钱……
做了这些事，再小的孩子都知道要藏着掖着，要是让大人知道，少不了要挨一顿训。
每次做错事被罚，大人往往会说：“不要做‘坏孩子’”，“再这样就不是好孩子了”。
可究竟什么是“坏孩子”？“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完全意义上的“好孩子”真的存在吗？
尽管培养出乖乖的“好孩子”是许多家长的目标，但我们却看到，在许多经典的童书中，都有“坏孩子”的形象和他们的种种“恶行”。
《长袜子皮皮》里的皮皮爱撒谎，《野兽国》里的迈克斯离家出走，《捣蛋鬼日记》里的加尼诺和《小淘气尼古拉》里的尼古拉没有一天不调皮捣蛋……
这些故事中的主角不遵循常规、不停地制造麻烦，他们撒谎、哭闹、捉弄他人……时常不把大人放在眼里。可是，为什么他们却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大概因为捣蛋与“作恶”的力量是孩子们的天性，而“好孩子”“坏孩子”的分别却是成人社会的建构。
在《孩子与恶》中，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曾对此给出一个温暖的解释：孩子的“恶”是心里的一部分力量想要冲破出来，没有约束的时候，或者说释放得不恰当的话，被定义成“恶”了。
“狂妄”可能与创造力、想象力相伴相随，而“乖”或许也意味着少了对未知世界的试探。
偷窃、说谎固然需要纠正，但孩子们需要的是充满爱意的导引，而非简单粗暴的指责和打压。长大成人的我们也许早已忘记了儿时调皮捣蛋的心理过程，但回到孩子的视角去体会，他们调皮捣蛋的动机何曾是真的“坏”呢？
在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看来，大人把善意强加给孩子是包围着孩子的恶。
因为身体和心智上的某些优势，大人们不大容易反省自己过度的控制欲，他们粗暴限制孩子的自由，试图支配孩子所有的行动，指责训斥孩子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大人们误以为根绝“恶”就万事大吉，迫不及待地掐灭“恶”苗，犯下了无数过失而浑然不觉，这种过失的牺牲品永远是孩子。
要知道，魔鬼是消灭不尽的，只有大人和孩子都清醒地认识到“恶”是逃避不了的存在，大人面对孩子的“恶”忍耐力更强一些，用心观察孩子的“恶”会怎么发展、会有怎样的过程，才能体验到与孩子心灵的交流。
什么是孩子的恶呢？
“恶”是心里的一部分的力量想要冲破出来，没有约束的时候，或者说释放得不恰当，就被定义成恶了。
其次，孩子不停生长必然不断变化，变化导致他们尝试向大人寻求新的关联。
此时，不能应对变化习惯、保持旧有方式和格局的大人必然会抱怨：“这孩子以前不这样啊！”“这孩子真是越大越坏了！”
孩子对原有关系的破坏在大人眼里就是“恶”，因为它造成原有关系的解体，需要大人不断作出变化以应对孩子的变化。
大人们必须尽力摆脱世俗的善恶判断，看到孩子的“恶”的破坏力的同时，看到并理解其中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预见到孩子走向自立，大人首先迎来的就是反抗。能够成为自立的契机，总归在某种意义上跟“恶行”有扯不断的联系。
攻击、爆发、欺凌、谎言、秘密和性都是成长过程中不可能绕开的，保有而不是掐灭这些恶行，就是保有孩子内在的力量，未来孩子才拥有超拔向上的可能。
不少经典的童书中，有各种各样的“坏小孩”，和他们各种各样的“恶行”——不讨人喜欢，不合作，不遵循常规，制造各种麻烦，保守和培育秘密，撒谎，偷窃，欺辱他人和小动物……
他们活在幽暗的自我世界之中，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是那些看到“恶行”背后积极力量的人，导引着他们走出自己的世界，超越原来的自我，成为好孩子。
比如普莱斯勒的《幸福来临时》，描写了经历过可怕和残酷的哈玲卡，因为大人们无条件的爱、理解与信任，敞开心扉，成为更好的人。
哈玲卡因为渴望见到唯一爱着她的娄姨妈而偷窃，虽然她明知道偷窃是不对的。她因此陷入恐惧不安。她的老师乌尔班小姐在发现募捐箱被打开过之后，什么都没有做，让哈玲卡得到了参加募捐活动的奖励，去什切青城堡远足。
远足中，乌尔班小姐才问她：“你为什么把募捐箱打开？你从里面拿钱了吗？”哈玲卡拒绝承认。乌尔班小姐竟然也没有继续追问真相，她保证：“我们今后不再谈论此事。”
偷窃和说谎一贯被视作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很少有成人能够坦然面对，看到其积极的力量。
其实，偷窃和说谎是非常费劲的事情。
首先，孩子要能区分外部要求和自身的状况不一样，进而有把握自己能够不让对方发现这个不一样；其次，孩子要掩藏好自己，同时表现出符合对方期望的态度和行为。这是心智成长的表现。
试图纠正、遏制的大人们惯常做的，是摧毁这个力量，通过揭穿和惩罚制造恐惧，让孩子再也不敢了，至少口头承诺再也不敢了。
大人们很少意识到，分辨内外的不一致，学会调和内外的冲突，是终身的课业。
我对女儿说，活过不惑之年，为娘已经懒得撒谎了。我能理解自己，同时也能理解对方的态度和行为，不再错误地以为大家观点一致、行为一致才能好好相处、共事。
坦然接纳这个不一样，双方都愿意回到自身，反省自己给对方造成的困扰，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积极正向的关系，实现坦诚相对、相互关心。
难就难在，我们习惯了第一时间跳出来不高兴，以情绪替代理解，接着就是评判这不对那不好。心里的善意好意，总是以一副气势汹汹羞辱指责的模样砸给对方，令对方无法接受。
理解既然不能发生，只好用谎言来缓和关系。
至于偷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有能力满足自己的渴望。力量的增长加上我也认为偷窃是不对的，自然就不会陷入哈玲卡式的挣扎。
小时候去人家地里偷番茄、偷黄瓜吃的事不再发生，并不全是害怕惩罚，而是一个接受了公共道德准则的人，在有足够的力量满足自己之后，主动选择了令身心更轻松自在的活法。
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渴望，不如我能够满足自己的渴望，前者是压抑，时常会陷入挣扎，只有后者才能提高自我价值感。
对低龄的孩子而言，帮助他们读懂内心的渴望，提供满足自身渴望的更好的路径与方法，远比揭穿和惩罚更好地解决偷窃问题。
哈玲卡缺乏的不是道德规训，而是满足自己内心渴望的力量和机会，乌尔班小姐读懂了她的挣扎、痛苦和不安，她愿意“不再谈论此事”，这不是放纵，而是懂得之后的信任，相信她有正确的价值判断，会在愿意说出秘密的时候坦陈一切。
我从来不认为大人们应该放纵孩子说谎和偷窃，但在应对之前，首先得试图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他需要怎样的帮助和支持。
理解是需要努力的事情，但唯有理解才会带领我们找到更为适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像乌尔班小姐一样平静地等待。
香农的《大卫，不可以！》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大卫一系列的恶行，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快乐不已。
孩子们不会把自己带入到妈妈的角色中，不是在看大卫的笑话，他们透过大卫，看到和大卫一样的自己——爬高拿饼干，在浴缸里玩耍弄得洗澡水四处满溢，常常把衣服和自己弄得脏兮兮，拿餐具和食物当玩具，贪吃，毫无节制地看电视，不收拾整理自己的物品，弄坏东西……大卫简直就是集所有小孩的常见恶行于一身的超级坏小孩。
原来这世上不存在一出生就事事正确的小孩，每个小孩都必须努力地管理控制调整自己——是这些做“恶”的经历和与“恶”冲突的经历，让孩子发现认识自己身上的恶，进而学会和它相处，试着控制。
最宝贵的是妈妈在无数的指正之后，仍会主动亲近他，一遍遍告诉他：“大卫，我爱你！”
母亲的爱，并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做得对我就爱你，而是即便你有许多没有做到和做好的事，我也依然爱你。这种无条件的爱，让孩子产生力量和意愿，去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孩子许多的不合作，应被理解为“不能”而不是“不愿”。
他们处于生命生长的未完成态，无法控制好自己的力量，无法事事周全，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而最好的支持就是，在指正的同时，让孩子体会到我们对他们无条件的爱。
仍然强调，理解孩子的“恶行”不是为了放纵，而是希望大人停止唠叨和对抗，接受无法适当释放力量的孩子，辨识“恶行”背后孩子内在的需要。
须知，大人以消除孩子身上的“恶”为教育目标，并不会因此使“恶”彻底消失掉，只会导致关系越来越恶劣，由此产生的“恶”甚至比原来的“恶”更为猛烈。
简单地坚决恪守道德和规则，有时候是很恐怖的，也很反人性，他们会让孩子渐渐远离我们，失去相互的支持和合作。
阿拉德和马歇尔的《尼尔森老师不见了！》，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好老师试图与一群“坏孩子”建立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关系所付出的努力。
最初，她的一味迁就退让，并未赢得孩子的尊重，当她变身为严厉的斯旺普老师后，又无法赢得孩子们的喜爱。而经过了从尼尔森老师到斯旺普老师再到尼尔森老师的变化过程，孩子和老师都会发生变化。
在教养的过程中，大人是担负起更多责任的一方，一味放纵和一味地苛责，都不能帮助我们与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
原题《做错事不可避免：没有“坏孩子”只有“孩子”》
* 作者：徐莉，刊于新京报读书周刊2018年06月03日，转载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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