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苦难中走出的名医名方
疾病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现代的传染病，在中医的书籍里称为“疫”“痢”“瘴疫”或“瘴疠”等，统称为瘟疫。瘟疫最大的特点是发病迅速，传染性强，病情危重凶险，且经常大范围暴发流行。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一直受到瘟疫的威胁，而且瘟疫一旦暴发，将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总计夺走了超过2 500万人的性命。
中国也不例外，根据《中国疫病史鉴》的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以肺型为主，历史上3～20年就会发生一次，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
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医药的发展，就是从和瘟疫的斗争中实践出来的，每一次与瘟疫的斗争之后，都积累了防治方法，并不断涌现出名医名方，直到今天，这些防治方法仍然适用，甚至有些耳熟能详的中药方剂，为老百姓津津乐道。限于篇幅有限，以下简单介绍几个在与瘟疫斗争中成名的医家与药方。
张仲景与伤寒经方
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华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的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成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该著作中的方剂，普遍被称为经方，创造了很多剂型，流传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张仲景撰写该著作的序言中指出：“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说的正是伤寒类瘟疫流行，导致家族中众多族人死亡，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研究此类瘟疫疾病的治疗。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书中详细记载了该类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创制了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肾气丸等经典方剂，直到今天，其中的理论和方药仍指导着流行性出血热、猩红热、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的治疗。
太平惠民和剂局与人参败毒散
太平惠民和剂局，是宋代官方组建的机构，主持编撰了全世界第一部由官方编著的成药标准，即经典医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书籍中收载的方药以丸剂和散剂为主，相当于当时的中成药，而人参败毒散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首方剂。人参败毒散又名十味汤，该方是由人参、茯苓、甘草、羌活、独活、川芎、前胡、桔梗、枳壳等中药组成的散剂，使用的时候取用少许加生姜、薄荷一起煎煮服用。原著中记载该方治疗“伤寒时气”，所谓的时气就是感受时邪的传染病，症状表现为：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等。
关于方名，之所以叫“败毒”，是由于古人认为瘟疫之邪是感受了一种“疫毒之气”，治疗的方法就需要化解毒邪，取名败毒散。从方剂的组成来看，这首方剂是治疗以寒湿为主的传染病的专方。据记载，在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江南淮北等地方出现了瘟疫，沿途都有相似的病人，人们限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医生用这个方剂，大锅煎煮，广布施药，凡服用的人，均痊愈，因此这个方剂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现代认为，该方具有益气解表、散寒除湿的功效，用于治疗正气素虚又感受风寒湿邪所致的气虚外感证。
李东垣与普济消毒饮
李东垣，又名李杲，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河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著述很多，影响较大，主要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东垣试效方》《活法机要》等。他学医于张元素，尽得其传而又独有发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李东垣虽然以内伤杂病的治疗为主，但对于外感瘟疫的治疗也是颇有建树的，其中，对于大头瘟的治疗可见一斑。大头瘟，即现代的流行性腮腺炎。据记载，公元1202年，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大头瘟”，病人刚开始时会感到身上发冷，浑身没有劲儿，很快头面部就出现肿大的症状，肿胀的眼睛难以睁开，而且脑袋也变得比平时大，紧接着会发热、咽喉疼痛、呼吸困难，最终很快病情恶化，甚至死亡。
李东垣根据临床观察和实践，创制了专方治疗，就是《东垣试效方》记载的普济消毒饮，该方由牛蒡子、黄芩、黄连、甘草、桔梗、板蓝根、马勃、连翘、玄参、升麻、柴胡、陈皮、僵蚕、薄荷等药物组成，该方剂施救后，很快得以控制。如今，这首方剂不仅用于治疗腮腺炎，而且凡是头颈部、面部的各种肿物，从中医角度辨证为邪热毒火所致者，都可以应用。
叶天士与甘露消毒丹
叶天士，清代著名医学家，出生于医药世家，12岁时随父亲学医，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生计开始行医应诊，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虚心好学，师门深广，从12岁到18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17人。他治疗瘟疫见长，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途径，并且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成为辨治外感温病的总纲。他所撰写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基础。
叶天士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创制了名方甘露消毒丹，由飞滑石、淡黄芩、绵茵陈、石菖蒲、川贝母、木通、藿香、连翘、白蔻仁、薄荷、射干等药物组成，具有利湿化浊、清热解毒之功效。该方是治疗湿温时疫、湿热并重的方剂，故清代名医王士雄誉之为“治湿温时疫之主方”，主要针对感受了湿疫之邪，出现发热、肌体酸痛沉重、口渴、小便黄赤，或咽喉疼痛、全身黄疸等症状。古人认为，湿热蒸腾，更加烈日之暑气，相互作用，人在呼吸之间，口鼻受其邪气，从而发生湿温疫疠之病。现代医家临床将此方用于治疗肠伤寒、急性胃肠炎、黄疸型传染性肝炎、钩端螺旋体病、胆囊炎等证属湿热并重的患者，具有很好的效果。
余师愚与清瘟败毒饮
余霖，字师愚，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著作有《疫疹一得》。据记载，在清朝乾隆年间，桐城发生瘟疫，余师愚认为是暑热疫，为火毒之邪导致，提出用药必须大剂量，才能解燃眉之急。因此，他针对当时瘟疫的特点，结合临床实践，大胆创新，创立了清瘟败毒饮，并且有大中小剂量之分，其中，投以大剂量的石膏是重要特点，从而挽救了很多性命。
余师愚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由石膏、生地黄、犀角、黄连、黄芩、牡丹皮、栀子、甘草、竹叶、玄参、连翘、芍药、知母、桔梗等药物组成，融合了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三个名方，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作用，用于温疫热毒、高热不退、口渴口干、头痛剧烈如劈、干呕、神志狂躁、谵语神昏，或皮下出血，或吐血，甚则四肢抽搐等病证的治疗。该方在后世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火毒症状为主的传染病的治疗，如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等。
吴鞠通与安宫牛黄丸
吴鞠通，又名吴瑭，是清朝杰出的温病学家，江苏淮阴人士。天资聪颖的他，本来应该是考科举进官场的，但由于父亲的病逝，转而开始学医。后被入选副贡进京，参与《四库全书》医书部分的抄写检校工作，从而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医书，医学知识大有长进。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京城发生瘟疫大流行，很多病人由于治疗不当而死亡，吴鞠通效仿叶天士之法，抢救了不少病人，从而声名鹊起，并于1798年，著成《温病条辨》一书，此书是中医治疗温热病的里程碑。
吴鞠通不仅进行了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还留下了诸多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等，其中广为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即出于此书。吴鞠通所创制的安宫牛黄丸，由牛黄、郁金、犀角、黄芩、黄连、雄黄、栀子、朱砂、麝香、冰片、珍珠等组成，具有醒神开窍、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温热病，热邪内陷心包，痰热壅闭心窍出现的高热不退、烦躁、神志不清等症。后世将其应用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中毒性菌痢、脑血管意外等热毒内陷的治疗。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COVID-19）疫情，并迅速蔓延，给我国的公共卫生和临床救治带来了巨大挑战。本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急性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3 000余名中医药医务人员支援湖北，发挥了中医药的巨大作用。相信在这次疫情的斗争中，也会涌现一批中医名家和方剂，被后世铭记，并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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