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曾国藩,花1年就用制度带出所向披靡的湘军

内容来:本文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书籍《曾国藩传(张宏杰新作)》读书笔记。笔记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知名历史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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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君说:

人物塑造更符合当下潮流和年轻人阅读口味——本书的曾国藩不是被神化的完人,形象更接地气。

他持续奋斗的进阶之路,就像一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小镇青年的奋斗史。


以下,尽情享用~


晚清时候,天平天国起义,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一百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却成了唯一能抗衡并最终平定太平军的队伍。


那么为什么湘军就能所向披靡呢?


这都归功于曾国藩的团队设计上。分析湘军的制度设计,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对于公司、企业团队管理仍然很有意义。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里呢?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也就是反向思考。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绿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

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

 

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


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


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


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


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


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


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

 

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


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


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


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


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元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


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


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

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

 

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儿大的。


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


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


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


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位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


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


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


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


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


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


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


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儿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


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


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


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一、曾国藩创建湘军,

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就是实行厚饷原则

  

曾国藩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月四两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三四倍。


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


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


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


曾国藩规定,统率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


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湘军在招募时,往往招千人则有万人响应,招万人则有数万人响应。


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一万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多,后来达到了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


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

二、湘军在制服上的第二个特点是

“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


每逢战争,都是东抽一百,西拨五十,临时组成军队。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大家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


但是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生疏。

因此出现兵与兵不熟,将与将不和的局面,所以绿营兵怕贼,不怕将。将怕兵,不怕法。将与兵如同路人,打仗赢了互相猜忌,输了互不相救。


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一支军队却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一支就非常嫉妒,怕胜者得到赏银,怕别人升官。


所以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

 

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也就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这个“湘”字,原本是指湘乡县。

他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全是湘乡县人。他弟弟曾国荃则不仅只用湘乡人,而且只用老家方圆十几里内的人。老乡观念,达到极致。


这样,每一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本来是公家发给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


彼此有一种“恩义”在。这样下级才能忠于上级,上级指挥下级才能得力。


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也是湘军与绿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

当然这个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调遣,实际上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

 

三、曾国藩选人,

特点是“选士人领山弄”

 

“选士人”,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

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很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104名。


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

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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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


什么叫“领山农”呢?


绿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兵源不好。

中国传统时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

因为他怕这些绿营兵把绿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

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


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绿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的。湘军军人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

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完成。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四、湘军非常突出的特点,

是重视政治教育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


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觉得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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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

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

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他每逢三日、八日,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


曾国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军纪上。

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感动他们,不要扰民,洗刷战士不如贼匪之耻。

除了宣讲之外,他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爱民歌》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五、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绿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是敌人一来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越没有战斗力。


曾国藩决心改掉绿营这个习惯。所以他决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


湘乡知县朱孙诒,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


曾国藩练兵时,他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一途建功立业,但是曾国葆一军在战争中表现不好,也在被裁之列,被曾国藩赶回家乡。


曾国葆回到家乡后感觉无脸见人,几年闭门深居,足不出户。

 

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

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


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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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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