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传说开始
《史》《汉》之分，首在指导思想的分歧。史迁外崇名教，内则宗黄老之说，是以本纪述项籍而世家并孔、陈。班固为大儒，受皇命为《白虎通义》。因此故，《史记》名为通史，实则缀数朝之断代史为之；《汉书》名为断代史，实则往往评论先朝，作通史状，《古今人表》为一例，《食货志》亦为一例。
前文说过，《尚书·洪范》有“八政”之说，其首为“食”“货”。班固解释道：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班固其实是一个不为后世所熟知的大儒。作为学者，其大名往往被西汉的董仲舒、刘歆，被东汉的马融、郑玄所掩盖；作为史家，人们除了津津乐道于“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之外，更乐于谈论的是班固的之父班彪历经数主而不废著史之志；而作为一个班家人，班固之名也往往被自己“投笔从戎”的兄弟班超和辅佐朝政数十年，又续完《汉书》的“曹大家”妹妹班昭。人生的不幸莫过于此。
但班固受命编纂《白虎通义》，恰恰说明其儒家经学造诣之高，能将天下大儒之说，求同存异、融会贯通，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指导思想，进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不可谓小。学者发议论，往往因为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而使言论在政治上没有可操作性沦为“书生之见”。但在东汉初年那样一个儒家思想将要走上官方指导思想宝座的年代里，汉廷和儒家都迫切需要出现一个人物，将“在野的”、缺乏政治上操作性的“书生之见”提升成为官方的、具备政治操作性的、成系统的理论。班固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并将其完成。但他也通过这一事件，暴露了自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才华。这种人才，若能被汉廷牢牢把握，则高官厚禄自不待言；若一旦有异心，则“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也。
班固和汉和帝时的大将军窦宪关系匪浅。窦宪是外戚，妹妹是汉章帝的皇后、汉和帝的太后。但一次窦宪犯下重罪、忤怒了太后，自己提出北伐匈奴，将功折罪。当时，匈奴已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亲汉，而北匈奴反汉。此时正好南匈奴向汉帝国求援，希望帝国能派兵征伐北匈奴，于是帝国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兵出征北匈奴。在窦宪的车骑将军幕府中，班固担任中护军一职。幕府中的中护军一职，虽是文职，但作用不小，掌握着武官选拔的职责，相当于军队里的组织部长，由此也可见班固和窦宪的关系。
窦宪对北匈奴两次作战，北匈奴主力被歼，余部西窜，至此，从帝国建立初期就困扰帝国的匈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大获成功的窦宪登上了燕然山，命随行的班固写下了著名的《封燕然山铭》：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
剿凶虐兮截海外。
夐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丘兮建隆嵑，
熙帝载兮振万世！
帝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勋，以此为盛。
班固之父班彪当年曾在窦宪曾祖父窦融的幕府中掌管文书，两家从此结下了世交之谊，现如今班固又在窦宪幕府中充任文职，两家的交情愈发深厚。窦宪破匈奴后班师回朝，受封为大将军，对既是世交又是通世大才的班固自然引为心腹。但窦宪不过是外戚，而不是莽操——外戚权力再大，也不过是来自于皇权的恩赐，一旦皇权翻脸，外戚们只能感慨“雷霆雨露皆是天恩”罢了，况且窦宪的妹妹始终对自己兄长跋扈之举不以为然。汉和帝处理武功赫赫的窦宪，比康熙帝除鳌拜还要容易几分。窦宪既自杀，昔日的心腹班固也就成了刀俎旁任人宰割的鱼肉。果然，与班固有隙的雒阳令首先发难，将其下狱。兄弟班超远在西域，小妹班昭在宫中不过还是个普通的贵妇人，六旬的班固在雒阳狱中去世。此时，《汉书》的表和志尚未完成，只等待班昭的努力。
啰啰嗦嗦说了半天班固的生平，只是为了让大家对《汉书》的特点，特别是从作者生平的角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之，班固一生，崇儒已经到了骨子里，命运跌宕则在基本完成《汉书》之后，故《汉书》是完全站在官方儒家思想的角度进行史述与立论，此节与《史记》迥异。
既然有了先进理论做指导，《汉书·食货志》自然就要从儒家传说中的古圣先贤们的情况说起。
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在古代儒家对上古圣王统治的描述中，那时简直就是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典范。圣王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很好的安排，社会资源配置实现了帕雷托效率，所以“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状态呢？班固引古人之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在准确丈量土地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具体的办法是：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
九夫是900亩地，分给八家耕种，共800亩，作为“私田”，剩余100亩，其中80亩作为“公田”，20亩作为“公摊”（注意，“公摊”这个词是我用的，不是班固），用于建房居住。公田的收获要上缴，实质就是税，税率相当于十一分之一，约为10%，故称“公田什一”。以共受九夫的八户人家为一个生产及治理单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最后达到“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的效果。
但儒家同时也认识到，土地的丰瘠不同，人的职业也不同，不能完全采用平均主义的方法对生产资料进行分配，怎么办？首先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一个单位为标准的一百亩，中田为二百亩，下田为三百亩。每年均可进行正常耕作收获的为上田，需要休耕一年的为中田，需要休耕二年的为下田，三年完成一个循环。这样既可以保证土地得以休息，也可以保证不同人家的收成大体平均。其次，除了务农之人，其余职业的士、工、商所受之田，五口才相当于农人的一口，以此保证土地资源集中于最需要它们的行业之中，谓之“平土之法”。再次，除了基本农田之外，山林、薮泽、原陵、淳卤等其他土地，按照肥饶程度的不同，依照上面的原则进行分配。
一次分配的问题解决完之后，就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在儒家的设想中，农民以“公田什一”的方式，工、商等业人员以人头税的方式供应政府的现金收入，谓之“税”；而全体人口通过向政府提供劳务，完成“车马、兵甲、士徒之役”的方式供应政府的非现金收入，或曰劳役收入，谓之“赋”。政府的支出方面，一方面要保证国家大事的支出，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另一方面，还要向人民提供社会保障。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在这种设想下，人民的养老、生育和教育都是政府管的，但相应的，人民也有劳动的义务，听起来是不是很现代，很高大上呢？至于在人均寿命不足三十岁的战国时代，有多少普通人能享受到“上所养也”的待遇，我只能呵呵呵了。
除了经济制度，儒家还对社会组织制度进行了构想。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
乡的基层干部是邻长等，邻长是“下士”，即下级的“士”。逐级而上，到了乡长，就是“卿”了。与基层政权相对应的是各级教育机构，“里有序而乡有庠”。在儒家设想的社会中，人民春耕而冬收，按照不同的季节完成不同的生产任务。儒家对弱势群体有所照顾，“班白不提挈”，而对于妇女，也有“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的安排。一月如何能有四十五日？妇人“相从夜绩”，也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干活，也就是加夜班，一个夜班算半个白班，一个月就比男性多了十五个工作日，于是一个月也就有四十五个工作日了。应该说，这种按照工作日而非自然日计算劳动量的方式很先进，儒家走在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前面。
对于教育，儒家是这样设想的：先入里的序室，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在乡里的序庠学习成绩优异的，进入国家举办的小学；诸侯每年将小学里的优异生推荐给天子，让他们进入大学学习，被称作“造士”，最后成为国家干部。
儒家认为，上古先贤了解民间疾苦的主要方式是“采诗”。太师从民间将民众的意见收集上来，配以音乐，唱给天子听。儒家觉得，有了上述的制度安排，人民群众肯定生活幸福，而且具有较高的觉悟，知道要先公后私，进而衣食无忧、廉让少讼，由此，社会进入一个最佳的状态中——无独有偶，西汉儒家的这种社会设想在二千年后得到了中国人的全民实践，名曰“人民公社”。但不知孔夫子或西汉大儒们生于彼时当做如何想。
如果你觉得我写得还不错，那就可怜可怜我吧！
清明前，于琅勃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