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谈钱是再俗不过的事情，恰如“女人祸水”一样，历代文学作品也有意无意的传递出“金钱祸水”的概念，从鲁葆的《钱神论》揭露金钱“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到朱载堉的《骂钱》，无论是名士还是侠盗，但凡被人倾佩之人，总要对钱表现出鄙夷的态度的，但《水浒传》虽称自己是“梁山好汉”，整部书快意恩仇，酣畅淋漓，对于“钱”，却似乎不是那么标准的“好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下担忧，助人为乐应该是传统意义上好汉的标准，但《水浒传》里的好汉却并非如此。小说的九十四回出现了一个会行妖术的人——乔道清，他本名乔冽，陕西泾原人，其母怀孕，梦豺入室，后化为鹿，梦觉后生下乔冽。乔冽八岁始喜好弄枪使棒，一次游崆峒山，遇异人传授幻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乔冽自恃有术，游浪不羁，被称作幻魔君。一日来到安定州，遇到那里一连数月雨无涓滴。州官出榜：“如有祈至雨泽者，给信赏钱三千贯。”乔冽揭榜上坛，作法祈雨，果然甘霖大澍。当地一学究何才，与本州库吏交往密切，便撺掇库吏将信赏钱大半孝顺州官，其余放进自己腰包，仅给乔冽三贯钱，并说：“你有恁般高术，要这钱也没用头，我这里正缺钱粮，兀自起解不足，东挪西撮。你这项信赏钱，依着我，权且存至库内，日后要用，却来陆续支取。”乔冽听后大怒：“信赏钱原是本州富户协助的，你如何肆意侵克？库藏粮饷，都是民脂民膏，你只顾侵来肥己，买笑逐欢，败坏了国家许多大事。打死你这污腌臜，也与库藏除一蠢！”说完提起拳头，劈脸便打。那库吏是酒色淘虚的人，更兼身体肥胖，未动手便是气喘，哪里经得起乔冽这一顿拳打脚踢。库里狼狈归家几日便因伤重一命呜呼。其妻状告到州府，州府差人捉拿乔冽。乔冽闻风而又逃回泾原，连夜带着母亲奔往威胜，更改姓名为乔道清，后又被在威胜作乱的田虎勾引入伙，与宋江军马对阵，术败后归降。
乔冽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豪侠难道不应该是因不忍民生疾苦而做法，并不在乎回报的吗？但乔冽完全是为了赏钱来做事，并没有那么在乎人民的生活，因此在要钱而不得后恼羞成怒，以致杀人。
乔冽这样的行为并非个案，我们常常用“劫富济贫”来形容豪侠，但在《水浒传》里，劫富之后似乎从未用来济贫。“智取生辰纲”一回中，生辰纲是贪官梁中书所得，劫夺本可以算作一件义举，但好汉们夺取的目的却是：“大家图个一时快活”，所以在成功后就将财务分了，连在语言上的“济贫”都不曾出现；在劫富后的通常做法都是如此，一门老少尽数不留，劫掠得金银珠宝米麦粮食进行装载上车回梁山伯。劫掠的手法也不乏血腥，鲁智深因李忠、周通做事悭吝，不愿在此落草，趁二人下山打劫之际，鲁智深竟打翻陪客小喽啰，把酒桌上的金银酒器都踏遍了，席卷而去，随后在瓦罐寺杀了崔道成、邱小乙后，把他们金银劫夺了，把厨房里的酒肉吃了。在武松血溅鸳鸯楼时，杀红了眼的他在杀掉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甚至众多奴仆后，竟然还不忘记把桌子上的器皿踏扁，揣几件在怀里。
这帮好汉爱钱，或许是他们看到钱在这个社会确实有用。借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七回《道长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劝舍陀罗经》中西门庆的话：“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要黄金铺底；阴司十殿，也要写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多少水浒里的英雄在遭受牢狱之灾时，都是因为上下打点了银子方才免受不少皮肉之苦，不然，说不定书里，武松瘸腿、林冲瞎眼这些都有可能发生。
正是由于这帮好汉多爱钱，因此他们衡量他人是否值得交游，是否值得建立亲密关系的标准是，对方是否“仗义疏财”。鲁智深资助金翠莲父女时，向史进和李忠借钱，史进给了10两，李忠给了2两，鲁智深便看不起李忠。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这点在宋江身上更为明显。金圣叹在第三十六回评说宋江：“其结实天下之好汉也……惟一银子而已矣。”在《水浒传》里，明确记载宋江送银子给江湖同道的就有20次，而宋江为江湖人所称“及时雨”大抵也是因为此。第三十八回李逵对宋江赞叹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与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比较而言，别人不肯借钱给李逵赌博，他就大打出；他赌输了宋江给他的十两银子后，就抢掳别人的财富，在韩伯龙的酒店吃饭后，不给钱还杀了韩伯龙。所以最令金圣叹耿耿于怀的就是：“以十两银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直至宋江为维护自己名声向他下毒，李逵都毫无怨言。
但疏财也并非全处于仗义，例如施恩与武松。他目的十分明确，他希望武松帮助他夺回快活林，并且他夺回快活林的目的本身也无甚正义可言，不过是两个地头蛇在争抢地盘，而武松却为此血溅鸳鸯楼，还号称自己是“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也是有些牵强。
梁山好汉绝非所谓的豪侠，远远算不上高尚，但他们所在的世界真是而残酷，并未因为武功高强或心怀远大志向而免掉生存的压力。因此，面临现实世界中最现实的问题，梁山好汉不可能像贾宝玉一样，站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里。
以阮氏三雄为例，三人原本在梁山伯打鱼，后来王轮一伙强人占了梁山伯，阮氏三兄弟的衣食饭碗便被占去了。官方却更可恶，或是不敢去缉盗，或是打着缉盗得名“把好老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还要索要盘缠，在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保障的环境中，生存几乎完全靠自救。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生存都难的情况下，要求他们视金钱如粪土，替天行道完全是不可能的，也就无怪乎阮小五这样形容过自己的，也是无数梁山好汉的理想生活：“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翁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虽然不怕天地，但也得先有酒有肉，有金有银。
一方面是因被生活所迫，阮氏三雄这样的底层人民不得不“自私”一点，另一方面，其实整个有明社会都越来越正视人心之“私”，这也是《水浒传》发生的背景之一。
李贽有个著名的说法：“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陈确则更直接的反对所谓“君子不利”的说法，在《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中云：“士守其身……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仰事俯育，决不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认为个人尊严的独立要有“治生”的物资基础，如孝敬父母、爱养兄弟是学者治生求财的责任。此即清人钱大昕所论“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治生尤切于读书”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水浒传》论及金钱总是一种坦荡荡的态度。好汉们不讲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明明白白说自己渴望的生 活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他们从不会清高地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他们需要钱,也不忌讳谈钱。梁山好汉的 “义”是惊心动魄的,要的互相间的舍命相助。金银真真实实得拿在手里,生命便多一分安稳,愿意与人分享这安稳的, 方是好汉子、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