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步轩，恐怕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 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却在长安县街头，卖猪剁肉为生。
这些年，他曾遭受无数非议，也曾在“北大毕业生”与“长安县屠夫”身份之间苦苦挣扎，落魄陈述：“命运不掌握在我手里。”
好在最终，他看透世人眼光不过是过眼云烟。与其囿于他人的“声音”，不如放下成见，在真正适合自己的领域，把事情做到极致。
而今，53岁的“北大屠夫”陆步轩仍在卖肉，身家上亿。
陆步轩的前半生中，有过两次“高光”时刻。
第一次，是真正的高光，1985年，他以长安县文科状元的身份，从一个文盲家庭考上北大。
那时，村里人见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了不得”，有文采些的，会贺一声“文曲星下凡”。
在乡亲们看来，天子脚下读书，高官厚禄，加官晋爵是他的未来。一向拮据俭省的陆父在村里整整摆了两天酒席，庆贺儿子的光明前途。
而第二次高光，是“高曝光”。
从1999年开始卖肉，默默无闻4年的他，在2003年夏天被记者发现。
“北大毕业生当街卖肉”的报道，引来无数猎奇的媒体。
镜头下，站在猪肉档里的陆步轩，穿着脏旧的跨栏背心和被油渍染成咸菜色的短裤，留给众人一张颓唐面孔。
他的父亲从村里赶来，气急大骂：“供你读大学，不是让你卖猪肉的。”
原来去他家吃过宴席，夸他了不起的人，开始说：“那个上北大的混得不行，现在摆摊卖猪肉了”。
记者问他：“现在这样，你烦闷吗？”
在提问者的预设中，陆步轩的烦闷，应该来自“猪肉佬”身份。而事实上，“北大毕业生”才是绑在他身上最沉重的枷锁。
2013年，毕业24年的他受邀回母校演讲，开口第一句话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19年，陆步轩为母校捐出的款项，已经累计9亿元。
“我的学问比你们都高。”
陆步轩说出这句话时，19岁，正读高三。他跷脚坐在讲桌上，睥睨全班师生。
那时没人说他狂妄，因为陆步轩的确是这所普通高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高考结束，陆步轩收到西安师专的录取通知书。他是当年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在那个年代，迈进大学校门，意味着可以成为吃国家饭的公家人。
但陆步轩把通知书撕了。
“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我心里不服，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
复读的一年，对陆步轩来说，是背水一战。
不论是夏日蚊虫成灾，还是冬日滴水成冰，他都未曾懈怠，无人教授，全靠自学。
功夫不负苦心人。1985年盛夏，农村男孩陆步轩的名字出现在红榜顶端——长安县高考文科状元，陕西省第14名。
这一回，他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入京第二天，他专程去天安门拍下一张照片，和平安书一起寄回家。北京和北大，寄予了陆步轩改变命运的厚望。
只是开学不久，他身上的骄傲，逐渐成了自卑。
班里21人，都是各地状元，城市同学的见识视野远高于他。宿舍夜谈时，室友聊哲学，陆步轩插不上话，第二天，好强的他早早起床，去图书馆借来一本《通俗哲学》“补课”。
大学四年，陆步轩在不断地学习与“追赶”中度过。读书、上课、听讲座，再与朋友们交流讨论。
提起当年，陆步轩说：“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
然而北大4年，对他而言，最终只是未名湖畔梦一场。
毕业前自视甚高的他拒绝了一所学校的面试邀请，而毕业后分配的错位，直接让陆步轩重新回到县城。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二次分配。几十个日夜里，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我上午报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没干。”
最终，陆步轩以临时工身份在计经委落了脚。
然而，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他没有编制，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每日的工作是打扫卫生，端茶倒水。
1992年，郁郁不得志的陆步轩，被迫“下海”。
那些年，他搞过装修，挖过金矿，开过小卖部。但没有一行能做得下去。
在人生最低谷时，妻子也与他离了婚。妻子说：“我就是为了你北大学历结婚的，你现在混成这样，和没上过学的有什么区别？”
陷入迷茫的陆步轩凭借超强记忆力成为职业赌徒。“牌桌上的规则比人生规则公平”，然而他不出千不做局，赢来的钱只能勉强维持吃喝。
九十年代末，陆步轩再婚，女儿出生后他又开起小卖部。可不愿卖次品假货，不想走歪门邪道，竞争力总比别人差一截。他曾进过一批电池，但都是假货，“最后都自己用了，我不能卖”。
北大的教育为他划了道德底线。
“毕业十年，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
北大终于成为他的桎梏。
他不再提北大，也不再与同窗联系。“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昔日状元陆步轩身上，成了一个笑话。
穷则变，变则通，北大毕业的陆步轩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
1999年，走投无路的他开起一家肉店。
猪肉生意投入少，周转快，对陷入困境想要走正道翻身的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在陆步轩的意识中，“残害生命”，是街头无赖才做的事。
夜里，一扇扇挂在档口里的猪肉，变成尸体进入陆步轩的梦。
在他的描述中，“肉摊上当时都是苍蝇乱飞，血水横流，肉腥气刺鼻……”，但为生计，又不得不做。
那时的他，与其他“猪肉佬”毫无差别，唯一的不同，是鼻梁上架着的眼镜。为此，陆步轩为自己的档口取名“眼镜肉店”。
“‘眼镜’，看起来还稍微有点文化气息吧。”
但在此之外，陆步轩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文盲：
从北大带回的8箱书，他再没翻过。去隔壁商店只买烟酒，书报从来不看。
“猪肉佬”陆步轩仿佛在极力与“北大毕业生”陆步轩撇清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关注面前案板上的肥膘和五花。
渐渐地，“猪肉佬”陆步轩从外行做成了内行，在“北大”精神再一次“作祟”下，陆步轩的档口，只卖最优质的肉。
肉店做的是熟人生意，他的眼镜肉店，因为质优价廉备受青睐，年营收过万，后来又开起分店。
如果不是2003年夏天，一位记者走进眼镜肉店，陆步轩的日子就要这样红火又平静地过下去。
但现实状况，是在《北大才子西安街头卖肉》一文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陆步轩没有想到，远离了十几年的北大，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生命。
无数记者涌进眼镜肉店，陆步轩隐藏已久的北大身份彻底暴露。
来访者们把长长的话筒伸过肉案，凑到陆步轩面前不断发问：“北大四年影响了你什么？”
“这个我不好说。”陆步轩回答得有些含混，因为那时他嘴里叼着烟，手上的刀还在切肉。
接下来的对话是：“你以后想干什么？”
“ 我不敢说，命运基本上不掌握在我手里 。”
“那掌握在谁手里？”
“我不知道。”
“如果十年后你还在卖肉，你会不会难过？”
“那也没什么难过的，我本来就是卖肉的 ”。
这句听起来带着几分玩世不恭，又透露着坦然的回答，让连续发问的记者短暂地沉默了。
但没人知道，在2000年，当陆步轩的第一家肉铺被拆迁时，一向不愿折腰的他曾经托过关系，想进学校教书，只是后来没了下文。
当“公家人”无望的陆步轩重新回到肉铺，兢兢业业做起猪肉佬，很快成为“行业翘楚”：
当时，中国的猪肉档口平均每日生猪销售量是1-2头，而陆步轩的档口，平均销售量在10-12头。
他购了车，买了房，提前奔了小康。
然而在被报道后，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政府机关向陆步轩抛出橄榄枝。
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体制，得到了渴望15年的“公家人”身份。
虽然这份工作的收入比卖肉少许多，但陆步轩仍旧选择成为公务员。对他而言，读书报国，服务社会才是该有的使命，而非当街卖肉。
“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不惑之年的他终于可以挺起腰杆拿起笔，光明正大地说，我的确是个文化人。
2004年，陆步轩进入长安区（2002年长安县撤县改区）地方志办公室参与年鉴编辑工作，他负责地方志中最困难的经济部分。
地方志编纂是件苦差，地名、人名、文字都要十分准确。难以静心，不够钻研都是做不成的。
对陆步轩而言，编修地方志与卖肉两件事，有着共同点：“拿笔修志讲究秉笔直书，拿刀卖肉要足斤足两，都是童叟无欺。”
彼时，与陆步轩同一办公室的长安区志副主编张振琪曾评价他：“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能吃苦，别人的稿子看上五六遍都不放心，陆步轩的最多看三遍，北大毕业的，文字基础好，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
陆步轩自己毫不谦虚：“公开我也敢讲，我干得最好。”
档案馆工作的日子里，他参与了2部年鉴和1部地方志的编纂，其中一部，还获得国家级奖项。
在此期间，“猪肉”也从未离开过陆步轩的生活。
周末他还是会去从前的档口进行“监督”，肉店虽然已经交给弟弟和徒弟打理，但“眼镜肉店的精神不能改变”。
而2008年5月，与另一位“北大卖肉佬”陈生的相识，让陆步轩与猪肉的故事，有了新的生机。
陈生是陆步轩的学长，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在某档节目中，他曾直言：“我和老陆不是一类人。”
的确，陈生思想灵活，善于抓住机会，是个天生的商人。彼时，他是广东某食品集团总裁，身家百亿。江湖上流传着他“为创业在坟地睡半年”“400万套利2000万”的创富神话。
对他而言，北大毕业卖猪肉，没什么大不了。
在陈生的邀请下，陆步轩去广州参观了他的“猪肉店”——一个在一线城市拥有上百家门店的土猪品牌公司。
这个卖了多年猪肉的“猪肉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猪肉还能这样成规模地卖。
次年，他与陈生在广州开起屠夫学校，档案馆工作之余，陆步轩完成了教材《猪肉营销学》的编纂。内容涉及市场营销学、营养学、礼仪学、烹饪学等学科。
也是在这时，他收到了来自母校就业讲座的邀约。毫无疑问，陆步轩选择拒绝：“丢人啊。”
然而时隔几年，陆步轩还是登上了北京大学职业素养大讲堂的讲台，即便在外人眼里，他已经是行业内的成功者，但他开篇第一句仍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
上台前，与他同行的陈生曾劝诫：“不要卑屈。”
但陆步轩还是卑屈了，几十年的挣扎与矛盾，他无法掩藏。
虽然事后，他向大众解释，那是谦虚与自嘲。但谁都明白，陆步轩与“北大毕业生”、“猪肉佬”这二重身份的和解，是一场持久战。
变化发生在2016年。
这一年，陆步轩选择与他前半生渴望已久的“公家人”身份告别，辞职重新回到猪肉档。
从毕业求而不得，到此时主动离开，陆步轩走完了一个长达27年的轮回。在知天命的年纪，他终于结束了“刀与笔”的挣扎，完成了人生意义上第一次主动选择。
“拿了十多年刀，又拿了十多年笔，拿笔和拿刀有什么不一样？”2016年9月24日，陆步轩在广州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拿笔不一定能秉笔直书，拿刀却能足斤足两。”说这话时，老陆手里握着酒瓶。
这些年，他每天都得喝上两顿，最初是为了消愁，后来也就成了习惯。
他呷了一口酒：“一刀下去，八两就是八两，一斤就是一斤。公平，痛快。”
最初卖肉需要花费半年时间做心理建设，“腆着脸”才能站在肉案前的陆步轩，在广州的档口熟稔地把屠宰场运来的猪分割成小块，整个过程只要不到10分钟，切肉时一刀下去，精确到两。
当年，他第三次坐进鲁豫的演播厅，开场寒暄时，鲁豫说：“老陆，我发现你的身上终于有了色彩，在从前，你给人的感觉，是灰色的。”
那时，他开始在陈生的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对他而言，卖猪肉不再是“谋生”，而是“谋事”。
普通猪贩只关心如何把肉卖得只剩猪毛，而专家更专注于养殖防疫。但他研究病猪死猪，找兽医刨根问底，加之多年卖肉经验，又写出一本《陆步轩教你选购放心肉》。
这个“曾经在西安街头干着张飞的营生，与樊哙、郑屠之流抢饭碗的角色”，正在改变屠夫“低端、血腥，像镇关西那样欺行霸市的形象”。
合伙人陈生说：“他干1年相当于其他人干10年，任何行业做到极致，都会成为文化。”
回望这些年，陆步轩的文人底色依然在，不做“匠”要成“家”的坚持也依然在，只是如今的他释然了。
“我在全国是较为顶尖的猪肉专家，你可以拿教授来和我比。”从前状元的骄傲，又回到陆步轩的身上。
不久前，一则“两万月薪招聘名校学生养猪”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但早在10年前，陈生与陆步轩的公司便已在用10万年薪招聘硕士卖肉。
当年报名的研究生超过千人，他们录取了其中最合适的53位。
“大学生应该把自己定位成普通劳动者。”在新一次演讲中，陆步轩不再纠结，也不再卑屈。
“能上北大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说明你学习比别人好，更有天赋，脑瓜更聪明。”
理解这句话，陆步轩花费了10年。“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这一观念，对他而言，终于不再是枷锁。
这些年，他陆陆续续为母校建设捐款9亿，以作回报。
如今，他的公司有近万名员工，门店进驻全国20多个主要城市，连锁店超过2000家，年销售额达到18亿。在不久前的双11中，他们的网店销售额达到4个亿。
而曾被嘲笑多时的陆步轩，在这些年卖猪肉的过程中，也已积累上亿身家。
没人能说他当下的收获是北大的馈赠，但不得不承认，读书所赋予的眼界学识，以及钻研精神，最终让从前不断追赶，不断错过的陆步轩，今天得以站在潮头，并且收获颇丰。
回望几十年前，全国只有4%的人能够考上大学。在上升通道匮乏的年代，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意味着能够通向未来世俗的成功之路。这一观念，在陆步轩十七八岁时，曾深深影响着他的价值取向。
那时，他考上北大，期待着人生的飞跃，毕业后却被北大身份禁锢，挣扎半生。直到辞去公职，重新回到肉案前时，陆步轩才真正获得现实意义上的人生的自由。
其实，世人的眼光不过是过眼云烟。就如陈生所说：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要看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做出人生选择，看他在迎合社会评价，还是在做最顺应天性，最喜欢、最适合自己的事。”
今年4月，老陆又开通了抖音账号，在视频中，站在猪肉档口里的他，围裙上印着他近几年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也正是他对自己过往人生的写照：
“庙堂无作为，肉案写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