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教育情怀之二 马相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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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花一世界。

        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面前，固然微量如豆，却也能烛照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

        如果说后稷的教民稼穑是杨凌人总也说不完的一个美丽的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更是杨凌人的骄傲，中国农业的骄傲，你会不会想起学校前身的筹备、创办人、校长于右任先生。你又是否知道在他的身后有一位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的爱国老者、60岁后倾其家产，三所大学的创办人---马相伯。民国时期的教育先驱我们知道蔡元培、胡适、或陈独秀等，马相伯，一个让人好陌生的名字。

生 平：（1840—1939）江苏丹阳人，11岁到上海求学，自此常居上海。原为天主教神父，后进入仕途，曾为李鸿章幕僚。60岁后毁家兴学，捐出全部家产办教育。

师 承：毕业于徐汇公学。

高 徒：于右任、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陈寅恪、胡敦复……

核心理念：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教育实绩：三所大学的创办人，其中震旦公学、复旦公学为一力创建，辅仁大学是倡议人。

        马相伯一生的传奇，始于1851年。11岁的他瞒着家人，带着悄悄积攒下来的铜钱离开家乡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一个人走了11天，走到了大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徐汇公学读书。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三十年，给了宗教；中间三十年，致力于政治；后四十年，为教育呕心沥血。按照同样参与“马相伯研究”课题的复旦学者陆永玲的说法，从事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既非马相伯的初衷，亦非他早年的兴趣。他先是接受了长达19年的耶稣会的西方教育，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等多国语言，在30岁那年成为司铎神父；接着，一方面他和外来神父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兄长马建勋在官场上的发达，使他对献身教会产生了动摇。1876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耶稣会，投身政治。“他年富力壮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李天纲）。在不断碰壁之后，他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样，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马相伯在仕途上最失意的一次，要数1886年他奉李鸿章之命，赴美为大清海军筹集资金。李鸿章本想筹2500万两银子，没想到美国投资者太热情，有24家银行愿意向清政府提供总额为5亿的贷款。马相伯大喜之下通报李鸿章，没想到等来这样的回电：“办法甚当，朝廷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怎么办？进退维谷的马相伯，最后只好厚着脸皮溜出了美国。回国之前他去了一趟欧洲，访问了欧洲几所著名学府。此次欧美之行，“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深深地刺激了他。由此，他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我们大家今天在那里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  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

  　    对政治心灰意冷之际，两件事情像最后那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他是1878年在山东机械局总办任上结婚的）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死于海难；两年后，他母亲沈氏去世，临终时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1897年，他决定重返教会，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交给教会保育，自己则回到徐家汇隐修，并做了一生中最惊人的一件事：将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某种程度上，这是重返教会的交换条件，也是他自认命不久矣、亟需完成办学愿望的破釜沉舟之举——他没有料到的是，以后他还有四十年的时间为教育奉献一切。

        既然是交换，耶稣会就不是很把办学当一回事。1898年，参与新政的梁启超邀请马相伯主持建立一个译学馆，选址在上海。但是，计划还没实施，“百日维新”就夭折了。要到几年后，办学的契机才再次出现。1901年秋天，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希望马相伯教他拉丁文。马相伯说，你已人过中年，一个人学没用，不如找些年轻人一起学。于是，蔡元培找了24名学生，跟马相伯一起学拉丁文，日后这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名声赫赫：黄炎培、李叔同、胡敦复（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邵力子……

        这个小学习班，使马相伯名声远扬，各地青年纷纷赶来求学；同时，南洋公学闹学潮，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无学可上——这样一来，既然有需求，办学堂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马相伯自任监院（即院长）。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立即著文称善：“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院，吾喜欲狂。”这一年，马相伯63岁。他为学校规定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

        朱维铮教授，当年是“马相伯研究”课题的学术带头人。在《大师·马相伯》专题片中，他这样评价道：“马相伯有很多的创造，比如他主张文理并重，主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主张必须训练严格的逻辑思维。现在中国最早的形式逻辑的教科书是马相伯编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黄书光著有《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他对马相伯同样有很高的评价：“我们大家今天在那里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他所设计的课程、教育方法，都是他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原创力。还有一条，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马相伯是非常爱护学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的人、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于右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04年，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到了上海。马相伯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以化名“刘学裕”（即“流亡学生于”谐音）入读震旦，并对他谆谆教诲：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

        后来于右任曾有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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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与于右任合影）

          因马相伯“有教无类”的思想和对学生的爱，让于右任走上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也为他后来创办学校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使马相伯和作为主办方的耶稣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1905年年初，冲突演变的结果，耶稣会出手驱逐马相伯，让他“无病而入病院”，欲夺回震旦的控制权。但神父们忘记了，震旦的首批学生，部分来自堪称学生运动策源地的南洋公学，岂是唯唯诺诺之辈。在校务行政上，震旦是实行学生自治制度的，遂推举沈步洲为会议主席，决议退学。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台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结果全校132名学生中有130名签名退学。

      退学学生推举邵力子、于右任等7名学生代表，去找马相伯，说：马院长，我们已经退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马相伯老泪纵横，终于决定离开震旦，另办新校。

        1905年9月，经过马相伯、严复和退学学生领袖叶仲裕、于右任等数月的奔波筹划，复旦公学在吴淞成立。“复旦”者，取自古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寓意新学校像朝阳一样，也有光复震旦的意思。马相伯为校长，留美的李登辉主持校务，由学生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分管学校行政，仍和震旦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制度。马相伯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后来被写入复旦校歌之中，成为复旦人DNA的一部分。

      奋勇救国，呼号抗日老青年。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93岁的他发表演说，奋勇救难，“我国民其猛醒，我国民其亟起”。 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会者共勉。1937年抗战爆发后，98岁高龄的马相伯发表了“钢铁政策”的广播演讲，唤起国人誓死抵抗。

        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在回忆爷爷时说：爷爷没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也没留给你，你恨爷爷不？马玉章明白，爷爷所说是“连你的钱也没留给你”是用别人捐给她的1万元的生活费、教育费创办了启明女校。那是1939年4月爷爷留给她最后的话。

      马相伯传奇的一生让读到他的人为之振奋。

      正如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国人叫醒”。

        马相伯这句自嘲的话让人寒颤。是啊，谁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呢？

        后世对他的纪念仅有1952年，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教科书里我们找不到他。

      曾经，贫瘠没有摧折他们，战火中的颠婆琉璃没有动摇他们，他们的爱国心、家国情怀，似曾被辜负？他们为政治所伤、为时代所伤、为自己热爱的国家所伤，虽悲情，但豪情。马相伯，从一个基督徒、到一个爱国者，他的思想要经历怎样的翻江倒淘和置换呢?

      时光流转，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不仅从西方、也开始从历史尤其是曾被湮灭的历史中汲取资源和营养，养育今日智慧及精神，以启未来。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拂去尘埃，曾经的历史开始浮现，变得丰满和具象。

      原来世间多英雄，故国自是竟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