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8月8日，一名男婴降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武士家庭，他就是后来被视做魔鬼的日本情报员——土肥原贤二。当土肥原贤二降生的那一刻，也许他的父亲，日军陆军少佐土肥原良永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次子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会成为西方记者眼中的“东方劳伦斯”，关东军中的“三羽鸟”之一，染上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最终走上冰冷的绞刑架……
他是武士后裔，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被中国人称为“土匪原”，处处给人“憨厚淳朴、诚实可靠又乐于助人”的亲切感，但又是“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幕后推手。他在情报阴谋方面所展现的天赋和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精华”所在，美国记者马克·盖茵称他是“本世纪最大的政客和秘密间谍之一”
1913年土肥原贤二来到中国后，随即在关东军中服务，同时长期担任日本军人坂西利八郎中将的副官，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正如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所说的那样，土肥原贤二一露面，就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
策划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这起事件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制定，土肥原贤二参与策划。
关东军所代表的日本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土肥原贤二在这起事件中又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事情还得从张作霖的起兵发家说起。
1916到1928年，国内军阀混战，中国一度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在众多军阀当中，“东北王”张作霖拥有最大的地盘，也是势力最强的军阀，而张作霖的起家竟得益于日本的援助。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当时，日军正是利用了满洲土匪袭击了俄后方才从俄国人手里夺得了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得到了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权，而张作霖就是当时为日本效劳的首批土匪之一。
为了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张作霖先是窃取奉天督军兼省长的职务，掌握奉天军政大权；继而安插亲信，派兵进驻黑龙江。到后来，张作霖在独霸东北的问题上只差吉林这一步，而时任吉林督军孟恩远却进行了强烈抵制。1919年，张作霖和孟恩远准备一决高下之时，日本军队介入此事，导致“宽城子事件”爆发，孟恩远下台，张作霖不战而得吉林，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期间，土肥原贤二积极策动关东军援助奉军，并且“动员有关的中国人员对凡与吴佩孚有关的银行钞票，一律停止兑换”，断了吴佩孚的财路，再加上部下冯玉祥临阵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兵变，赶走了吴佩孚，张作霖一下子便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实际上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统。
之前一直靠投靠日本雄霸东北的张作霖一下子变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统帅，便不再愿意继续受日本人的控制。张作霖开始拉拢与英美的关系，甚至还请了一名美国顾问。对于张作霖的变节，日本政府十分不满。1927年夏天，日本田中义一上台执政。日本的对华政策由原先的“协调外交”变成了“强硬外交”，日本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离的侵略方针。
1928年蒋、冯、阎、李联合北伐张作霖，奉军节节败退。此时，土肥原贤二接受了参谋本部的命令，出任张作霖“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一职。目的是保持与奉军的紧密联系，同时搜集各军阀的信息，其实就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然而，关于张作霖的消息只有节节败退。土肥原贤二试着劝张作霖离京返回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控制，却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土肥原贤二想，如果张作霖这样不听安排，以后必定是“满洲”独立发展的障碍，于是就决心除掉张作霖这块绊脚石。
土肥原贤二找到关东军司令部驻奉天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商讨除张方案。此前，关东军司令官村冈曾建议借华北日军之手，在北京直接解决张作霖。土肥原贤二明确反对，他认为北京处在舆论中心，影响太大，一定得等到张作霖离京再做行动，这一想法得到了河本的赞同，两人便抛开村冈的想法，单独行动。工兵出生的河本主张爆破，土肥原贤二则通过北京铁路的调车场调度室里的间谍提供张作霖的具体车厢位置。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离京回东北，临行之前，曾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晚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次日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爆破按钮，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自己也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时年54岁。根据河本的证词，土肥原贤二曾在北京站送张作霖的时候回到奉天，用密语电报报告了张作霖的车厢。而“皇姑屯”事件之后，土肥原贤二也成功晋级为大佐。
策划九一八事变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后被中国军队缴获。次日，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中村等四人。但在前期审讯过程中，一个小小的细节竟成了日本进犯东北的接口。
在审讯中村震太郎时，其佩戴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恰巧又被东北军屯垦三团团部司务长李德保无意间捡到并据为己有。后来，李德保去洮南府嫖娼的时候，为了凑够嫖资，将手表押在了大兴当铺。不知怎么，这个消息被时任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知道了，便当即命令川岛芳子赶到齐齐哈尔，诱捕李德保，夺得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手表。
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东北，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便责成土肥原贤二“便宜行事”。中村震太郎的手表便成了“突破口”，可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在“证据”到手后，日本方面便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
1931年8月18日，土肥原贤二到达沈阳并被任命为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表面上，是为了调查中村震太郎一案并就此与中国当局交涉。而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此行的目的是摸清和查明中国武装力量的实力、训练情况、通讯现状以及平民人口的状况。在其最后到达沈阳之前，他已对上海、汉口、北平及天津做了一次深入的考察旅行，而这与调查中村案完全无关。
就在中国当局竭尽一切努力来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以致于驻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和新闻界人士认为一个友好解决中村案的方案即将出台之际，土肥原贤二对中方的解决方案提出质疑。因为，在深入考察之后，土肥原贤二已经认定中方已无抵抗实力。
1931年9月初，板垣及其他关东军参谋部军官以中村案为借口正密谋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土肥原贤二认为如果有必要，越快越好。根据土肥原贤二的建议，一个一贯坚持将满洲置于日本掌控之下的军人——参谋部的建川被派往沈阳，土肥原贤二随后也马上到了沈阳。就在建川出现在沈阳的那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铁路警备队在沈阳柳条湖附近安放炸药，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炸毁，然后将这一起自编自演的闹剧，栽赃到中国人头上，编造中国军队炸毁铁路，袭击日本军人的谎言，借此发动战争。在东北军放弃抵抗之下，沈阳、锦州等地相继沦陷，日军迅速侵占东北全境。
策划成立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但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土肥原贤二就一直在寻找机会扶持“满洲国“傀儡政府。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围绕着如何处理满洲的地位问题时发生了争执。板垣征四郎提出全面占领“满洲”，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这样日本就可以以东北为后盾，占领中国、统治南洋。石原莞尔表示反对，他认为，未来的“满洲”应该形式上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日本人的。他担心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永无宁日。两个人因为不同意见产生了争执。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出，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方案，首脑则由清宣统帝溥仪担任。
土肥原贤二选择溥仪有以下两个考虑：第一，当年冯玉祥发动政变赶走溥仪时，是土肥原贤二在他走投无路时将溥仪接到天津日租界保护起来的，土肥原贤二对溥仪有救命之恩。第二，溥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心理一直想着复辟帝制，身份地位又符合傀儡政府的要求，适当游说下一定能让他出面“执政”。土肥原贤二的计划得到了支持，最终确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于是土肥原贤二便开始了他挟持溥仪的计划，而计划的成功也为土肥原贤二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巨大的荣耀。
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静园游说溥仪。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没有任何野心，“满洲”人民在张学良的统治下过得不好，日本人出兵也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时欺骗溥仪说，“满洲”人民特别希望溥仪可以去东北光复帝业，并向溥仪担保新的国家是帝制，溥仪可以自主行使权力，新国家也会受到日本的保护。至于如何到达东北，土肥原保证全由他来安排。但由于自己和土肥原贤二会面的事情遭到了媒体的报道，溥仪开始质疑土肥原贤二的计划。
为了让溥仪尽早动身前往东北，土肥原贤二又策划了一系列插曲。根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在离开天津之前，他曾收到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又后来他又收到了一筐水果，里面竟然是炸弹。土肥原贤二便称全部是由张学良策划的，为了就是伤害溥仪。
实际上，夹在水果中的炸弹确实是张学良派人送去的。张学良的初衷是想警示溥仪，让他保持清醒，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但此时溥仪早已害怕得很，水果炸弹事情不仅没有让溥仪理智，反而吓得他赶紧派人去找土肥原贤二要求离开静园。
由于与日本军方有矛盾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奉日本外务省命令监视溥仪，不让他离开天津，媒体也一直在关注溥仪的动向。土肥原贤二坚持既定计划，并于11月3日告诉桑岛主计说，将溥仪挟持到营口，日本方面可以佯装与己无关。同一天，又对领馆人员指出，满洲的事态完全是由当地的中国军事当局的活动所致，万一为挽救局面，废帝登基在所难免，日本政府如进行制止将导致暴力。并扬言一旦日本政府不同意干预，关东军将脱离日本政府，且比谋杀更严重的事件将在日本发生。为了让溥仪隐秘地逃出，土肥原贤二又使用了一些“特殊手段”。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贤二命人纠集流氓组成千余人的便衣队，在驻津日军的配合下，直接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由于这伙乌合之众不穿军装，没有番号，因此又被称作“便衣队暴乱”。土肥原贤二通过驻津日军司令部下令戒严，开来负责保护溥仪的日军铁甲车，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封锁起来。随后，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备厢里，被偷偷运出静园，然后化装成日本军官，搭乘一部日军司令部汽车来到英租界白河码头，再乘日本汽船离开天津。溥仪后来回忆说，二十年后，他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他的日籍侍从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溥仪和船上的人证与船同归于尽。当时溥仪的位置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而溥仪“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可见土肥原贤二是做了不少准备的。
当时的《天津商报画刊》从11月15日至12月底，以20多篇文章、30多幅图片连续报道了天津事变和溥仪出走的始末。溥仪后来也在《我的前半生》中讲述了出走的过程：
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溥仪《我的前半生》）
但由于计划不周，溥仪当时的皇后“婉容”没能一同带出，为了让溥仪能够安心“执政”，在溥仪的要求下，土肥原贤二又安排他手下的间谍川岛芳子赴天津把婉容也接到了东北。1932年2月16、17日两天，所谓“满洲国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月28日，溥仪正式公布 “建国宣言”，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皇帝。而此时的土肥原贤二不仅没有因为自己擅作主张挟持溥仪出逃得到责罚，反而由一个特务机关长跃升为陆军少将。
策划华北五省自治
在日本看来,华北的冀、察、晋、绥、鲁五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要保障他们已攫取的东北四省的利益,并继续侵略中国,就必须使华北地区和中国本土的其它部分分裂开来。为此,他们制订了“分离华北”,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侵略计划。
“华北自治运动“计划的制定,是由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派遣军司令梅律美治郎,于1935年4月进行策划的,并得到东京参谋本部和陆相头目的同意,后由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具体制订实施的行动计划。
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于二次大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说:“我参与帮助起草有关策划这一运动的文件,在起草计划进程中,感觉到在发动这一运动中,尚缺少一个明确的动机,而事实上非有这样一个不可,因而感到困难,后来经板垣、土肥原和佐佐木到一研究后,乃选择了`反共这个口号作为树立华北自治政权,的目标。这个令文经东京批准后,土肥原即衔令去北平。”据此得知执行“自治运动”的人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1933年8月，土肥原贤二因功绩显赫再次被内定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一个月前，国民政府与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关东军权限扩大到长城以内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土肥原贤二有机会把磨爪伸入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有北京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保定的商震。土肥原贤二想把这四人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的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这样既可以削弱南京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又能够削除该地区对“满洲国”的威胁。他对四方分别进行了游说，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土肥原贤二只得将突破口转向冀东的殷汝耕，因为他在冀东拥有一支保安队，并且作为亲日派，他曾代表国民党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土肥原贤二立即对他展开了攻势，他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突破口，首先掌握其中一人，使他与翼东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部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于是，土肥原贤二积极与殷汝耕取得联系，殷汝耕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决心，立即举起了反蒋亲日的大旗。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第二个汉奸傀儡政权。尽管殷汝耕的威望远不及宋、阎、韩、商四人，但是毕竟有了进展。土肥原贤二要以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更进一步扩大”华北自治“的范围。
在成功策动殷汝耕“自治”之后，土肥原加贤二紧策动宋哲元。宋哲元虽不愿意当汉奸，但是也以此为筹码向蒋介石讨价还价。土肥原知道了宋哲元的难处，便对症下药。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交涉，12月初，宋称病离开北平到了西山别墅，此后不久，宋哲元突然宣布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贤二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
为了继续策动“华北自治”，日本通过与宋哲元进行所谓“冀东问题”、“共同防共”等一系列谈判，并以增兵华北、武力暗杀等手段企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但是，日本的阴谋并未实现。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无疑是宋哲元利用日本，向南京政府索权的结果，然而宋哲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迎和日本的华北自治，而是要为了自保。1937年4月，日本内阁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决定今后“不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历时两年之久的“华北自治运动”宣告破产。
在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之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了“七七事变”、“徐州会战”等战事。在徐州战事中失败之后，土肥原贤二又重操旧业，在上海建立了“土肥原“机关，开始在南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1945年9月，土肥原接任第1总军司令官，但仅任一天便被盟军逮捕，送上了远东军事法庭。
土肥原被绞杀
1946年5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次长秦德纯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他前往日本东京出庭作证的通知。启程之前,蒋介石对他有两点指示,其中一点是:“要证明土肥原是执行侵略政策最重要的主持人。”
1945年9月13日，驻日盟军总部以战犯嫌疑逮捕土肥原贤二，关押在横滨刑务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第一批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策略。因为当时，关于他的犯罪证据严重不足，如果他拒绝提供证词，那么根据英美法律就不能对他定重罪。所以在两年多审判中,法庭上只有一次听到过土肥原贤二的声音。当庭长韦伯问他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他断然答道:“主张无罪。”此外,他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间他什么，不过他跟邻近座位的被告或跟自己的律师常低声交谈点什么。
当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参与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破坏进行战争的国际法规和惯例为由判处死刑后，土肥原就积极活动，妄想利用英美法律的漏洞来逃脱审判。
判决一宣布,土肥原就在美国辩护人的帮助下向美国最高法院递上诉书。当时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竟然将他的上诉书转交美国最高法院,并推迟执行判决。美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决定接受土肥原贤二等7人的上诉书,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进行审查。
这种做法遭到了中国法官梅汝傲的批评，最终，在国际舆论的抨击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阻止本国最高法院接受土肥原贤二等人的上诉书。1948年12月23日，在判决书下达41天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由两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完13级台阶，然后立正站着。行刑宪兵把黑布头罩套在土肥原贤二的脑袋上，随着一旁的执行官按下了绞刑架的电钮，土肥原贤二结束了自己罪恶肮脏的一生。
担任过英国驻东京大使的罗伯特·克雷吉爵士评论说，“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他（土肥原贤二-编者注）稍一露面，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即使把话说得悦耳动听，那里就都要出乱子。……他手段高超，不断地在中国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以此为侵略铺平道路。“历史是正义的，经过中国人民的坚决抗争，这个在中国生活三十余年的魔鬼，注定遗臭万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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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炎黄春秋》2017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