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暴力均衡的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政权维持利益格局，必须拥有强大的暴力，足以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扩张利益边界，称霸，让我们称臣纳贡，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可以忽略不计。
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是一个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他保卫的皇帝。武装力量是皇帝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不是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王朝倒在自身保卫者的剑下。宋初的人们，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
宋朝的军事制度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主题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和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它的轻重利钝，剑不大跟手。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在所有武将之上，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这套制度，保证大一点的军事行动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孙子兵法·谋攻篇》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凭这套驾御体系，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不能真正负责，可以推卸责任，可以预测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都懂得这个道理。
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是自找的。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害大于外害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外害，是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害，是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
把皇帝比作官军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不清了。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
宋朝皇帝的选择有些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自身的军事力量被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75.5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达成。甘居人下的均衡是故事的起点。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均衡大坏。
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日渐腐败，弱势越变越弱。根据欺上瞒下的传统，宋朝君臣对弱势缺乏自知之明。他们感到自己强大。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做出错误决定：应该联弱抗强，他们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强大的金国。自以为强大的宋朝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金国的觊觎之心。
宋、金暴力失衡的结果，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赵构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外患，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将领脱颖而出，凭借才干组建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白手起家，创出可观的家业，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论起产权来，赵家不能控股。这些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像家兵，不是官军。著名的几支武装力量，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浓厚，皇帝不得不容忍，这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害的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14年间，大规模的内部兵变，赵构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率兵逼宫，要赵构杀掉太监，传位给年龄尚小的皇子，由皇太后垂帘听政。赵构被逼下台。要不是韩家军帮他打跑叛军，赵构就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主持长江防线的宰相杜充叛变。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的淮西兵变，宰相张浚处理人事关系有误，刘家军的部将郦琼率领四万人投降敌国。一个武将的变心给帝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影响武将变心的因素复杂。皇帝不犯错不够，宰相不能犯错。
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是重要的，是性命攸关的。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稳定之后，皇帝掂量分解兵权的利弊。监察御史张戒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赵构说：他们不至于骄横跋扈。兵多，聚强，分弱，分不可行。
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五月（1138年），南宋建政的第十二年，淮西兵变的第二年。金强宋弱的格局没有扭转，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两年后被岳家军打败。此时此刻，朝廷承担不起自毁长城的风险——哪怕只毁一小段。原状得以维持，体制得以维持，岳飞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补充，没被削弱。
本国兵力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皇帝赵构想要什么。他想收复失地，统一中国，建立一支比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他想守成，兵力无须强大，与金国匹敌就行。他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不想丧师失地，等待对手裁军，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
赵构想收复失地。他不像赵匡胤那样善于“将兵”，他以刘邦为榜样，希望自己成为善于“将将”——统帅众将——的皇帝。淮西兵变打击了他的自我期许。他发现自己不具备刘邦式的雄才大略，不应该怀抱收复失地的宏图大志。顺便提一句：刘邦的雄才大略不可靠。当年蒯通劝韩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表示不忍心，这成就了刘邦的统一大业。韩信也后悔不听蒯通的劝告。韩信的良心当时稍弱几分，刘邦不会有善于“将将”的声誉，不能够完成统一大业。把帝国大业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是风险极高的赌博。刘邦侥幸赢了一把。赵构不想赌，不意味着头脑糊涂或道德败坏。
收复失地，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是张王牌。金国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为帝，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的大儿子，赵构的大哥，又是前任皇帝，冒出一个合法性强的竞争者，南宋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高待遇的人，是潜在的倒戈者。那是赵构的噩梦。在皇帝和御史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和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威胁之大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证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像闹一场家务事。
赵构企图收复失地时，他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他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锦上添花；新增成本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锦上花。在降格以求的暴力均衡格局中，不用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飞和他代表的家军体制走到了尽头。
《宋史纪事本末》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舍得杀岳飞。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不如与金国讲和划算。”看法有道理，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不等于杀岳飞；杀岳飞，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还是有用的，岳飞还会活几年。
不扩大岳飞的权力，不等于恢复传统的暴力节制体系。两国签定了和约，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金人觉得便宜赚得不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没有成熟。不过，条件很快成熟了。
1140年，金国叛盟，大举进攻南宋，结果被岳家军一路追打到开封附近，赔掉老本。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金国连连受挫，有自知之明。1141年，金国南侵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这表明两国的战略均势形成。主战派兀术有讲和的意思。
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敌国不想打，准备裁军，本国裁军自毁长城的条件成熟。赵构有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国际间的暴力均衡确立，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异己之患升格为头号大患。
秦桧的养子秦熺的一段记载，可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太阿倒持”之患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主和派的说法，这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
“叵测”二字用得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未必想反，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有意见，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有不满的表示，敢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
要紧的是，岳飞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四分之一。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强，民间声望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饱览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分给部下。这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聚在一起，联合为他申冤，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会天塌地陷。
对皇帝，选择简明：废掉岳飞，不废岳飞。对岳飞，选择简明：服从，反抗。对皇帝，岳飞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胜算大，要选“反”。不反的要后悔。
对皇帝，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不用问。
追问这种问题的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所谓的“两杆子”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依据的是利害计算不是道德信条。考虑道德，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是包含算术的。“要顾全大局”。比起“正确路线”和“天下苍生”来，个人的冤屈不算什么？ 。
哪种老虎安全？死老虎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具体手段，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不是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反击的机会，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皇帝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锅。
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将判刑两年的岳云和张宪一同处死。
赵构的选择对不对？岳飞死后，南宋存在了138年，比金国的寿命长，最后在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下垮台，不算丢人。从年头来看，南宋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更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建立在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