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达慕”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蒙古族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多民族共同繁荣的中国，它的发展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对于“那达慕”文化我国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从“那达慕”的起源、发展、实践意义等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通过梳理和对比不同学者对于“那达慕”起源、发展的观点，全面的了解“那达慕”文化的全貌。
关键词：那达慕；起源；发展；实践意义
蒙古族世代居于辽阔的草原，以天地为家，与星辰日月相伴。发轫与蒙古高原的民族如今一同与中华民族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蒙古族的“ 那达慕”文化是蒙古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中综合性反映蒙古族文化面貌的文化类型。“那达慕”一词在《蒙古语辞典》中的解释为：①人们欢喜的玩耍娱乐②玩具③体育竞技等集体表演、集会④戏弄。但“那达慕”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词意中的内容，更多的是体现蒙古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适应自然的心理特征。
一、“那达慕”起源问题研究概述
“那达慕”文化在历史岁月的涤荡中已被打上了诸多文化符号的烙印。那达慕笼统上说是以摔跤、射箭、赛马这“男儿三艺”为核心的民族集会文化活动。对于“那达慕”这一民族文化的，不同学者对其起源莫衷一是。陆双林教授依据《成吉思汗石文》[1]（106-107）记载认为：1224——1225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为庆祝胜利，在布哈斯其哈休息时开展那达慕，那达慕文化便发迹于此。刘忠良教授则认为：那达慕起源于“祭敖包”，在蒙古国建立初期，为了庆贺丰收，于是定期举行祭祀活动，在祭祀活动中的各项娱乐活动最终形成了那达慕文化[2]（99-101）。白红梅学者在《文化传承与教育视野中的蒙古族那达慕》[3]（271）一文中指出“那达慕文化”的产生一方面是蒙古族承袭匈奴的骑射和摔跤，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蒙古族自身对于战争和需要对“那达慕”文化产生的影响。战争和生存中运用的骑射和摔跤正是后来“那达慕”中“男儿三艺”的雏形。她还提出：那达慕文化的产生还受到萨满教直观哲学的影响，萨满教产生于氏族社会，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宝库，由于对自然界的神灵的崇拜从而产生的一系列祭祀、娱神活动也是“那达慕”文化产生的条件。而胡艳霞博士对于那达慕的起源归结为人的四种需求，即：生存需求、战争需求、文化交往需求和精神生活的需求[4]（20-21）。那达慕文化的形成，是将摔跤、射箭、赛马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从战争、宗教中剥离，回归到生活，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由于研究侧重点的不同，研究者对于那达慕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综合上述四位学者的观点，陆双林教授的观点只是将那达慕文化的一个节点作为该种文化的起源，这一观点未能完整的展现那达慕文化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刘忠良教授的观点与胡艳霞博士观点中“精神生活需求”相一致，他仅从这一方面入手阐述那达慕的产生与发展，更具深度，但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会有不同的生存土壤。同样，一个文化形成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通过一个方面、一种形式或思想来研究起源未免有失偏颇。文化产生于人们的需求，而需求可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当物质需求得以满足后，人们便去追求精神上的需求，文化便产生在这一过程当中。那达慕文化产生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当中，又进而上升为精神层面的依托，这一过程更加符合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
二、那达慕发展历程研究概述
“那达慕”文化自产生起，大致经历了成吉思汗时期、元时期、清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这四个大的发展阶段。蒋晓珍在《成吉思汗时期那达慕考》[5]（36-39）中认为：在成吉思汗时期以“男儿三艺”为主线依附在庆典和祭祀活动的“那达慕”已初见端倪。在元时期和明时期，蒙古族从中原退回到草原生活，但明代承袭了元代“那达慕”的形式。元时期的“那达慕”主要以“诈马宴”形式开展，那达慕在元代将“射箭”“赛马”“射箭”三项竞技体育比赛设为“那达慕”的固定形式。元代仁宗时期，元廷专门设置“校署”管理摔跤运动[6]（589-591），这充分显示了元时期“那达慕”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架构。随着历史的推进，清时期的“那达慕”出现了转变。清朝对“那达慕”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完善，”那达慕”的内容形式逐渐规范[ 7]（1-4），再加上“那达慕”增加了贸易往来等，从而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娱乐活动的内容。而依据邢莉教授观点认为：在清时期，蒙古族在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上已经产生了变化，草原游牧区已经纳入国家行政体制，这就使原本的草原民族文化受到冲击，在加之以内地人口增加，使一些草原地区成为半农业甚至农业地区，这也使传统的草原文化开始消失。在《略论清朝蒙古族“那达慕”概况》[8] （106-107）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在清时期的“那达慕”已经成为王公贵族，上层活佛喇嘛巩固其统治地位，宣传宗教迷信的平台。“那达慕”是破坏蒙古族人民团结的主要手段。综合各学者观点，在成吉思汗时期、元时期“那达慕”从泛化走向系统化，而到了明清时期，“那达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个时期，“那达慕”与国家政治结合、与宗教事务结合、与经贸往来相结合。[ 9](49-54)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那达慕”与政治、经济、宗教三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后三者既促进了“那达慕”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那达慕”文化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发生了巨变 ，民族国家不仅是“想像”的, 而且是行动的、实践的和控制的。[10]（186-193）新中国成立后，“那达慕“融入了新时代的元素，自 2001 年至 2012 年间，内蒙古的那达慕活动 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 7000 万人次，文化产业产值达到 160 多亿元。阿拉善、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盟市每年都有那达 慕文化旅游节，冬季还有冬季那达慕旅游节。那达慕与旅游 联姻、与文化产业联姻成为新的趋势，甚至从 2010 年开始那 达慕走向国际化。除此之外，现代”那达慕“更加注重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象征性”那达慕“也就应运而生，所谓象征性“那达慕” 是指在一些那达慕文化赖以举办的条件不具备的地区或城市，人们主要利用那达慕文化的凝聚性和文化认同性来为传递一种文化精神而举办的那达慕。[11](14-16)这也足以体现，在新时期，“那达慕”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那达慕”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任何文化的传承发展都要顺应时代潮流，在曲折中前进。
三、 “那达慕”文化实践价值研究概述
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文化实践包含了与精神文化相关的一切部分。文化实践具有属人性、多样性、导向性的特征[12](159-161)。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3]（1）人类是文化生存，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网络系统。任何脱离人的世界研究文化都是无意义的。所以，研究“那达慕”文化不能脱离于社会。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散居在草原，而“那达慕”将他们汇聚到一起，相互间增进友谊，和睦共处。这正是“那达慕”文化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之一，它与学校教育一同为蒙古族同胞情感、意识、道德等方面提供了展现的平台。[14]（11）呼达古拉认为：“那达慕”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实践价值。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各民族拥有共同的意识和信念，所以依据各民族原有的风俗进行创建，可以使和谐社会的概念植根于各民族人民的心中。时至今日，“中国梦”的提出同样也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来寻找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要实现中国梦，从根本上讲，必须依赖于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必须依赖于中华民族这一个民族的无数族中国人的共同奋斗。从另一方面，“那达慕”自现代衍生出的“旅游那达慕”、“国际那达慕”对文化交融、文化弘扬具有实践意义。[15]（48-55）在改革开放后，“那达慕”与旅游业结合产生“旅游那达慕”。在《当代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多元形态及其文化意义》[16]（14-16）一文中的观点认为：旅游那达慕和国际那达慕大会，在全面展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与时俱进，成为带动地区社会经济、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型盛会。的确，人们参加那达慕会获得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心灵会受到震撼，民族认同感受到强化。正如“在部落的盛大集会中，共同舞蹈和歌唱时审美经验的沟通，装饰艺术或名贵品的展览，有时甚至于食物的积累中，都可以把一个团体在强烈的情感之下团结起来 。”[17]（88）这为不同种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达到了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局面。除此之外，“那达慕”以文化为契机点，通过与各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团体的文化交融带动了政治上的交流和经济上的往来，使“那达慕”融入到社会实践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四、“那达慕”精神价值研究概述
（一）人文精神
那达慕文化的人文精神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生不息的精神品质以及民族认同与归属感[18]（51-52）。在“那达慕”活动的竞技场上，激烈的比赛磨练了参赛者坚毅的品质，同时又使民族间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在比赛中公平的竞争恰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肯定。杨瑞文学者在《和谐那达慕研究》[19](77-80)一文中提出以生态人本主义和谐观为视角进行研究，他提出生态人本主义在人与自然的互相作用中，将人类共同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至于首要的位置，并且将人作为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那达慕”文化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不可被舍弃，对环境的尊重归根结底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人文精神下的“那达慕”便包括了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
（二）民族精神
“那达慕”文化是蒙古族历史的一个窗口，在《蒙古族“那达慕祝赞词”及其文化特征》[20]（147-150）一文中提出： 那达慕祝赞词体现了蒙古族“勇武好胜，崇尚英雄，积极乐观”的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地区，“那达慕”仍具有很强的民族精神。王兰学者在《那达慕在河南蒙旗的文化价值及愿景》[21]（42-46）中指出：那达慕凝聚整合了河南蒙古族，加强了该地蒙古族的文化认同感。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不收地域和空间的限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总之, 民族精神伴随着民族的历史实践而变化, 因此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一个民族的民族 精神与这个民族的时代活动和时代特征是互相塑造的关系。[22](126-130)
通过以上四位学者对于“那达慕”精神价值的研究，可以看出，蒙古族的民族精神与人文精神两者间互相交叉，相互促进。无论是民族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是“那达慕”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民族精神需要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民族精神异于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狭隘的，而民族精神则是符合于人类整体发展的精神。
五、结语
“那达慕”自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阶段。正如胡艳霞博士的观点中所提到的：一个文化的产生一定是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来，在生产生活中的物质需求上升精神需求，文明的进步正是如此。在“那达慕”发展的历程中，不同的学者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但在总体来看，“那达慕”文化逐渐摆脱宗教的外衣，回归到人们的生活。“那达慕”文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却又不脱离生活。以上各学者观点通过不同的视角解读了“那达慕”的起源于发展。经过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在大的历史背景影响下，“那达慕”文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么“那达慕”文化的变革仅仅是受外界所影响吗？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外界环境的巨变中，“那达慕”文化内部是会否做出积极主动地应对措施，这需要通过另一个角度来加以研究。“那达慕”是蒙古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内在的是蒙古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态度。“那达慕”文化的研究在民族大团结的大环境也中显示出了非凡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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