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英雄主义，两种爱国主义——看《战狼2》和《敦刻尔克》

物极必反，但没成熟的事物首先得走向成熟，然后才是凋零和衰落。

《敦刻尔克》，是英国英雄电影成熟后必然的“衰落”；《战狼2》，是中国英雄电影成长中必然的“青葱”。

作为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朝气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伟大传说，时至今日，这种力量更多体现在同样以英语为文化根基的美国，英国自身已经过度成熟——成熟之后，它会以怎样的姿态延续自身？看看从《007》到《敦刻尔克》的微妙变化，就能够感受。

超人英雄不见了，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是英雄——英雄被解构了，也许这才是事实本身，但它并不完全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如果不是那个飞行员的一次次艰难抉择，为拯救同胞而把自己逼到了绝路；如果不是最后留下来愿意和法国盟友同患难的海军军官的背影……那么这就是一部完全消解了英雄的文艺叙事片。

即使是这两个人，英雄之为英雄，也主要是因为抉择与担当，而不是高超的技艺，更不必超人的武功。

但《战狼2》则是《007》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超人英雄形象，也是《第一滴血》中的兰博式的英雄——其实它们和《战狼2》一样宣称反战，一样在力求暴力美学的同时，宣讲着和平、友爱和“四海一心”。

冷锋和兰博差别巨大，但吸引观众的却是他们的共同点:为爱与拯救而战；以高超的战斗艺术，战胜怀有战争狂热的好战分子。

《敦刻尔克》的叙事过于成熟了——技术和立意上都过于成熟。

当然，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一个“溃败”的故事，它天然具备反英雄主义的气质，如果士兵们都是大英雄，本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正是因为他们“软弱”，所以才被一路吊打，溃退到海边，却又没有背水一战的勇气与实力。所以，作为叙事第一主角的陆军逃兵，不敢出战的海军，都不适合描绘为大英雄，而用自家小船接回军队的英国船民，飞越海峡掩护撤退的空军，就理所当然成了叙事中的英雄。

敌人的凶残和暴力，正好是冷锋个人英雄形象完美体现的背景；而无边无际的溃败，几乎没有现身的德军，却成了渔民凡人英雄主义的背景。

把冷锋放入《敦刻尔克》将是滑稽的，因为他和身后的战舰会打败整个德军，改写历史本身——否则他就不是我们期待的英雄了。

把撤退者当成英雄，对今天的中国是奢侈的，因为大家还需要足够的英雄主义，才能够餍足，才需要提升或更换口味。

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迫切需要超人英雄、个人英雄的中国，强大的荧幕形象，说出的未必是事实，而更可能是渴望——但必须是不离谱的虚构，过于离谱、充满虚幻，不能满足人民心头的渴望与期待，对英雄、崛起、强大的期待，对光明未来的基因证明。

终有一天，我们会细读我们的历史，从中发现并重构另一种英雄主义——不是复现历史事实，而是建构另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战狼2》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成功。

“祖国（国家）”，就是藏身于《战狼2》和《敦刻尔克》中的“想象的共同体”。

《战狼2》最成熟的政治正确，就是最后扔掉了枪支，举起了国旗，作为通过交战区的“通行证”（虽然情节上真的过于夸张）。中国是五常之一，中国有航母、神盾舰和巡航导弹，中国有高铁和经济制裁……一句话，是中国的软硬实力，支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尽情表演，这是党和人民都乐于看到的，毕竟，冷锋不常有，而祖国必存在。

这是我们想要的国家，其实就是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最兴盛时的国家样子。

“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的豪迈其实在电影中几乎没有出现——除了那几枚打击坦克的巡航导弹。但在这样的克制背后，有压抑已久的雄心在骚动:经历了几百年的屈辱，我们的国家必将回到大汉、大唐的兴盛。电影只不过是一个杯子，倒上内容的，与其说是导演，不如说是观众——毕竟，买票的是人民，他们可是连《建军大业》这样的片子也拒绝买单的。为什么拒绝？因为大家想要的，不是党的英明或英雄，而是国的强盛和霸气。

而在《敦刻尔克》里，想象的共同体既不是政党、领袖，也不是战无不胜的伟大军队，而是人民选择的价值，和为此愿意付出的牺牲。

谁对谁错？

哪一个更高明？

其实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对比，电影更不是思想高低的论辩赛。

这是两种电影语言，两种叙事方式，它们各自寻找和塑造着自己的观众。

崛而未起的中国需要《战狼2》们的鼓舞，衰而不败的英国需要《敦刻尔克》们的讲述。

离开了身后的“国”，《战狼2》剩下的是武打和兵器，《敦刻尔克》剩下的是人性和音效。

《不是虚构故事，而是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观《战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