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哪辆车最能代表中国精神的话，那我想答案只有一个，红旗轿车。50多年来，“红旗”轿车身上发生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可你能想象得到吗，新中国第一辆红旗轿车的生产，竟然只用了33个昼夜！故事，要从1958年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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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毛主席走进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车间，两年前，这里生产出了我国第一批12台解放牌卡车。在听完厂长饶斌对工厂生产情况的汇报后，毛主席若有所思的说：“什么时候才能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啊！”造出一辆中国自己的小轿车，关系着国家的荣誉和尊严，这又何尝不是饶斌的期盼呢？当时，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轿车基本都是苏联或一些驻华使馆赠送的。一汽虽然成功造出了解放牌卡车，但由于诸多条件所限，轿车项目迟迟不能上马。毛主席的话包含了沉甸甸的寄托。虽然当时没有任何轿车制造经验，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图纸，但饶斌带领的一汽人并没有退缩。
1958年5月5日，中国第一辆自己制造的轿车终于诞生了，这辆车采用4缸发动机，最大功率52千瓦，百公里耗油10升，最高设计时速128公里/小时。取毛主席诗词“东风压倒西风”中“东风”这两个字的影印样作为标志，正式命名为“东风”牌小轿车。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小轿车！此时的饶斌顾却不上庆祝，他要马上把这辆车，送去北京！
1958年5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后花园中，毛主席坐上了一汽“东风”牌小轿车，在绕着草坪行驶了两圈后，老人家激动地走下车，不住地赞叹：“好呀！好呀！坐上了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然而此时的饶斌，却又皱起了眉头。
原来，在毛主席试乘时，他发现了一个细节，身材高大的毛主席，进出车门时显得并不方便。这也难怪，东风牌轿车只是一台普通的民用小轿车，连零部件都是按照最低使用标准仿制的，并不能代表一汽厂的真正实力。此时的饶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汽能不能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为主席献上一台真正的高级专车呢？
从北京归来的饶斌马上开始动员厂里的技术骨干，立项生产我国第一台高级轿车，并喊出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于是，这辆还未见雏形的轿车，也就被定名为“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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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下海口的饶斌，心里其实也在打鼓，虽然刚刚造出东风轿车，可大部分一汽人还从没见过什么高级轿车，更不知道该如何造一辆高级轿车。中央领导也知道一汽厂的难处，送来了几辆国外的高级轿车供技术人员观摩，饶斌把心一横，都摆在眼前了，还造不出来吗？很快，饶斌决定，就以其中一辆1955型克莱斯勒轿车为蓝本，试制新中国第一台高级轿车。
试制红旗牌轿车需要2000多个零部件，一汽原来的设备大多都是用来生产卡车零件的，用现在根本不上，制造设备又来不及，眼看着不合格的零件越堆越多，时间短，任务重，只能打破常规，饶斌和技术人员一合计，土办法，人海战术吧！
饶斌给自己的土办法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赶庙会”。庙会在哪呢？就在这一汽厂的中央大道上。从克莱斯勒样车上拆解下来的2000多个零部件在地上一字排开，一汽技术员和工人从一头开始，排着大队如同赶庙会一般，向另一头走去，看中了哪个零件，谁会做，谁敢做，谁就拿走，一汽员工热情高涨，不到半天，零件就没剩几个了。
任务有人领了，那接下来，红旗将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
在研制过程中，全厂集中全部铸造力量试浇铸V8发动机缸体，结果在铸造的100台缸体中，居然有97台是废品，在当时紧迫的环境下，只得先以"百里挑一"的办法选出铸件毛坯进行加工，最终成功生产出了V8发动机。
发动机可以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可精密的变速箱，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液压自动变速箱，现在看来很普遍，但在当时的一汽工人对它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赶庙会”时，其余部件都被认领了，单单这个变速箱，没人敢动。本来机修车间想抱走变速箱，但设计处硬是没让他们抱。设计处担心并非多余，既然连自动变速箱的原理都不知道，这东西抱回去拆成一堆儿，先不说能不能仿制出来，能不能再装起来都是个问题。要是装不起来怎么办？即使装起来了，不能再转怎么办？
后来这变速箱还是给拆开了。打开后一看，里面比机械变速器复杂多了，只知道有油管通进去，但如何管这么多操作却不明白。于是，技术人员开始分头找资料，终于在一本俄文书中的一个章节中，找到了描写克莱斯勒的液压变速箱的内容。技术人员熬了两个通宵把这个章节基本弄明白。然后立刻画了张油路图，紧接着，画出了红旗轿车自动变速箱的第一张结构图草图。
接下来，就是工人们展示手艺和智慧的时刻了，差不多用了20天，变速器总成就做出来了。试验室早就做好了准备，液压变速器一到，立刻装上台架做试验，就这么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地试。试验-出现问题-解体-检查-重装-再试验，这样也不知拆了多少次，装了多少次，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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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发动机和变速箱是汽车的心脏，决定着汽车的生死，那么作为汽车皮肤的车身，同样重要。一般来讲，制作车身需要先按照图纸制作一整套模具，然后再用这些模具多次压制才能最终成型。但当时时间紧迫，连图纸都来不及画，更别说做模具了。厂长饶斌和设计师们一讨论，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既然没时间，那咱们就直接用锤子敲。
整车都用锤子敲出来，天底下真有哪个师傅有这个本事吗？就在饶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拥有丰富钣金经验的上海师傅陈福贵，应召而来。
陈富贵在上海专门维修进口高级轿车，拥有丰富的钣金经验，尽管如此，敲出一辆整车来，对他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在没有样图的情况下，陈福贵带着两名徒弟，自己在地上放样，日夜连班倒。全凭手摸榔头敲，只花了二十天，硬是把整个车身给敲了出来。
光有了车身还不够，周总理的嘱托饶斌并没有忘，“这辆小轿车必须要有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如何给这辆手敲出的车子，加上中国特色呢？饶斌想起了一个人——程正。
业余出身的程正，在1956年解放牌卡车征集设计方案时崭露头角，饶斌对他印象深刻，于是，大胆地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这个年轻人。程正也不负众望，带领团队奔赴北京观摩了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后，设计出了沿用至今的“红旗风格”——黑色沉稳的外观，前脸的格栅受中国传统建筑中如意、寿桃和扇子形状的启发，做成了扇面形。仪表盘上面涂的是上等福建大漆“赤宝砂”。 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后的尾灯是大红宫灯的造型。在引擎盖上，立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徽标，正与红旗的车名相呼应。
古香古色又美观大方的车身，完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也陡然增加，一汽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但是他们大部分是’敲洋铁壶’出身，敲个水桶、炉子什么的，个个是高手，这汽车谁也没敲过。于是，第一代一汽钣金工人不管老少，都从最初的看图、下料学起，很多零件经过无数次的返工、修改甚至重做，最后才能装在车上。原一汽副厂长、曾任轿车厂厂长的范恒光感叹道：“造红旗的这些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不吃饭也不知道饿，不睡觉也不知道困，感到自己能够为红旗轿车的诞生而奋战，是十分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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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叮叮当当的锤头敲击声，丝毫没有影响另一边的紧张气氛，其它部件都做得差不多了，还在试制过程当中的自动变速箱成了最后一道关口，它，决定着到底能不能装车的问题。7月31日晚，变速箱终于做完了试验，发出了大家期盼已久的装车信号。
把车身吊起来往底盘上安装的过程最令人揪心。在装配现场，全体工人的心，仿佛都被拎到了嗓子眼儿，吊装工指挥的哨子，与天车“嗒、嗒”的开动声混在一起，人们睁大眼睛、屏住呼吸，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几番努力之后，只听“咚”的一声，有人大喊：“扣上了，扣上了，没有问题！”全体人员这才都长出了一口气。
装完汽车时已是1958年8月1日凌晨。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就像如今的明星走红毯一样，在激动的人群簇拥下驶出装配车间，那一刻，全体一汽人欢呼雀跃，将喜讯奔走相告，不少人甚至流下了兴奋激动的泪水。
随后，一汽的设计师又认真对红旗轿车整车作了5次系统的试验。添加了包括遥控收音机、电动车窗、移动座椅等当时非常先进的配置。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这才是我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红旗CA72诞生之后，陈福贵老师傅主动请缨，他要了两辆“红旗”样车底盘和发动机，带领两名徒工在没有图纸和模型的艰苦条件下，仅用两个月，就造出了两辆造型相同的无顶盖检阅车。1959年10月1日，两辆红旗阅兵车出现在建国十周年的阅兵仪式上。这是一汽的红旗第一次向全国人民亮相。从这一次开始，以后历年的阅兵检阅车都是由红旗承担。
在其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红旗”轿车成为体现新中国尊严的一个象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坐红旗车”是一些到访的外国客人的最大心愿。即使是现在，还有很多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对“红旗”轿车念念不忘。而在刚刚结束的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那辆熟悉的红旗牌检阅车，也又一次在万人瞩目中，驶过了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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