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都，做一个游手好闲的门外汉

读《门外汉的京都》，好比纸上游京都。舒国治笔下的景致，如金阁寺、岚山、桂离宫等，渐渐浮现出竹篱茅舍、石径柴门、深巷灯火、小桥流水这般景象。

幸而我游历过京都，再重温这些诗词小景，不由得把那些浮光掠影的雅致再在脑海里回炉一番，不由得生出几分妒意。在中国早已被历史抹去的雕栏玉砌，却在京都保留了一份，像是唐宋文化在世间托付的一个梦。

近些年中国游客对京都的执着日益增长，恐怕都缘于思古之幽情。那潜伏在骨子里的古典意象，随着儿时烂熟于心的唐诗宋词，在漫步京都时付诸于现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大约说的就是这般恬静与风流了罢。

舒国治常扪心自问：为什么总想去京都？想来想去，他认为答案无非是：京都之最美，常在于古寺、名所观赏之际中途穿街走巷所不意经过的零星片断景致。此等景致，不是你曾于唐宋诗文读过，便是你童时上学放学田野阡陌走经，这诸多绿草野花，小桥人家、店窗肆帘、短岗土墙，便是我等外国人亦可视作故乡之最佳家山乡田也。

在梁文道眼里，舒国治是一个奇人。他似乎活在古代，没有车，出门基本靠一双脚，但又周游列国赏尽天下。他在台北空气湿热的家中居然没有空调，因为他觉得天热人就应该出汗。没有冰箱，没有彩电，没有存款，没有负债，甚至没有工作——如果一定要问生活费从哪里来。他会告诉你，报纸上的专栏写作，换来的钱恰好够他开销。

这样一个专栏作家，自然有不一样看待世间事的道道。他的文字无时无刻不透露着散淡的蕴意，是那种化千年繁华为日常琐碎的轻描淡写，是那种高山流水、淡然若得的入木三分。

他讲京都的饮食，笔下皆为门外汉看生活的感受：“京都的蔬菜，拜其温湿恰好之气候与优良土质之赐，亦是甚佳。然此种佳，形成京都人对各种蔬菜瓜果之珍惜、宝贝、甚至歌咏……此为日本地小人稠、物产惟艰之后产生的‘专一凝视’之美。”

他讲京都的住宿，更在其意趣：“日本房间的墙是它精妙的绝活；其色最朴素耐看，不反光，其质最吸音……榻榻米，既实却又柔，亦吸音，坐在上面，人甚是笃定……日本屋室最宜兀坐，矮矮的，天地不至空冷，人处其中，很感嵌合。又暗暗的，教人目光只如垂帘，似看又不似看，实则亦无必须注目之物，便这么轻轻地待送光阴。”

他讲京都的景致，也强调保持一种距离：“例如去宇治。只在宇治川两岸慢慢荡步；北岸的静美人家，南岸的土堤树影，皆是几百年因缘际会沉淀下来的至佳胜景，世界之大，没有太多这样美妙的又有山水又有人烟的所在；即使没去平等院，没去源氏物语博物馆，宇治已足以悠闲徜徉一整个下午了。”

游记作家数不胜数，但文字这般润物细无声的却寥寥无几。大概，像他这样心态平淡宽容，不执着、不刻意的游者，才保有真正行者的境界。大凡观赏美景者，总迫不及待炫耀一番，到此一游、人过留痕大有人在。舒国治却把“飘逸的赏玩，清寂的品味”化诸笔端，不迷信攻略、拘于形迹，不为纪念品所累、不为游历时间所困，慢慢悠悠隔门观望、循墙漫步。

大自然的轻幽雅静真是美好怡人，享受黎明的日出、雨天的清寂、良夜的清美，伴着头顶一轮他乡的圆月，小酌一杯碧绿抹茶，此中妙处也只有舒国治这般闲庭信步才能细嚼慢咽地品味了。

对于舒国治这个迷倒梁文道的奇人，《南都周刊》曾做过深度报道，抛出一个问题：你过得非常简朴，却又非常潇洒。甚至当年经济危机时，还有报纸约你写专栏，教人怎么省钱？

舒国治的回答发人深思。他的话概括起来，有一个中心意思，大抵是活得潇洒与否，不在积蓄，全靠态度。

金钱是很多观念的累积。比如父母总当着孩子面为钱发愁，孩子自然会对钱缺乏安全感，长大后也要靠账户里的数字寻得安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省钱，也不是生活要做到多简朴，真正的问题在于生活本身。

他认为，为了逃避生活人们消费，椅脚坏了不肯修，却要拿钱买新的。桌上有水，不肯拿抹布，偏要拿面纸擦。为什么不拿抹布呢？因为纸巾可以直接扔掉，不那么麻烦。夏天怕出汗，开着空调呼呼吹，为什么不让汗出来呢？天热出汗，是多么自然、多么健康的事。饮食也是，吃葡萄要挑进口的，为何？因为够甜。但是，如果葡萄一点酸味都没有，何谈其自然？还不如喝糖水。

钱少了，固然苦恼；但若只是取钱来完成形式上的一种空泛人生，那么即使柴米油盐这种真实之极的切身每日感受也将得不到矣，其不悲乎？

因而我想，舒国治喜爱京都，源自于此地古意雅致的恬然气质。读者喜欢舒国治，大概是明人小语、山水小轴的生活态度，传达了每个人心中的田园小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态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