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气势磅礴的鸿篇巨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深刻的思想引领：有人在《水浒传》中找到了金戈铁马、精忠报国的英雄梦，有人寻到了豪气云天，热血沸腾的江湖情；有人窥探到了水乳交融，缠绵悱恻的床笫欢，有人看到了壮士断腕，英雄刎颈的残阳血；有人感怀于除暴安良，路见不平的侠义心，有人痛恨于祸乱天下，滥杀无辜的冷血毒。几乎每一个水浒读者，都在《水浒传》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而其中一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者更是用生花妙笔续书了自己末了的水浒梦。无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水浒刻骨铭心的爱，还是不共戴天的恨，都对水浒的故事进行了最为精彩的重新演绎，使水浒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后水浒传》 —— [清]青莲室主人著
《后水浒传》由青莲室主人编辑成书，它接续的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郑公盾最先报道了《后水浒传》尚存于世的消息，他以陈宽的笔名于1965年2月2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后水浒传)》，后来在他的校订下，1981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后水浒传》，将这部消失了近三百年的《水浒传》续书重新刊出。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主要描写宋江、卢俊义转世为杨幺、王摩，劫富济贫，在洞庭湖重揭起义大旗的故事，以英雄转世来承接《水浒传》的叙事，小说人物和情节都与原著没有关系。
《水浒传》是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而《后水浒传》却是杨幺一人的英雄传纪，杨幺虽是宋江的转世，但却与宋江非常不同，不但相貌凛凛“身材八尺，膀阔三停”堪比卢俊义，而且机智多变“丰姿光彩，和蔼处现出许多机变”不逊智多星，更为难得杨幺自幼得九天玄女梦授神力与十八般武艺，武功高强，曾累死猛虎，棒打猛士，是忠义、机智与武功的完美组合，天生不二的领袖人选。《后水浒传》有着强烈的举义旗、反招安意识，对宋江的招安主义路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比如部将王摩拿宋江与杨幺进行比较时，杨幺说：“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兄弟，便可学得；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兄弟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明确地否定了宋江的招安投降路线。同时，杨幺也提出了自己鲜明的政治目标，即消灭贫富差距，实现人人平等，“久欲人无贫富，因劫富以济贫。昔视性有善恶，故惩恶以劝善。乡民知者以为平等，愚民不知者以为逞强。”如此高瞻远瞩的政治纲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后水浒传》在故事情节与人物设定上虽然完全与《水浒传》无关，但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许多地方都模仿和借鉴了《水浒传》，比如杨幺打虎、棒打王豹都明显有着武松打虎、棒打洪教头的痕迹。
《残水浒》——[民国]程善之著
《残水浒》是另辟蹊径的一部水浒续书，它与其他水浒题材小说将梁山灭亡归于外力，归于招安不同，将着眼点放在了梁山内部斗争之上。此书最早于1933年在《新江苏报》连载，作者署名“一粟”， 即南社社员程善之。程善之是清末民初一位非常活跃的文学家，先后创作了大量小说和诗词，本人更是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大元帅府评议。“二次革命”失败后重归扬州教书，1928年起担任《新江苏报》主编，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是一位亲历革命浪潮和时代变迁的文人、斗士。
《残水浒》书名中的“残”字，即寓分裂、破残、解散之意，喻示着梁山内部的土崩瓦解。卢俊义因惊梦，回想起自己被宋江、吴用设计赚上山的过程，明白了自己数度处于生死边缘，家财尽散的幕后黑手并非李固梁中书，而正是伪善人宋江、吴用也，遂萌生异心，于是“梁山上拥护宋江者是一团体，拥护卢俊义又一团体。”最后，林冲、武松、戴宗、时迁、施恩、曹正、鲁达等人投老种经略相公麾下，花荣病重身死，卢俊义、燕青率大部分人反戈投军，宋江意欲与三阮、李俊出海逃奔金国，被海州张叔夜所捉，梁山至此消亡。
许多《水浒传》的忠实信徒可能对于《残水浒》的如此设置心存不满，认为这是对原著中梁山兄弟义气的一种曲解和否定。姚看江湖倒是觉得《残水浒》如此的情节设置非常贴近实际，是一种脱离理想向现实的一种回归。因为梁山本身就是由许多山头，众多派系组成，他们有的犯罪避祸来此，有的兵败被俘来此，有的为义而来，有的为利而往，每个人的出身、立场、上山原因不同，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招安截然不同的态度。《残水浒》中所描写的梁山内部斗争，并不仅限于私人矛盾，实质就是政治路线的斗争，这是任何集团发展壮大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是着眼现实对梁山内部关系的一次重新审视。正如马幼垣先生评价《残水浒》时所说：“洞悉梁山集团人际关系之绝不可能长期和睦共处”，“把重点放在梁山人马的派系冲突、私人恩怨，和其他内部矛盾。”程善之对《水浒传》如此大胆而深刻的续写，想必与其听闻洪秀全、杨秀清等内斗导致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殒灭以及本人亲历革命见证革命因利益诉求迥异而失败的经历有关。《残水浒》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将原著中许多未了的恩怨进行了酣畅淋漓的了断。比如饱受高俅父子陷害的林冲终于擒得高俅父子，祭慰了林娘子的在天之灵；软弱的程小姐为报满门尽门之仇几次三番毒杀董平，最后自杀身亡，以其生命悍其贞烈；原著中的充气玩偶扈三娘则是手刃李逵，让欲杀李逵却又徘徊不定的朱仝由衷感叹道：“感谢贤妹！真正女英雄！我朱仝枉然为人，大半世怀恨在心，几次不好发作。贤妹，你真好气概！好胆量！我朱仝真正惭愧死！”这些对原著合情合理的续写，不仅大快了读者之心，也让原著看起来更加真实而富有人情味。
《残水浒》虽然视角独特，艺术水准尚佳，但人物性格在与原著的承接上仍旧显得有些生硬，缺乏转折铺垫。比如一开篇梁山好汉便显示出貌合神离的景象，完全没有原著中“上应天星”，生死与共之感；而且为了达到独恶宋江的目的，写宋江为求招安，同时向金国、赵宋暗送秋波，这就大大背离了原著对于宋江忠义形象的定位。宋江虽为达目的有时的确会不择手段，但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还是立场分明，不容有污的。不管怎么说，《残水浒》都是对《水浒传》一次大胆的重新解构，是必将具有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的一部水浒续书。
《续水浒传》——[民国]冷佛著
冷佛的《续水浒传》，于1924—1926年间连载于长春《盛京时报》，共二十回。与民国时期的其他水浒续书一样，《续水浒传》也是从卢俊义惊梦写起。由于对梁山前途命运的认识不同，梁山人马逐渐分成两派，以林冲、鲁智深为首的多数将领主张招安，而以宋江为首的少数将领则暗中破坏招安，心怀不轨、图谋大举。最后，小说以张叔夜活捉宋江押送东京、大多数梁山头领接受招安而结束全书。
冷佛的《续水浒传》乍一看与《残水浒》视角相同，内容相近，但细审之却发现，《残水浒》重在梁山内部的矛盾和分化，而《续水浒传》则着眼于外部的盗匪猖獗，山头林立，委婉表达的是民国时期中华大地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是典型的一部借水浒而讽时弊的小说，反映得是作者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续水浒传》不但立意高远，而且笔法精湛，对于梁山内部分化瓦解的过程描写得细致入微，合情合理，不似《残水浒》般那么生硬。该书起笔与《水浒传》连接流畅，过渡完美，随着情节发展，将宋江联合群雄独霸天下的野心与林冲等人心系招安，急欲救国的忠义之间的矛盾渐次展开，意外之余又感觉合情合理，避免了一脚踏空的突兀之感。《续水浒传》中的宋江因为周围环境的改变，使其埋藏心底称霸天下的企图变成可能，于是野心如荒草般开始疯狂成长，发出了与《水浒传》中宋江慷慨话宿愿截然不同的声音：“你我聚义，有甚的可怕的?得了意时，俺作个汉高祖，不得意时，就回俺梁山泊，也大方吃酒肉，论套穿衣裳。莫说没事，就闯出大祸来，似俺这当押司的、当教授的，也算这一生一世没有白来。设或有成，不都是赚的吗？”而此时以林冲为首的绝大多数梁山好汉都倾向于招安效忠朝廷，尽快结束割据乱世，救天下苍生于苦难。政治路线的尖锐矛盾，迫使宋江铤而走险雇凶刺杀林冲等，导致兄弟失和，梁山内部关系彻底破裂，最终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续水浒传》与其它水浒续书不同，它的着眼点不在于梁山的前途命运，而把重点放在了渲染大宋朝内忧外患、矛盾重重的社会环境，是作者对所身处的战乱时代的一种控诉和担忧。众所周知，冷佛创作《续水浒传》的年代正是中央集权松散，割据军阀横行的年代，这与书中所展现的山头林立，朝廷无能景象十分相似，作者借梁山内部的路线斗争，实则批判了像宋江一样为一己私立进而图谋天下，退而割据地方的军阀投机心态，迫切希望能够还权于中央政府，尽快结束纷争走向一统，使国家各项建设早日走向正轨。作者的良苦用心尽在洋洒笔墨之中，此书也是时代催生的一部喻世之书，是时政与古典名著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
《古本水浒传》—— [民国]梅寄鹤
《一百二十回古本水浒传》（简称《古本水浒传》，下同）是《水浒传》诸多续书中最为特殊的一本，从它面世之日起便掀起轩然大波，成为水浒研究领域最为白热化的焦点话题。《古本水浒传》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倒不在于其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在于它的真伪之上。许多人穷尽一生旁引博证，深挖细斟，为了证明它的真伪可谓不遗余力。否定者认为此书狗尾续貂，鱼目混珠；肯定者则称其为“埋没的珍珠”，遗失的瑰宝。为此唇枪舌剑，笔来墨往，差点就要隔空叫骂，刀枪相向了。但在1992年张国光发表了《伪中之伪的120回，<古本水浒传>剖析》之后，几乎便确认《古本水浒传》系其序作者梅寄鹤所伪续，其中最为有力的证据便是梅寄鹤的女婿王天如所撰《关于<古本水浒传>》中明确地提到梅寄鹤“在进入中西书局后按照施耐庵的笔法思路，从原有情节中推演生发，关合连贯，继续撰写了后五十回，托名施氏原著，称为《古本水浒传》”。不过即使如此，仍有学者坚持《古本水浒传》为施公原著，虽然话语微弱，但也不必轻言否定。姚看江湖觉得真理之事向来都不以多寡而论，所有的推定假设都是无穷近地接近真理，但未必就是真理。《古本水浒传》究竟是不是古本，只要有一线的可能，就不必急于否定，一切都要看将来是否能有惊人的考古发现。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梅氏伪托可能性确属最大。
说完关于《古本水浒传》最为热闹非凡的真伪问题，再来谈谈诸多专家学者都甚少谈及的该书主旨和情节设置。《古本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同于贯华堂本《水浒》，只是在七十回末做了一些改动，而后五十回却与通行的《水浒》在内容上大相径庭。在后五十回中，好汉们依然在水泊梁山继续着他们的英雄事迹，自始至终都没有受到朝廷的招安，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续本，或者说只是将七十回本的水浒进行了时间的延续，并没有就梁山出路这一敏感性问题进行探讨。《古本水浒传》既自称为古本，在主题思想、叙事方式、情节描写和人物塑造上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原著的高度统一。该书在主题思想上紧扣《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主线，倾注大量笔墨描写了梁山与腐朽官军、地方恶霸、绿林强盗等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将原著中“替天行道”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升华，同时将原著中嗜杀与歧视女性的思想也一并承袭下来，使人读来绝无接续之感；在叙事方式上借鉴了《水浒传》中后期最主要的“钟摆式的叙述方式”，即为了某一目的下山，然而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功德圆满回山，完成一个钟摆叙述。许多个“钟摆式叙述”的叠加便形成了既丰富多彩又不觉单调乏味的精彩故事；在情节描写上承袭了《水浒传》规模宏大却在细节处井井有条的描写方法，使许多复杂的场景读来浅显易懂，不感繁杂；在人物塑造上不论是对原有人物的再发挥，还是对全新人物的新塑造，都很好地遵循了原著的风格，没有丝毫生硬堆砌之感。
《古本水浒传》虽然在结局上没有突破原著的既定范畴，在情节上也没有重大创新，但它无论是主旨还是细节，都最大限度地与原著保持了很好的连续性，即使是伪托之作，也可谓与施公笔法风格最为一脉相承之作。
《水浒新传》——[民国]张恨水著
张恨水先生的《水浒新传》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正值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张先生笔下水浒人物慷慨激昂的英雄事迹和视死如归的赴难精神对鼓舞全民抗敌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一部如《义勇军进行曲》般蕴含着浓浓爱国情怀的鼓舞人心之作，为那些蜗居于孤岛上海的人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希望和慰藉。
《水浒新传》开篇描写梁山兄弟盼望朝廷早日招安，蔡京等人阻塞招安之路，朝廷派侯蒙招安山寨，又被高俅、童贯害死，以致众人“有家难投，有国难奔”。后因探知童贯攻打方腊，梁山众人自危，吴用、卢俊义会同阮氏三雄出海探路，意欲到海上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海州，吴用泄露形迹，众好汉被张叔夜围困，张叔夜说明招安之意。卢俊义回寨告知宋江，宋江等人欣然接受，于是梁山泊人马往海州投诚反正，“从此梁山泊只剩下四周湖泊，一片丘陵，作了渔翁农夫的世界。”梁山三万人马改编成海州忠勇军三十营。
之后风云突变，金国大举南侵，山河破碎，百姓蒙难，代表大地主大官僚的朝廷军队纷纷不战而退，相反以梁山为代表的贫苦出生之士却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奔向抗金前线。书中浓墨重彩地重新塑造了卢俊义这一人物形象，将宋江的忠义、吴用的谋略与卢俊义的绝世武功融为一体，成为领导众好汉北上抗金的中坚力量。书中借卢俊义率领义勇之士孤军北上抗金的英雄事迹热烈歌颂了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抗日勇士，而卢俊义口中“大丈夫生在人世，于可为之时，有当为之事，却不可放了过去”、“誓当竭尽忠贞。上报国恩，下答知遇，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今晚我们突围，死生在所不计。大丈夫为国尽忠，死在疆场，那是本分”无不真切地再现了那些抗日勇士们当日赴前线以血肉之躯与日寇钢铁战车对抗的舍生忘死精神，是中华民族舍身报国思想的集中体现。
《水浒后传》——[明末清初]陈忱
《水浒传》诸多续书之中，秉承《水浒传》主旨，延续水浒人物气质，连缀水浒情节最好的当属明代陈忱的《水浒后传》。陈忱的《水浒后传》是从百回本的《水浒传》结尾处开始续起的，作者接受了梁山好汉受招安、征讨辽国、方腊，最后宋江等人被奸臣鸩酒毒死“神聚蓼儿洼”这一结局，在叙事时另辟蹊径。《水浒后传》根据《水浒传》关于李俊“乘驾出海”、“投化外国”、“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的叙述演化而来。小说以“天败星”阮小七开篇，通过阮小七的星号以及所遭遇的种种迫害，强烈地预示着风雨飘渺的北宋王朝不可阻挡的败灭进程。书中承既“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水浒主旨，将动摇王朝根基、迫使好汉重新聚义的根源指直以蔡京为首的贼佞集团。正是蔡京等奸臣：“凡系梁山泊招安，不论居官罢职，尽要收管甘结”的行文才又将梁山好汉重聚。最终，在朝廷的排挤和打击之下，在与地方恶霸的斗争中，在抗金时与叛国贼的对抗中，梁山好汉坚守忠义，英勇抗争，并且到海外谋求发展，避免了《水浒传》中的凄惨结局。
陈忱很好地继承了施公赋予原著的思想灵魂，无论是人物刻画的细致入微点，还是谋篇布局的气势恢宏处，无不与原承袭一体，贯穿如一。同时在不损害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又敢于创新，大胆开拓，以侠肝义胆，精忠报国的思想，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笔法，将水浒的最强音奏向了更加深远，是公认的一部对《水浒传》最好的正面续书。
《荡寇志》——[清]俞万春
在《水浒传》诸多续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荡寇志》，这部小说从问世之日起便饱受争议。爱它者认为这是一部匡扶正统、抑制祸乱的忠义之作；恨其者认为它完全是一部污蔑起义，歧视革命的献媚之书，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可以说此书是水浒诸续书中读者立场最鲜明，爱憎最明了的一部书，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持中立观点看完此书，除非他不曾受《水浒传》一丁点儿的影响。《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作者俞万春（1794—1849），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1826），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间 “三易其稿”，首尾历22年，是俞万春的心血之作。俞万春生于清朝鼎盛的乾隆道光时期，他的立场和经历决定了此书诋毁梁山、维护正统的基调。该书从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续起，主要塑造陈希真、陈丽卿父女作为正面形象，描写对梁山好汉的围剿和镇压。小说刊刻于咸丰二年(1852年)，为《水浒传》翻案之作，对后世小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此书，姚看江湖接触甚早，几乎是与《水浒传》同时，当时完全是冲着“梁山”二字去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部反水浒的小说。观看此书的过程完全是怀着“民族恨、阶级仇”的义愤填膺心态看完的，每到梁山战败之时，便怒不可遏，几欲撕之。梁山好汉形象之高大在当时十来岁的我心目中，不压于今时今日金太阳在朝鲜人民心目中的神圣。看到梁山好汉沦为反派，惨遭诋毁，简直让人怒不可遏！从此该书便远离我的视线，被我永久屏蔽直至今日。为写此文，我才又一次翻阅了《荡寇志》的相关资料，感觉却与当年大有不同，或许这与年龄、阅历以及看问题的角度有关吧。首先，不得不承认俞万春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将人物、故事与原著糅合的如此完美，堪称反水浒题材的经典。倘若俞万春不受原著的诸多羁绊，潜心创造一部独立小说，其水准相信不会比《水浒传》本身相差太多。鲁迅先生就曾盛赞《荡寇志》的艺术水平：“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黄摩西甚至说：“《荡寇志》警绝之处，几欲驾耐庵而上之。”其二，《荡寇志》虽然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也不能因为热爱《水浒传》就一棒之将其打死，毕竟《水浒传》中也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荡寇志》算是它的一面镜子，对于客观理解水浒也有很有帮助。要想认清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对手眼中的自己，对于赏析名著亦是如此。
《金瓶梅》——[明]兰陵笑笑生
举世瞩目、万人景仰，陪无数宅男骚客走过寂寞难耐岁月的千古名著《金瓶梅》，无疑是《水浒传》众衍生作品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深远，内容最“糟粕”的一部奇书，其地位意义已经直逼《水浒传》本身。《金瓶梅》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水浒续书，可能说它是衍生作品更为贴切。本期《水浒TOP10》之所以起名《水浒十大衍生小说》，而非《水浒十大续书》之名，则完全是因为这部《金瓶梅》，足可见此书在姚看江湖心目中的特殊地位。《金瓶梅》的内容已无须多讲，因为它早已深植人心，每个人闭眼处都能浮现出那些堪称华彩的惟美场景；《金瓶梅》的“糟粕”也无须再批，因为它本就是人性的真实绽放，正如我们津津乐道于美食的诱人而毫不避讳一样；《金瓶梅》的地位根本不必再质疑，除非是心存扭曲的非正常之辈，才会借批此奇书来掩盖自身的无能。《金瓶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书的范畴，完全是一片可以给心理荒漠带来希望的绿洲，一朵可以拯救久旱禾苗于绝境的云雨，一根可以让低级趣味升华为艺术的魔杖。自《金瓶梅》诞生之日起，不知让多少无知之人窥探到神奇技法的眼花缭乱，让几多干涸久旱之士经历雨露滋润的酣畅淋漓。相信任何男人都向往过西门大官人的逍遥快活，任何女人都渴望过葡萄架下的自由奔放。总之，无论何时何地，《金瓶梅》都是中国人爱之也深，讳之也深的特别之书。《金瓶梅》实是《水浒传》无意中带给世人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