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广场消失大约半年了，据说是被他弟弟弄走了。他一再宣称，他弟弟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军官，想来去此颇远。我和他的信息交换并不对称。我乐于听他叙述自己的传奇，也乐于听与他有关的叙事传奇，其中虚实莫辨，真伪错杂，我大都难以证实或证伪。他身上那种神奇瑰怪的吸引力，不亚于一个遭受工业文明冲击的原始部落之于雅好猎奇的现代游客。
我早想以他作文，却又不知从哪落笔。我想过几个方案，比如从他自述的婚姻、家族和事业之中任选一个为切口，藻饰言辞，从容铺陈，但鉴于他的证词大都面目可疑，记录下来，会使我的文本漂移不定，漏洞百出，几经考虑，我决定还是从他的消失写起。
他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是他的家人深畏人言，还是他自己想要逃走？据我观察，他的活动半径很小，极少离开小区，总是周旋于广场，以一种合乎时宜的方式，不合时宜地混入庸常的公共生活。听说，是他母亲为他划定了活动半径，防止他意外走失——事实上，他的智力应是高于常人的——但他终究还是出走了。我记得那个晚上，九点钟的广场，我独自坐在黑暗中的长椅上，看见他像一只蝙蝠，穿过昏黄喑哑的灯光，一摇一晃地向我走来，手里拎着一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样颜色各异的织物，应该是衣服、毛巾之类。我问：“这么晚了，还要出门？”他把袋子抖得哗啦作响，亮开嗓子说：“去趟常州，采购一批设备。”我笑他：“你一个大老板，好歹也拎个皮包吧。”他纵声大笑，上半身朝后仰着，肩膀便陡地塌陷下去。他把袋子抖到我跟前，笑得哗啦作响：“嗨嗨嗨，你不要小看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实用的！”我含蓄地笑了笑，不再多言。
他像一只跛脚的企鹅，一摇一晃地走向小区门口。我顺着路沿，在暗处悄悄尾随，和他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小区离火车站不远，步行即到。他走得很是悠闲，甚至显得吊儿郎当，还不时停下来，点上一支烟，接着走，烟火随着他的手臂前后忽闪，上下颠动。这样，我们一前一后，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半个小时后来到站前广场。他夹着烟四处晃荡，遇上一拨人，便挤进去插上几句，那些插入语就像逸出行尾的标点符号，不是一以贯之的通例，只是忽焉旁落的例外。他说话的声音很响，塑料袋抖得更响。我坐在暗处的长椅上，一心窥伺他的动向。他蹲在花坛上看黑沉沉的天色。他在候车大厅门口逡巡片刻。他到远处的草坪上撒了泡尿。火车嘶鸣，他拐到车站出口处，抻着脖子向里面张望。将近十一点，人们相继撤离，广场冷清下来，他猛吸几口烟，吊着肩膀，环顾四周，转身往回走。我已经窥见我想要的真相，便不紧不慢地跟着，落在他身后老远的地方，比他更形悠闲，更加吊儿郎当。深夜，无风，无月，道路寂寥，像一口幽深的枯井。塑料袋的回响杳渺而清越，像从石壁上滑入深井的水滴。第二天晚上再见他，我故作惊讶地问：“这么快？还顺利吗？”他骂了一句脏话，说：“价格没谈成，还要去一趟。”我抑制内心的亢奋，努力装出镇静自若且善解人意的样子。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卑鄙无耻。
我何尝不是和他一样备受羁縻呢。一个幽居的人，尤其渴望出走吧，哪怕是一场短暂的甚至是虚构的旅行。我多想丧失目的地，走进他乡的夜晚、陌生的灯光，再也无人问及我的生日、籍贯和履历，我也不再为这些东西所牵累。但我无处可去。这些年，我养成了散步和静坐沉思的习惯，我只能借此宽慰自己，如同患上了旷日持久的慢性病，每天吞下一粒缓释的药丸，经年日久，竟使人忘记它的存在。我听说有一种精神疾病，叫广场恐惧症，当患者身处车站、公园、商场、电影院等人群聚集地时，会产生紧张、恐惧、逃避等心理反应，甚至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生理不适。照此看来，我恐怕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了。白天，四处麇集的面孔、精密玄奥的社交规则总让我焦灼不安，为了这感恩与屈辱同在的生存，我不得不混迹人群之中，周折其间，礩踣其间，一再误读身体、粮食、文字和光阴。我无限地热爱独处，更热爱独处的夜晚。夜晚的广场犹如暗室，让我的真实面目得以显影。惯于熬夜的人，中午醒来的人，是非法闯入生活的人。一个夜游症患者，一个携带梦境闯入大街的人，不可能在白天获得信任和安慰。只有夜晚来临，我才能游离人群之外，漫步于城外僻静的小路上，静坐在小区空旷的广场上——广场上人并不少，但它总能以空旷把喧嚷和冗杂疏宕开去。我缩在角落的长椅上，陷在粘稠的黑暗中，独享一个暂得于己的天地。周末，带一本书，在这里耗上半天，阳光照着，雨点潲着，都难以改变我的坐姿。由于季节更替、人群聚散，广场给我的印象各不相同。有时，这里就像一个没有墙壁和医生的医院，而我则是一个早已痊愈的病号，因为住得太久，迷恋这里的气味和洁净，便立志以此为家，迟迟不肯出院。有时，这里就像一间装有单面镜的审讯室，而我则是一个面孔阴郁的密探，隔着镜子窥视那些隐秘的景象，譬如恋人的拥吻和私语、闲人的睥睨和唿哨。更多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人间习见、光景一新的公园，晴日，熏风，鸟语，暗香，无不可爱动人，使我身在故乡，却反像他乡客，偶然路过这里，忽然觉出间离和陌生的美感，便认他乡作故乡，至死也不肯挪动半步。
两年前，暮春时节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清风时来，桂花幽香袭人，就去广场的长椅上小坐。一个年纪三十上下的年轻人，身形中等，面孔白净，穿着朴素、干净，塌着肩膀站在那儿，和一位老者谈天说地。年轻人谈锋甚健，举凡台湾大选、钓鱼岛冲突、朝鲜半岛核危机、石油价格新高、菲律宾反华游行、薄谷开来案、神九与天宫成功对接、辽宁舰交付使用……种种细节，无不历历详备。这些重大事件或事故，我也并非闭目塞听，但也仅仅类似于清朝皇帝在奏章上的批语：“知道了。”于清朝皇帝，这是默认；于我，则是漠视，向来不予置评的。老者是一位军人出身的退休干部，见多识广，深谙军、地两界门径。两人聊得非常投机，你来我往，话题不断衍生，联翩而至，进而牵出本地政要、巨贾多少掌故和内幕。我平素困守书斋，对这些人事自是陌生得很，眼下闲来无事，权当听个乐子。见我听得出神，年轻人向我走近几步，问我的名字和工作。他左腿有疾，走得深深浅浅，两肩上下抽动，如同一个机械伸缩装置。万没料到，他居然知道我，见我一脸惊讶，他补充说：“我和你们校长吃过饭——你们学校还欠我五十万，都拖了大半年了。”接着，他痛陈校方无能，痛批现行教育体制，又说起本地近年频出的几桩教坛丑闻。当时，我是一名光荣而卑微的人民教师。听他一席话，我如芒在背，仿佛我是从犯，该受道义谴责。我开始审慎地措辞，既尽力有理有节地反驳他，也争取为更多清白无辜的人民教师正名。他面带微笑，十分诡异地盯着我，问：“你知道你们那些德高望重的同事出差嫖娼吗？”我极为惊愕，使劲摇头。我摇头，是表示我不知情，更表示我不相信。他指名道姓地列出几位。不错，是有这么几位，的确德高望重，堪为师表，其中一位还是资深的文学爱好者，颇得我的尊敬。我毫不知情，无从辩驳。我很好奇，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份，究竟有着多么丰富的阅历、多么广博的见闻。
他光顾广场的频率比我高，逗留的时间比我长。傍晚的广场最是热闹，孩子们的喧嚷像银器一样闪亮。他很喜欢孩子，常常弯下腰来，把肩膀塌得很低，低到和孩子们一样的高度，陪他们踢球，赛跑，捉迷藏。孩子们胡闹，也势利，揪他头发，捶他屁股，踢他小腿，他不恼不怒，嘿嘿直笑，一边扭来扭去，一边偷袭他们的小脑袋。孩子们笑开了，大人们却着慌了，大喊一声“哎”，急忙拔腿奔过去，把自家孩子扯到一边，低沉有力地训斥道：“不许欺负叔叔！”起初，我以为是教训孩子，经人点拨，我才晓得个中玄机，原是戒备这个叔叔。人们不许他和孩子们有身体接触，不许有私下交谈。在大家看来，虽然他基本上没有公害，但也绝非益虫和好鸟，还是谨慎为妙，所以达成共识，并形诸辞色举动，明里暗里，既不嘲弄他，厌弃他，也并不真正认同他，接纳他——他是被集体地标签化、边缘化了。比如“欺负”这个词，就把他降格为一个甚至不及童稚的弱者。并非所有弱者都能博取同情。他的弱，不仅止于残疾，有人说，他的脑子早就坏了。至于坏的原因、坏的表征，人们基于发生学和分类学的原理，佐以言之凿凿的谣传和假想，滋生出许多互有歧异的版本，进而敷衍出彼此心照不宣的宏大的集体想象，不断提升着小区群众的业余生活品质。那些爆料者、假想者、造谣者、篡改者、传播者，坦露在遽然下坠的残阳和恣意升腾的自得之中，当众却咸自矜持，讳莫如深，私下里才相互递个眼色，会心一笑，算是暗通了款曲。关于故事版本的漂移、歧义和衍生等问题，我在《乡村广播》里做过探讨。任何私人事件，一旦进入公众视野，就会沦为人们“公然”窥视、聚谈的公共事件和可供消费的故事文本。广场是绝佳的演义和传播胜地，在这里，人们不遗余力地加以发微和阐扬，并附上精妙的笺注和集解，力求使故事文本形成一个首尾相接、自圆其说的封闭系统，真相——哪怕是及时得到公告的真相——非但无法撼动它的意志，矫正它的谬说，反而会给文本注入活力，进而催生出更多荒谬绝伦、其命维新的新版本。故事从来不会因循守旧，只会与时俱进，永葆生机。
初夏的一个雨夜，四下里阒静无人，我在亭中避雨，闲极无聊，便打开手机，想着作文。文章刚刚起头，悬而未决，雨雾斜斜地潲进亭子，屏幕一片湿滑。我把手机搁在一旁，看雨点跳荡，在路灯下荣枯明灭。一个起伏的身影，裹着凉气闪身进来，这人抹了抹脸，甩了甩袖子，站定了，斜着身子问我：“就你一个人？”是他。我随口“嗯”了一声，仍旧兀自看雨。看雨，最好是一个人，或是两个知心人。真败兴。他在我对面坐下，沉默半晌，突然提议说：“干坐着没屌意思，我去买两瓶啤酒，咱兄弟喝两杯。”我连忙摆手，心里暗笑他的鲁莽——我和他并不相熟，怎么就成了兄弟——他却已经猫腰没进大雨，朝小区门口运动过去。不大一会，他果真拎了两瓶啤酒，还有一袋花生米，身上淋得精湿。盛情难却，况且闷热难当，正好解渴。对饮之间，闲扯几句。他的腿早年就有残疾，虽然做了手术，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留下后遗症——经脉萎缩，再也抻不开了。我便猜想，他的脑子之坏或许正与腿疾有关——身体的病变有时会像钉子，一层一层嵌进精神的肌理。他有过几次失败的相亲。一个是乡下丫头，土里土气。一个是打工妹子，妖里妖气。还有一个是幼儿园老师，会跳舞，却生得矮，又不苗条，“跳舞的时候活像个陀螺。”最遗憾的是一个东北女孩，据说，当初死活要嫁给他，他却不肯，“漂亮是漂亮，就是脑瓜子不灵，连句话都讲不周正。”我斜睨着他的腿，含蓄地笑了笑。
我也请他喝过酒，不是回请他那两瓶啤酒，而是感谢他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弟弟托人运回一个货架，尽是散件，极为厚实，光一个搁板就怕有两百来斤，一一卸在楼下路旁，没人搭手，偏又下起了雨。我正一筹莫展，他恰巧路过，二话不说，上手干活。我看着他的腿，很不放心：“万一吃不住劲，会弄伤的。”他倒豪爽得很：“这点小事，没得屌事！”但是，钢板的重量显然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也远远超出他左腿的承受能力，以致钢板几次险些砸下来。我不忍心，一劝再劝，他也不肯松手。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把散件搬进储藏室，又花了一个小时组装起来。送他出门，我连连道谢，他头也不回，朝我直摆手。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他的肩膀塌得更低，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腿上，走起路来像是在打旋。我要请客，他并不客气。问他酒量，他说：“白的半斤，啤的半箱。”就近去门口的餐馆请他，正当盛夏，我要了一箱啤酒。当我喝完第五瓶，他才喝到第二瓶，就再也支持不住，脑袋耷下来，搁在桌沿上呼呼大睡。
我的夜晚往往是从广场开始的。广场正对着小区门外的大街，远有市声，近有虫唱，还算宜人。不能看书，就看人，抽烟，听推理小说。我和人们仅隔着几缕烟雾、几级台阶，却静噪两殊，悲欣有别。
我们的交往始于广场，也终于广场。夜晚，我们就像两个秘密接头的特务，他是我的下线，源源不断地为我输送各种情报，这些情报大至国际风云，小至乡野琐屑，而我这个上线却缺乏起码的情报分析能力。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称得上博闻强识，尤其深谙各类轶事和野史。他熟悉机械行业，熟悉企业管理和军方动态，还熟悉汽车构造和驾驶知识。我要出差，他说他有一辆别克君越，可以开车送我，我连声称谢，婉拒。他向我宣扬显赫的家世、传奇的创业历程，信或不信，我都听得漫不经心，偶尔附和几句。他抱怨实业难做，又疲于官、商应酬，想卖掉工厂，盘活资金，投资商业或房地产。我一面恭维他年少得志，大有可为，一面自惭形秽，哀叹求生维艰，梦想落空。
根据他的描述，我给他拼凑了一份简历。
学历：初中。
爱好：收藏香烟盒、打火机。
婚姻状况：已婚，育有一子，三岁左右。
家庭成员：母亲是一名妇科医生，现退休在家；父亲曾任某柴油机厂高层管理人员，后为私营企业主，现状不明；弟弟为陆军某部少校，研究生学历；叔叔现在北京，为军方要员，位居总参少将。
事业状况：通过顶岗成为柴油机厂员工，最初做采购员，工厂改为股份制公司后，他因持有相当份额的股份，成为公司董事，公司衰败后，他独立出来，借助家族人脉，以极低的价格在经济开发区拍得一块地皮，办了一家柴油机配件厂，并与全国闻名的常柴和潍柴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经济状况：拥有一家工厂、两套住宅、两套门面房、一辆别克君越，其他财产不明，总之，据传身价近亿。
这些传奇故事不胫而走，且声势日隆，甚至涌进了学校和医院。有人提前草拟借据，向他借钱。有人慕名前来和他洽谈合作事宜，据说有的已经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有人向我打探他的隐私和癖好，比如他喜欢什么牌子的香烟，喜欢什么体育项目，他公子的尊姓大名，他妻子又是何方名媛，是否美艳。一个有幸生了大款儿子的老大爷，极为信赖他的眼光和门路，非要请他帮忙选购世界上最贵最好的按摩椅。一位慷慨无私的老大妈甚至到处声称，要把她最俊的小侄女送到他床上。越来越多的富豪和伪富豪、名流和伪名流、愤青和伪愤青纷纷纡尊降贵，走进我们的小区广场，争相一睹他的真容，并和他就天下大势、对冲基金、期货交易、明星绯闻、反腐倡廉、现代婚姻阑尾、军工与民企合作、百家讲坛与学术玩偶等重大命题高谈快论。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旁观者，我早已看得一清二楚：真正让那些人一见钟情的，是他残废的左腿和据说已然坏了的脑子。是的，他们更热衷于讨论他的腿、他的脑子，那审时度势的眼神、追昔抚今的口气，如同精明的商人现场验货。
与他相谈日久，加上所见所闻，我开始怀疑他也是伪富豪。我对企业和军事是全然陌生的，无法捕捉到他在事理和逻辑上的漏洞，便转而从他的生活细节中一窥端倪。我承认，早先我的心理也是颇为阴暗的。我无法想象，一个厂长居然可以整天在广场悠游度日。我无法相信，一个身价近亿的富豪，会穿得比我还寒碜。他抽的烟混杂着各种牌子，都塞在一个边角磨得发白的香烟盒里，打火机从来只用一次性的。我从没见过他的妻儿，他说她喜欢清静，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陪孩子。他说他有好几部手机，但我从没见他用过手机，问他要电话号码，他总推说记不住。我们小区的确停着一辆别克君越，唯一的一辆，却不是他家的。
通过长期不懈的观察和审慎的推测，我大致确定了几个基本事实，并重新为他拟定了一份简历。
学历：初中文化程度，记忆力超群。
爱好：未知，或无所爱好。
婚姻状况：未婚。我没见过他妻子，没见过他女友，也不闻相亲之事。
家庭成员：母亲职业不明，现闲居在家；他很少提及父亲，我也没见过，据传最近刚刚刑满释放，去向、生死不明；或许真有弟弟、叔叔，但实情均付阙如。
事业状况：无业或失业。他熟悉本地政、商两界内幕，可能是因为他常年悠游于广场，常常听人聚谈此类话题；熟悉企业和军方，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关注此类电视节目，或身边有从事此类职业的亲戚朋友——别忘了，他有非凡的记忆力。
经济状况：住宅一套。他全赖母亲供养，吃穿用度很朴素，零花钱很少，常常向人索烟，其他情况不明。
活在真实世界，就如同活在谎言之中，这是现代人的普遍境遇和悲哀。而对他来说，活在谎言之中，就如同活在真实世界，这到底是悲还是喜？我无从判断，但揣摩他清白无辜的表情、赤诚坦荡的话语，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撒谎或虚构，相反，他认定——并确保人们一致认定——自己所说的都是事实，他在这些“事实”之间组接起一长串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逻辑链，构成一个自足、自是、密不透风的世界，让初次与他接触的人信以为真，叹为观止。他的确是颇为迷人的，被他迷惑的人远不止我一个。一天夜晚，我正和他聊天，广场上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等他离开后，话题立即转到他身上。他们纷纷表示，别看那家伙是个瘸子，穿得也很普通，其实是一个隐居的大富豪，不显山不露水，低调得很。同学最近手头拮据，那家伙已经答应借钱给他，帮他渡过难关。我问：“借了吗？”同学说：“还没，钱是那么好借的吗？要先请人搓一顿。”我说：“这顿饭还是免了吧，到此为止。”同学大为不解，我顿了顿，一一看过他们的脸，问：“你们，都相信他？”他们点头称是。我叹了口气，幽幽地说：“半年前，我也是相信他的。”我把我仅知的真相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不要人为地加深他的病情。
这半年来，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断定他是夸大型妄想症患者。在此之前，我相信他言说的一切，待他也悉如常人。如今得知真相，我顾虑重重，不知如何应对。我不能向他流露出我的怀疑，以免他心理波动，行为失常，酿成不可预知的祸端。我也不能向他流露出我的信任，否则会使他在妄想的世界越陷越深。我有一个小小的野心，我想通过谈话，对他进行心理调适和疏导，但我不是医生，我也无从知道他的病因，因而一直不敢妄自行动，我所能做的，就是倾听，交谈，多谈实在之物，少谈迂阔之事，尽量不诱发他继续妄想。
他的确是一位迷人而危险的病人。
他曾戾气大作，把母亲骑在身下一顿暴打。他还骚扰楼上的女人，一名军嫂。他向我抱怨说：“那个女的，一点礼貌不懂，没有人情味，跟她打招呼，她都不理我。”他不知道，他的母亲早就跟楼上楼下的住户打了招呼，叫他们不要和自己的儿子有过多来往，怕他万一行为失控，殃及邻居。楼上的女人正是得了他母亲的提醒。这提醒自然是善意的，却百密一疏：过于密切的交往可能会招惹麻烦，可过于冰冷的态度岂不是更会招致怨恨吗？大家都在提防他，疏远他，一旦有谁和他接近，他便急吼吼地粘上去，总也甩不掉，比如那名军人出身的退休干部。老人逢人就抱怨，深夜两点，他摁响老人家的门铃，开门一看，一个鬼影息在墙角，黑乎乎的一团，让人毛骨悚然。问有什么事，他嘿嘿笑道：“没事，来跟你聊聊天。”我想，他是太孤独了。
透过他的孤独，我更深地体认到了自己的孤独。在空荡荡的广场，多一个人说说话、抽抽烟总是好的，可以排遣寂寞，慢慢消磨一个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没有提防过他，他也没有伤害过我。我如此轻易地赢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好感和信任，这反倒使我惶惑不安了。他是否从我身上嗅到了相近的气息？只有面对他，我才会大肆诉说空疏的梦想和怪诞的幻象，这只怕也近乎妄想症吧？不同的是，他不自知，我自知；他是被动的，我是主动的。我向来远离中心话题，更不是话题中心，我宁愿缩在一角，暗自凝视芸芸众生的行色。他们都活得很好，使人恍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世界，值得为之生死不弃的世界。然而，我不懂汽车驾驶，不懂股票和期货，不懂牌技和酒令，不懂网络红人和明星绯闻，不懂察言观色左右逢源，不懂各种或显或隐的社交伎俩，这使我很难与时下过于正常的人深入交谈。那些过于正常、心智两全的人啊，一旦癫狂起来，往往面目狰狞，六亲不认，比精神病患者可怕得多。
面对精神病人是需要勇气的。我念中学时，一天中午，突然有个少年闪进我租住的屋子。他神情恍惚，仿佛因为刚被烈日暴晒，眼前虚晃着一堆炫目的碎玻璃。这堆碎玻璃突然涌入黑暗的屋子，让我的眼睛有些刺痛。他径直走向我，声称要为我剪指甲。他右手捏着一把锈了的指甲钳，小心而执拗地伸过来，我发现，他的手指上竟没有一片指甲。我竭力定了定神，最终战胜内心的恐惧，勇敢地献出我的指甲。他低下头，专心看我的指甲。我抬眼看他的脸，听他匀静地呼吸。我无端地相信，他不会伤害我。他剪得很仔细，末了，还用钢锉打磨得很光滑。我一定不是他唯一的目标，却有可能是他唯一的顾客。我至今依然不清楚，这个少年究竟得了什么精神病，但我隐约明白，他一定是通过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某种代偿，那一定是他最为珍视却又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
由此想到我的朋友，广场上的妄想症患者，他是不是也在我身上实现了某种精神代偿？代偿的又是什么？能与一位精神病患者——尤其是不大伤人的精神病患者——建立友谊，毕竟是不大容易的。我把他看做一个精神样本，而这个样本所呈现的，不仅有他的精神脉络，也有我的精神病象。我想探悉他的内心世界，并以他为镜像，反观我自己，反观纷纭万变的世相和心象。
最近，他又回来了。我迎面向他招手，他看看我，没有任何反应，仿佛是一个陌生人。他仍旧来广场，但不再说笑，不再逗孩子，坐一会，绕一圈，旋即离开，刻意与人保持距离。据说，他是得了严厉的训诫：慎与人言，勿与人交。晚上，我仍旧坐在长椅上，他默默地走来，默默地坐下，片刻，他把手伸向我：“我带几支烟走。”便攥着烟，一摇一晃地走远，轻飘飘的，像是在打转。
从此，广场便成了我一个人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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