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乐府古诗《优孟歌》与《慷慨歌》：在同一个场合下由同一个人“同时唱出”
@铁山青士（笑独行）[述记]
偶然在豆瓣小组上的《<古诗十九首>及其它乐府诗（杂）》一帖（豆瓣网友Lachesis发布于2018-10-30 17:40:54）中读到被题为《优孟歌》的一首先秦乐府古诗，诗曰：
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
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
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
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
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薪。
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
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
颇欣赏其“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之见解而隐约有似曾谋面感，但却记不起来。随即“百度”《优孟歌》，但见与此文本出入颇大、实乃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之先秦乐府古诗《优孟歌》，诗曰：
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
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
身死家室富，又恐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
贪吏安可为也！
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
廉吏安可为也！
（其实《史记·滑稽列传》所载“楚之乐人”“优孟”所歌结尾尚有三句：“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
同为先秦乐府古诗，又同为“优孟”所歌（所谓“优孟歌”即优孟所歌之意也，并非必须为优孟所作方可题为“优孟歌”），岂有诗句如此相异而诗题仍然相同之理？于是乎再“百度”上述第一首《优孟歌》中之诗句，终于得知第一首《优孟歌》实乃《慷慨歌》，见载逯钦立先生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先秦诗卷二》。
逯钦立在《慷慨歌》下注称：“《诗纪》云：一作《楚商歌》。”同时注明该诗乃出自[宋洪适所撰]《隶释》一书卷三所载孙叔敖碑（“立于后汉[桓帝]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延熹三年即公元160年）。
而在《慷慨歌》之上即为上述第二首《优孟歌》，且亦注明首见于《史记·滑稽列传》。
如此这般，源流便昭然若揭矣：上述第一首《优孟歌》实为《慷慨歌》之误，在后，乃出自孙叔敖碑；第二首《优孟歌》方为真正之《优孟歌》，在前，乃出自《史记·滑稽列传》无误。
然而问题是，在“百度”《慷慨歌》诗句过程中，在下又发现《慷慨歌》在网络上另有《忼慷歌》之名。这是怎么回事呢？由于引用该诗的网络文帖多将出处指向清沈德潜所编《古诗源》，于是在下便又查《古诗源》以证之。
结果果然：《古诗源》卷一所载《忼慷歌》文本与《慷慨歌》完全一致。（这就对了，《古诗源》一直是在下最喜爱的唐以前古诗选本，所以该诗让在下隐约有似曾谋面感一点也不奇怪。）
这就是说，《慷慨歌》除了别称《楚商歌》外，又称《忼慷歌》，而《忼慷歌》之名仗着出自《古诗源》，其影响力还一点都不比《慷慨歌》弱呢！
那么，《慷慨歌》与《忼慷歌》二名到底谁先谁后呢？想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慷慨歌》之名也不太可能是逯钦立先生自拟的，否则他也不太可能引明冯惟讷所编《诗纪》（《诗纪》为原名，后称《古诗纪》）注称该诗别名《楚商歌》了。
在下早年就知道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站在近人丁福保所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肩膀上编成的，但却不知道冯惟讷所编《诗纪》正是丁福保编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蓝本，而逯钦立在编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也同时以《诗纪》为主要依据。
这么说来，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了：《慷慨歌》之名在《诗纪》中就已经存在。而《诗纪》编录《慷慨歌》的依据又是宋洪适所撰《隶释》卷三所载孙叔敖碑，于是，“这皮球踢回去了”。那么，孙叔敖碑有说这首诗名叫《慷慨歌》吗？
逯钦立先生在《慷慨歌》下作为解题文字引用的孙叔敖碑碑文为：“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临卒，将无棺椁。令其子曰：优孟曾许千金贷吾。[优]孟，楚之乐长。与相君[孙叔敖]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负也。[孙叔敖]卒后数年，[楚]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叔敖]相楚之功，即慷慨商歌，曲曰云云，涕泣数行。[楚庄]王心感动，即求其子而加封焉。”
这就是说，孙叔敖碑并没有直接说优孟所歌为《慷慨歌》，只是说优孟“慷慨商歌”。毫无疑问，《慷慨歌》以及《楚商歌》之题都是根据这句话拟出来的。
那么，《古诗源》中的《忼慷歌》之名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沈德潜编纂《古诗源》这个唐以前古诗的选本时，《诗纪》这部唐以前古诗的总集已经存在超过一个世纪了。
于是，至少《慷慨歌》与《忼慷歌》二名到底谁先谁后这个问题是大致可以回答了。沈德潜为什么没有采用《慷慨歌》之名呢？没有采用《慷慨歌》之名也就算了，为什么连《忼慷歌》别称《慷慨歌》也不注明呢？这确实有点费解。
好了，那我们就姑且满足于知道《慷慨歌》又称《忼慷歌》吧。对了，“忼”字据说古同“慷”，也就是说，字义和读音都是“慷”；《说文》解之曰：忼，慨也。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优孟歌》和《慷慨歌》到底是优孟所歌还是优孟所作，先贤们也曾经探究过。逯钦立先生在《慷慨歌》下引《诗纪》注云：“《诗纪》云：风雅逸篇曰：按此地音韵章句，而史以为歌者，不可晓。岂当时櫽括转换，借歌声以成之欤？史不能述其音，但记其义也。又曰：刘[知几]子玄讥此事之妄幻。然此传以滑稽名，乃优孟自为寓言尔。”
也就是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即史学专著《史通》一书作者）就曾经嘲笑《史记·滑稽列传》关于《优孟歌》的记载为虚妄诡幻和穿凿附会了。而冯惟讷则认为《优孟歌》有可能是优孟自己为让楚庄王厚待孙叔敖陷于贫贱的儿子而瞎编的（即《优孟歌》乃优孟所作，当年并不存在一首现成的《优孟歌》或《慷慨歌》，因为优孟本来就是“楚之乐人”嘛，孙叔敖碑还说他是“楚之乐长”）。
兹略注《优孟歌》与《慷慨歌》（《忼慷歌》）字词如下：
1.被褐，被音披，义亦如之；被褐即衣褐，穿着粗布衣服也。
2.负薪，即背柴；负，逯钦立先生校记称孙叔敖碑作“卖”。
3.身贪鄙者余财，逯钦立先生校记称《诗纪》无“身”字；余财，余积财货也。
4.触，即犯也。
5.竟死，即至死也。
至于《优孟歌》和《慷慨歌》的创作背景和意图，则在下以为《史记·滑稽列传》中优孟在唱歌前借妻子之口说的几句话即为现成的解题文字，非常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两首在同一个场合下由同一个人“同时唱出”的先秦乐府古诗的中心思想：“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
而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一中的点评则道出了《慷慨歌》（《忼慷歌》）作为“谏歌”的巧妙之处：“将廉吏之不可为说透，而主意于末一语缀出，情深语竭，楚王听之，不觉自入。”
（2019年3月）
【附录一】
[优孟衣冠（优孟歌谏楚庄王）]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于是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
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礼。后十世不绝。
（节选自《史记·滑稽列传》）
【附录二】
[《东周列国志》对《优孟歌》和《慷慨歌》的运用和发挥]
明代冯梦龙写的《东周列国志》演义第五十四回名为“荀林父纵属亡师，孟侏儒托优悟主”，借优孟之口劝谏[楚]庄王，道出了这首《慷慨歌》，前半部分词句略有变化，意思基本相同，后半部分从颂扬廉洁改成了反唇相讥，意思完全不同了。
“君不见，
楚之令尹孙叔敖，
生前私殖无分毫。
一朝身没家凌替，
子孙丐食栖蓬蒿。
劝君勿学孙叔敖，
君王不念前功劳！”
大意是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吗？楚国的宰相令尹孙叔敖，生前没有置办一分一毫的财利。一旦自己身死，家庭衰落，他的子孙只能去讨饭，住茅草棚。劝你不要学孙叔敖，君王帝王不会念想你以前的功劳。
在回末又有诗曰：
“清官遑计子孙贫，
身死褒崇赖主君。
不是侏儒能讽谏，
庄王安肯念先臣？”
大意是说，清官孙叔敖，也曾惶惶不安、担心惧怕子孙贫困，预料之中的应对计策也都谋划好了，自己死去之后，褒扬推崇还是要依赖后来的君主帝王。如果不是优孟这个小矮子，能够舍己为人向君主帝王讽谏，庄王怎么能够愿意顾念你这位劳苦功高的先臣呢？
铁山青士摘自【治贪打老虎，选官用挚签（№45）丨[清张廷玉撰]《澄怀园语》解说_大方家训2017-02-24 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