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家暴受害者：被削弱的自救系统
▲疫情期间，封城封路、酒店停业、社会焦点转移等因素使家暴受害者的求助之路变得更为艰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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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统计发现，2020年2月其服务的家暴事件有175起，是1月的近两倍、2019年同期的三倍多。
受害者的自救系统也因疫情影响被削弱——由于封路无法投靠亲友，酒店均已暂停营业，受害者几乎无法解决食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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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 南方周末实习生 冯雨昕 责任编辑 | 邢人俨2020年3月9日凌晨4点03分，42岁的李某某发出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总觉得家暴离自己很遥远，今天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噩梦，恐惧、无助让我窒息，我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两小时后，她从十一楼坠亡。3月12日，山西省灵石县公安局通报称其死亡原因系自杀，死前曾遭受丈夫家暴。
2020年2月26日，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发起人台风注册微博，开始记录疫情期间的家暴事件，仅仅几天时间，她就搜集到六起家暴事件。“家暴不太‘可见’，求助也很困难。在被隔离的状态下，大家的压力都在增大，和家人长期相处的压力、无法复工的压力等，家暴可能增多，平时可以采用的逃离家暴的方法在疫情期间也不行了。我们建立这个微博就是想告诉大家，哪怕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很关心家暴问题。”
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以下简称“蓝天下” ）统计发现，2020年2月其服务的家暴事件有175起，是1月的近两倍、2019年同期的三倍多。协会负责人万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疫情期间，一天最多接到十通求助电话，最少也有两通。
“家人相处时间变长，不能出门、不能娱乐，心理承受能力降低，焦虑增加了碰撞。”万飞分析。受害者的自救系统也因疫情影响被削弱——由于封路无法投靠亲友，酒店均已暂停营业，受害者几乎无法解决食宿问题。
2014年，“蓝天下”在湖北监利县、潜江市等地探索“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反家暴工作联动模式，包括心理咨询师、律师、警察在内的八十多人参与其中。疫情期间，团队帮助家暴受害者稳定情绪，提供心理支持，给出应对建议，指导他们用法律手段保护权益，为滞留施暴地无法离开的受害者安排酒店庇护。
监利县一位遭受丈夫家暴的受害者，老家远在广东，封城封路后，警察将其安置在酒店里，按照每天100元补助住宿，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供1500元，“蓝天下”向公益机构申请3000元。目前，该受害者已经在酒店里住了一个多月。
“疫情之下人手紧缺，工作重点转移，精力跟不上，社会组织的焦点也投向救灾。”万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往春节是协会获得资助的高峰期，2020年收到的资助费不足一万元。后来，他通过某慈善基金会才为三百多名家暴受害者申请到2月的服务经费。
在这笔预算中，除了心理、法律志愿服务的补贴之外，还包括为6位受害者提供庇护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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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隔离了，被殴打这件事还能解决吗？
2月19日清晨7点，曹真终于逃出男友的家，小区保安照例为她量体温，没有注意到她藏在口罩下的伤口。在空旷的马路上等车时，曹真害怕又焦急。“这应该是我等过的最漫长的滴滴，我生怕慢一秒他就追出来，又把我拉入身后的地狱。”
四五个小时前，曹真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暴力。男友想出门喝酒，曹真以疫情为由劝阻他。在家中喝闷酒的男友，在喝了近一瓶烈酒后，掐住曹真的脖子，拎着她不断撞击墙壁，随后又抡起水壶威胁她。
曹真从未想过暴力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男友在深圳某互联网公司工作，从事游戏行业，性格温和，只是偶尔偏激。一次争吵后，男友给曹真打了几百个电话，甚至跑到她家按了一个小时门铃。事发后，在派出所做笔录时，曹真才得知他也对前女友动过手。
疫情让求助变得举步维艰。曹真需要打印控告书和病例，但小区附近的打印店都关门，最后她找到一家七公里外的打印店。在医院治疗伤口时，她耳温高达37.6度，被带去发热门诊，还做了核酸检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要做新冠病毒检测。我们转发过、愤怒过、恐惧过、痛哭过的一切不只是在网络上了。”
更让曹真担心的是：如果自己被隔离了，被殴打这件事还能解决吗？
受疫情影响，许多受害者逃离家暴的渠道也被阻断了。
32岁的王雅丽与前夫离婚两年，各自带着孩子生活。今年春节，在前夫央求下，她勉强同意去前夫家过年。饭桌上，因前夫责骂女儿，两人发生争执，前夫的拳头又一次砸向王雅丽。
王雅丽的妹妹接到孩子的求救电话。两地相隔二十多公里，自1月26日县城封路以来，村里的大喇叭天天播放“村村不通行、县县不通行”。
妹妹先去村委开出城证明，被告知疫情期间禁止外县人进本县；有上路证明也未必能过其他县城关卡；出了县城之后还存在不能返回的风险。村委干部反复叮嘱，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车辆不允许上路，“而且你们是出城接人，这更不可能了”。
最后，王雅丽带着12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逃离了前夫的家。由于疫情，交通几近封锁，王雅丽拦不到车，三人徒步了近四个小时。
王雅丽曾向警察求助，因为没有坦陈家暴，警方并未出警。王雅丽的一位亲戚将整件事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在疫情封城封路这么极端的境况下，竟然实施暴力，并且对她们离家出走无动于衷。他算准了她们在这种情况下走不远，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最终还是要回去，那时就得向他低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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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
2月17日下午，邻居打骂孩子的声音又一次传来，郑熹决定做些什么。
她写了一封信，讲明家庭暴力要承担法律责任，请他们不要再打孩子。夜里十二点，她将这封信塞进邻居家的门缝里，过程中不时发出丁点儿声响，她有些紧张。
几天后，母亲和孩子的争吵再次爆发。郑熹听到孩子开始反抗：“打110”“家暴”“拘留”。郑熹相信，孩子收到了她传递的信息，“受到家暴可以向外界求助，外面有人支持他”。
2020年3月1日是反家暴法实施四周年，郑熹和朋友们在网络上发起“反家暴小疫苗”行动，呼吁大家关怀自己所在社区，及时干预身边的家庭暴力。该行动发起七天后，有千余人参与，超过五十位参与者将《给邻居的反家暴倡议书》张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大连、攀枝花、洛阳等23个城市的社区里。他们有的遭遇过家暴，有的目睹过家暴。
湖北荆州是疫情重灾区，小区住户禁止出门，郑熹只能半夜两点偷偷地去贴倡议书，她花了四十分钟手写完成，贴在一层电梯旁——“疫情期间，家人处在封闭的空间中，朝夕相处，也许会意见不合，也许会争吵，但家人始终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和睦才能让我们共渡难关。在此我希望向大家呼吁：不管家人之间有什么摩擦，都不使用暴力，坚持用文明和平方式解决；如果得知自己亲友或邻居有家庭暴力的情况，请及时劝阻，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社区或妇联报告。”
网友Robin打印了二十份倡议书，把它们贴在电梯里，旁边是“防治新冠肺炎”的传单。她比贴商业广告还提心吊胆——“担心被人看到、被摄像头拍到、被物业指责”。小区的公告栏和墙上贴满了广告，有办证的、茶楼的、照相馆的、洗脚的，除此之外，没有非官方张贴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资讯。
诸多“反家暴小疫苗”参与者形容自己像在做小偷。有些新贴的倡议书，第二天就被撕掉了。分享张贴倡议书经历的微博下，时不时会出现些异样的评论：“这种属于乱张贴吧”“此时此刻，防疫情才是第一任务，任何把防控疫情的宣传搁置或放到次要位置的做法都觉得不妥”。
网友“嫣然”是目前参与行动最年长的“小疫苗”，今年47岁。嫣然身边也有家暴事件，侄女的父亲会殴打妻子，但她们从未向外界求助过。这次成为“小疫苗”是受国外留学的女儿之托。
“不同城市的人参与进来，甚至在参与之前写出自己干预家暴的故事，有这么多人的支持，说明旁观者在增多。”郑熹欣慰于行动的力量，“但同时家暴议题下谴责受害者的言论也很多，我们无法让潜在受害者变少，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更多人加入反家暴行动，让受害者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攻击与冷漠。”
一位“小疫苗”给遭遇或者目睹家暴的网友私信，提供反家暴指南，联系了十位网友，只得到一位回复。“他们对于什么是家暴以及家暴发生后可以做什么，尤其是围观者可以做什么，大部分人不是很清楚。他们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
“不报警、不求助不是因为疫情，而是观念所限。”万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求助者不愿意报警，担心会让别人知道自己家的事，也有受害者认为要发生大事才能报警。”
灵石县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张宝汝在接受采访时说，李某某从未向亲友同事提及家暴，外人眼里她拥有和睦美满的家庭。自杀前，李某某在姊妹群里发出自己脸部受伤的照片，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家暴经历。
曹真也没有将遭遇暴力的事情告知父母，怕他们担心，也怕他们不支持自己。“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家丑不可外扬，息事宁人。”报警之初，她有过犹豫和恐惧。“遭遇这种暴力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是害怕，这种害怕让你做不出任何行动，只想缩在那里，不敢向外界迈出一步。我现在想说的是，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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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家暴是什么”
结合“蓝天下”疫情期间数据，万飞发现，疫情期间，女性受害人占比94.67%，2019年全年女性受害人占比80%，“说明疫情期间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
2011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事件在微博上公开曝光后，郑熹开始关注并研究相关议题。“传统的男性气质里面有一些要素是和暴力相联系的，在推崇这样的‘阳刚气质’教育下，或多或少会纵容男性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郑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制度和环境方面，如果政策本身或者政策的实施不完善，或者舆论对暴力的态度不明确，都会导致家暴者实施家暴的成本微小。”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认为：“家庭暴力是一种性别相关的暴力，但它不是生理性别所决定的，而是基于社会的性别陈规定型的一套性别规则，如男主女从、男人应该要掌控局面、要养家糊口，而女人应该听话温柔、应该以家庭和男性为中心等等。”
2020年3月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发出疫情以来的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春节期间，由于不堪前夫骚扰，妻子在朋友家住了二十天后，无奈与母亲开车逃到郊外，一直住在车里。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也于3月8日发布《反家暴法实施监测报告》，据报道，上海四年来保护令核发率不足四成，其搜集上海市法院上传的104份保护令相关的法律文书，涉及91个案例，其中三分之一的保护令申请被驳回，成功核发率仅为54%，而全国法院平均核发率为60%。
“上海的经济文化都相对发达，但在保护令核发方面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也有一些其他地方存在保护令申请难以核准的问题。”冯媛分析，疫情期间，公共部门没有上班，很多法官在家办公，法院电话可能都接不通，虽然开通了网上受理案件的渠道，但对于没有网络、不会使用电脑的受害者而言，求助大门依旧紧紧关闭着。
南方周末记者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已上传公开2020年全国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文书共24篇，其中2月仅2篇。冯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有了权利意识，他们要主张自己的权利，要去相关机构求助，当事人已经走在前面了，但相关机构没有跟上。”
曹真多次前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派出所，调解员的态度却让身为受害者的她更加绝望——“他的工作这么好，你这样会毁了人家”“就算分手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指责我？”曹真仍难掩愤怒。
警察出身的万飞分析：“不是不作为，根本上是认知问题，不懂家暴是什么，他们很少受到真正有效的培训。”
冯媛多年来奔波于全国各地，进行讲座与培训，她发现民间培训在逐年增加，但（ 与家暴相关的 ）公检法培训在逐年减少，“以前一年还有好几个，现在一年有一次就算多的了。”
2月26日，曹真将自己遭遇家暴的经过及录音公布在网上，评论数2.1万，转发量10.5万。之后，“整个事情突然开始快速解决”。第二天中午，“深圳南山公安”官方微博发布公告，对施暴者行政拘留5日，罚款200元，并对调解员的不规范行为，向曹真表达了歉意。
从2011年李金曝光李阳家暴到2019年宇芽在微博公布家暴视频，网络逐渐成为家暴受害者的主要求助地。
“其实不只是家暴，很多事情好像现在都是这样，比如说那些新冠患者，他们很多人都在网上求助，关注量比较大的时候，他们才获得了积极的救治。”一位“小疫苗”说，她将家暴事件发到网上，是想支持和鼓励更多家暴受害者。但台风认为，“网络虽然是求助渠道，但未必所有效果都像宇芽那么好，即使是宇芽事件，在全网关注下，施暴者只拘留20天，罚款500元。”
2月26日当晚，曹真再次前往南头派出所，做完笔录已是深夜一点多，出来时她看见六七个人站成一排在外面等她，都是素不相识的网友。曹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调解员已辞职，施暴者则提出了行政复议，拘留暂缓执行。
（应受访者要求，曹真、王雅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