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泽源
大家还记得「约翰尼·德普确认出演《隐形人》」的旧闻吗?
在2016年,环球影业轰轰烈烈地宣布了「暗黑宇宙」计划,试图借旗下一系列老字号IP,复制MCU模式的成功。然而时光仅仅过去一年,「暗黑宇宙」就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重启版《隐形人》被草草取消,德普也退出了项目。
没想到,三年后,新版《隐形人》改头换面出现在我们面前,以7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取得了过亿的全球票房和良好口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大明星,没有高预算,没有铺天盖地的数码特效……没有问题。
《隐形人》(2020)
从「暗黑宇宙」到布伦屋
作为在上世纪初以恐怖片和怪兽片发家的公司,环球影业原本想借助漫威的运作模式,从那些积了尘土的IP当中重新榨出些银两。「暗黑宇宙」的概念,是要把木乃伊、德古拉、弗兰肯斯坦、化身博士、隐形人、狼人之类经典暗黑角色集结在一系列电影里,让他们在其中关公战秦琼,让他们的故事相互连通。
然而《新木乃伊》的惨败,以及环球对经典怪兽/恐怖片的近几次失败翻拍尝试(2010版《狼人》,2014年的《德古拉元年》),都让它看到了这种模式的不可行。这是因为,环球并没有搞清楚除了票房之外,它到底想要什么。
《新木乃伊》(2017)
作为恐怖片,或者说是恐怖片的延伸产物,「暗黑宇宙」电影注定无法像合家欢的漫威电影一样,取得相同程度的大众吸引力。但环球打造电影宇宙的目的,无疑是追求最大基数的观众群体和随之而来的利润。这就必然会使其产品在恐怖程度上大打折扣。
而在面对高预算所带来的诸多选择中,环球似乎也没想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是与爆米花最搭的数码特效和动作场景,是汤姆·克鲁斯和约翰尼·德普的明星魅力,抑或仅仅是一个好故事?
环球显然在这些选项中昏了头。这造成了它对《新木乃伊》的失控。还好,它们及时亡羊补牢,取消了「暗黑宇宙」计划,让新版《隐形人》独立成篇,并把制作主控权,交给了擅长制作低成本恐怖片的布伦屋(Blumhouse)公司。
而布伦屋及其老板——王牌制片人杰森·布伦,考虑的事情显然没有环球那么复杂。布伦的制片哲学,与B级片教父罗杰·科曼相似:只要保持低成本,慧眼识才,并将创作自由交到导演手中,让他们把电影拍得越吓人越好,钞票自然会朝自己砸过来。
除此之外,布伦屋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它总能摸准时代脉搏,抓住当下观众的痛点所在。布伦屋的许多爆款作品,都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性:《逃出绝命镇》、《黑色党徒》、《解除好友》系列、《人类清除计划》系列,分别指涉着种族关系,大众对科技的焦虑,和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阶级撕裂感。
布伦屋作品的这种特质,和恐怖片的固有属性有关。恐怖片是制造恐惧、呈现创痛的片类,所以,又有哪种片类比它更能映射出时代的裂痕呢?
《人类清除计划》
上世纪50年代的《哥斯拉》、《黑湖妖谭》与《天外魔花》,反映着世界在当时对核污染与冷战格局的焦虑;80年代的《怪形》和《变蝇人》,呈现着人们在当时对艾滋病的恐惧。
而新版《隐形人》之所以成功,也正是因为它捕捉到了当下时代的裂痕之一:男权秩序之下不平等、不公正的性别关系。
一封控诉男权秩序的宣言改编自H·G·威尔斯小说的1933版《隐形人》,讲述的是一个科学家在研制出隐形药水后,变得愈发疯狂的故事。而如果德普版本的《隐形人》顺利成行,那么它大概率也会像原版《隐形人》一样,将疯狂科学家的神经质行为作为表现重点。
但新版《隐形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它重点表现的不是研制出隐形衣的科学家本身,而是把一段亲密关系作为故事框架,呈现「隐形人」在其中为另一方带来的痛苦。这是本片的突破之处。
《隐形人》(2020)
在片中,「隐形人」被塑造成一个具有暴力倾向和极强控制欲的男友。而影片的真正主角,是由伊丽莎白·莫斯饰演的女友塞西莉亚。在得知男友自杀的消息后,她却依然能感觉到他在身边的存在。
塞西莉亚做早餐时,灶台的火被突然调大;
塞西莉亚晚上睡觉时,床单被莫名取走,沙发上出现坐痕;
塞西莉亚去面试求职时,发现自己带在身上的作品不翼而飞,而她的状态昏昏沉沉,因为有人在暗中给她下了药;
影片通过「隐形人」这一设定,制造出了不少令人难忘的「Jump Scare」场景。但这些恐怖片惯例桥段,还不是《隐形人》最令人胆寒之处。
影片给人带来的最大恐怖,源自让塞西莉亚无法摆脱、也无处藏身的男权秩序。
这种秩序无时不刻地控制着塞西莉亚。当男友尚未学会隐身时,就时常对她家暴。他用摄像头监控她的一举一动,控制着她的外表、穿着、食物,甚至所思所想,并违背她的意愿,坚持要让她成为生殖工具。
《隐形人》(2020)
在男友隐身后,塞西莉亚则遭受着他的各种陷害污蔑。她寄宿人家的女儿被伤害,她的姐姐被署了她的名字的邮件谩骂,并最终死在她手握的刀下。而在面对这些荒唐指控时,塞西莉亚却无力自证清白。因为即便是她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相信她。
就拿让她寄宿在自己家的警察詹姆斯为例吧。他无疑是个善良的男人,能设身处地为弱者考虑,且尊重女性。但即便是他,在面对塞西莉亚身边层出不穷的诡异现象时,第一反应也不是试图去理解和相信后者,而是确凿地认为后者疯了。
《隐形人》(2020)
如果把塞西莉亚换成一个男人,詹姆斯和片中其他代表着男权体制的人,还会如此轻易地得出结论吗?或许不会,但塞西莉亚是女人。而女人在千百年以来,本身就是荷尔蒙和心智不稳定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充满偏见的环境中,没有人会怀疑,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发疯。
塞西莉亚在面对这套强大的男权秩序时,既无力回击,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因为男权秩序对女性的压迫与偏见,既无处可见,又无所不在。它们同样像是有隐身药水附体,把自己伪装得像空气一样「自然」,而任何反抗这套秩序的人,都要面对被污名化的风险。
《隐形人》(2020)
精于操纵配偶心理的男友阿德里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消失的爱人》中同样功于心计的反社会控制狂艾米。但与后者相比,前者的行事方式似乎缺乏连贯性,智商也是忽而在线忽而下线。
不过,塑造一个惊世骇俗的反派角色,并不是影片主创想做的事情。对观众和塞西莉亚来说,阿德里安的隐身衣,是恐惧的来源;但对主创们来说,这个隐身衣则是一个符号,一张白纸,上面写满了男权秩序对女性固有的敌意,和后者对前者的控诉。
这种控诉与明喻的处理手法高级吗?作为艺术手段来说,或许不高级。
但作为社会性表达,它们是否有必要?很有必要。尤其当我们依然身处在一个不停出现着N号房、爱泼斯坦和韦恩斯坦的世界时。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个曾被性别秩序不公对待的人,每个看到了这种不公的存在的创作者,都有必要把自己承受和看到的创痛公诸于世,让它们不再「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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