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五十年－船大难调头

晚清五十年－船大难调头

中国近代史上，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70年，定为晚清。 此七十年，国力日衰，而列强风起云涌，对中国步步紧逼，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虽有所谓的同治中兴，然积弊太深，势头难以扭转，晚清的历史，更是一部悲壮史。

太平天国的运动的兴起，席卷半个中国，内乱让经济衰败，国力根基大伤。而在此期间，几个晚清重臣浮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逐步兴起，对晚清政局影响甚深，由是所记晚清五十年之由也。

著名的曾、赵对话中，关于清朝还能维持多久的争辩，成就了一段末世预言，果未超过50年，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那么，清朝的最后50年，我们失去了什么机会呢？

首先、科技的研究和运用错失。电线电报、铁路，这些当前司空见惯的东西，在当时却是天大的另类。如电线电报被认为“奇技淫巧”，顽固派认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甚至当时许多洋务派大臣都反对，当时的中国之封闭由此可见。凡事都要问“姓什么”，再次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在清王朝整体保守、盲目清高的大环境下，要变革非常困难，以奕譞的位高权重，都不敢大张旗鼓主张修铁路。在修铁路上，李鸿章1881年修了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修成后正式报朝廷说是“马路”，当时由马拉之。直至1886年清廷才决定铁路事宜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这时才开始讨论先修哪里后修哪条铁路的问题，中国和外国的差距又拉远了10年以上。海军成立之初，虽设了重臣”总理“，但在机构设置配置人员无专人专署办公，均为兼任，李鸿章为协办，其实形成合力尚难。在后来的几年，倒也投入了不少银两，甚至一时在全亚洲可排第一二。但在慈禧为办大寿修园子，挪用海军费用，关键时刻投入不足，以致被日本反超。加上管理、用人的问题叠加，至有甲午惨败，近代海军灰飞烟灭。

其次，对外交往的缺位。乾嘉之际这两次英国使臣来华要求通商、互派使节，本为中国稍敞大门，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历史机遇却被丧失。这种“礼

仪”之争背后却潜藏着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冲突。英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己的文化建立在现代科学与经济制度之上，因此最先进，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代表；中方则认为自己永居万古不变的宇宙秩序中心，处于“万邦来朝”的地位，自己的文化最完美，由此派生的礼仪是文明基础，理所当然负有将“生番”教化成“熟番”的责任。在六七十年代处理的琉球人被台湾人误杀及英国人马嘉理云南被杀事件，一方面是清朝国力太弱没有谈判筹码，另一方面更是朝廷里外上下都没有外交理念和对外交流思维，导致谈判非常被动、付出代价非常沉重。

最后，社会制度的落后及变革过慢。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使清廷丧失了最后生存的机会。在变法上，梁启超提出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即实行君主立宪。君权尊则国威损，只有一人绝对权威，结果是官民都“愚而不能智”。“无一人可称为完人者”，确实是中华民族千年之叹。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决定了可与科技相得宜彰，协同发展，几千年来的封建体制，遗毒甚深，生产力无以改变和提升，在近代西方科技快速发展的时候，自然就落后至一无是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