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白国华报道近日,由中国足协主办、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协办的“2019年中国足球新闻奖”评选活动,在经过稿件征集、作品初选、作品复选等评选环节后公布获奖名单。最终,6个组别共47件优秀作品获奖,特别贡献奖由《足球》报创刊元老严俊君获得。
这是对“老严”严俊君的一次致敬——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老严,以及他创办的《足球》报的峥嵘岁月吧。
▲中国足协官网对严俊君获奖的说明中提到——特别贡献奖旨在向为中国足球新闻报道作出杰出贡献的媒体人(团队)致敬,获得首届中国足球新闻奖特别贡献奖的严俊君今年已是80高龄。严老在1979年创办《足球》报,并主持《足球》报工作长达20年,伴随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和职业联赛全过程,率领《足球》报成为中国过去40年最有影响力的足球媒体之一。
壹
1979年11月6日,严俊君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一件在中国传媒史上离经叛道的壮举。那一晚,这群人的心情,就像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第一次摁下“包产到户”生死契约的红手印。
那一天是不是黄道吉日,严俊君没有查过。
当晚,在忙完《广州日报》本身的稿件后,身为《广州日报》政文部体育组组长的严俊君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为国内第一份足球类专业报纸写稿。三名记者都是当时《广州日报》体育组的同事,平时对足球都很熟悉,稿件没有什么问题,而两名编辑,则是时任《广州日报》副总编辑的王修平从其他部门特地找过来帮忙的。上稿件,进行校对,然后送到《广州日报》的印刷车间。
试刊这一期,《足球》报印了五万份。因为没有任何资金,所有纸张和印刷费用都是向《广州日报》赊的,《广州日报》当时声明,四期作一次结算。
印好以后,天已微亮,稍稍看一眼这张诞生于自己手下的报纸,稍稍平复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来不及任何的欢呼,老严又带着大家一起去上街卖报纸。主力人员包括采编他们几人外,还有《广州日报》的少部分家属,其中还包括老严的妻子。
▲1979年《足球》报试刊号以及中新社相关报道
珠江两岸以及洪德路、宝岗球场、黄沙码头,五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老严看着,心中大定,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坚信,《足球》报将前景光明——许多刚下班的工人,干脆就坐在马路边,或者靠墙而立,直到把报纸看完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前一晚为《足球》报编版的一位老编辑,因为编《足球》报而比平时回家晚了很多,看到的是妻子愤怒的脸。这位累极了的老编辑说:“我去编《足球》报了,很累,想睡觉,别吵我。”睡醒后,却发现笑意盈盈的妻子端上一碗鸡汤——妻子在当天上街的时候,有幸目睹了《足球》报首发式的震撼场面,于是大为感动,加入到了《足球》报售报家属团中,当日为《足球》报卖报的人都有提成,就拿着这个钱,她为丈夫买回一只鸡做炖品。
一周之后的11月14日,中新社发了一条消息:“中国首张《足球》报面世!——这是中国第一张足球运动专业报纸。”不是排球,不是乒乓球,而是一个在中国十分落后的体育项目上,却诞生了中国第一份体育专业类报纸。
半个月后,创办《足球》报的采编人员拿到自己工资的时候,发现多了20块钱,当时没有稿费,多出来的是每期10块钱的编辑费。而赊欠《广州日报》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也顺利地一次结清,还绰绰有余。
经过1979年末的试刊以后,1980年1月1日,《足球》报开始了她正式创刊的第一期。那一年,严俊君正好40岁——40不惑,这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后被合并到广州体院)毕业,后来被李承鹏戏称为“三流的排球运动员”的报人,像是找到了一根锚,从此把自己定在了中国足球这片汪洋大海中。
▲1980年1月1日,《足球》报正式创刊
贰
这份报纸诞生在广州,诞生在《广州日报》,诞生在严俊君手中,并非偶然。
1979年的严俊君,当时是《广州日报》政文部体育组组长,人家都叫他老严。老严在街上,出于职业的习惯,会经常留意街上在报栏前驻足的行人。他发现,体育报道的栏前,聚集的人最多,看得也最认真。这让他有些心痒难耐——毋庸置疑,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中国第一运动!这个事实和这个市场让老严的心里急切,像猫挠一样。
可面对现实,老严则不由得有点泄气。《广州日报》每天只有4个版,而体育报道有时候每两个星期才能占到半个版或者两栏的分量,而且写的时候条条框框也多,在那场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甚至一些比赛连比分都不让报,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要把比分报出来,岂不是把比赛放在了第一位了吗?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有人在徘徊,有人却不甘寂寞。老严很敏锐,他和很多出身于中文系的《广州日报》同事不一样,他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充满着运动员的激情。1979年,老严血气方刚,身无一物,无所畏惧,他很大胆地想了一个点子:就让我们这帮人创办一份足球专业报纸吧。
这首先要得到《广州日报》的同意,和老严同样敏锐的不乏其人,《广州日报》当时的领导中,副总编辑王修平非常支持老严,尽管这种支持不是公之于众。王修平明确地告诉老严:“你可以办,《广州日报》会尽量支持你。”但是,老严碰到一个政策上的壁垒——国内当时是不允许跨行业办报的,《广州日报》作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是不能去办一份体育类报纸的。
老严开始动脑筋,他找到了当时的广州市体委的负责人,让他们出面申请刊号,而所有的采编、发行、经营工作交给《广州日报》。最让广州市体委心动的还有一点,报纸如果办亏了,他们不会亏一分钱;但如果报纸赚钱了,广州市体委将会得到一半分成。
老严得到了当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广州市体委副主任常荣的大力支持,《广州日报》、广州市足协两条渠道畅通无阻以后,还需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批准,这个程序也异常顺利,所以直到现在,老严还在总结——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份足球专业类报纸会诞生于广州?时代的变革是一方面,但地利因素可能更加重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的确有一批人,他们的思想解放程度走在全国前列。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是老严自己的总结。
他的继任者、前《足球》报总编辑谢奕则如此总结:“第一任总编辑老严的创业基因和成长渴望,就是典型那一代广东企业家的气质,这种渴望,像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种子,在受香港传媒民俗影响的广东土壤中,找到了潜在的足球市场,在当时领导开明的支持下,找到了游离于体制外的经营机制。”
▲1990年,《足球》报报道辽足夺取亚俱杯冠军
叁
作为《足球》报的创始人,老严首先是一名冲锋陷阵的记者。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是《足球》报第一次报道世界杯。严俊君总觉得遗憾,毕竟不是派记者到现场第一线采访,作为国际足球的最高殿堂,中国人缺席了!这个遗憾一直到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才得以弥补,这一年,严俊君和摄影记者廖德营一道到墨西哥去采访世界杯。
出发之前,严俊君和他的老朋友、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说:“我很想去墨西哥采访世界杯,但是经费方面可能会有所不足。”霍英东说:“你去好了,你需要多少钱。”老严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吧,回来以后多少钱,我再找你报销吧!”
其实早在1983年的墨西哥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上,严俊君第一次到墨西哥采访,这又是一个先例,地方媒体第一次出国去采访世界性大赛。在墨西哥期间,严俊君对于墨西哥的情况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而且和国际足联的相关人士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这样的关系,在那届世界杯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后派上了用场,在国际足联新闻官的帮助下,严俊君进入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两百多名记者,德国记者、阿根廷记者以及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等等,当严俊君提问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打量着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
严俊君后来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问的这个问题,旨在告诉世界:“世界杯,中国人终于来了!”
他是一位振聋发聩的评论员。
1988年,《足球》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中国足球是否能搞“职业化”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后来归于沉寂,却再次见证了《足球》报当时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六年后的1994年,中国足球终于进入了职业化时代。曾经以为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时代以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回顾历史,却发现原来只是一个很可悲的轮回。
1995年甲A联赛,老严写的“保卫成都”四个字成为整个甲A年代的记忆。后来,作为四川人的李承鹏这样回忆:“我曾经问过严老板为什么要保卫成都,他说并不是保卫发行量,而是保卫一个标志,因为足球最终是要以城市为据点的,如果成都守住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市场模范就守住了。作为一名报纸总编,对市场看得比中国足协更务实,这难能可贵,那是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就像后来的超女快男,必须从市场人气基础来选择一些歌手,于法有隙,于情无碍,重要的是它真的维系了西部足球的一个板块。”
▲那篇著名的《保卫成都》
他又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经营高手。
老严的办报理念是,“银子”才能买到“才子”。各地喜欢足球的作家文人,各地采访足球的骨干中坚,都成为《足球》报庞大“野战军”的一部分,“千字千元”的稿费标准,放到现在都是一个不低的标准,曾经有一位天津的作家说:“《足球》报的稿费,是港澳台标准……”
在那个年代,《足球》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得非常好,曾经在中国新闻界创造了一个奇迹,最高发行量超过200万份,而且是全国新闻界人均创利最高的报纸。而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并非“一纸风行”那么简单:曾经有中央领导专门对《足球》报有个指示:影响安定团结的有两个市,一个是股市,一个是球市,所以,《足球》报要把握好舆论导向。
他还是一位开山立派的巨匠。
在老严的手下,曾经活跃着谢奕、刘晓新、李承鹏、姬宇阳等一批让人如雷贯耳的足坛名记,当中固然拜《足球》报的实力所赐,但老严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
接任谢奕的刘晓新仍然记得他第一次和老严见面时候的情景:90年代末他从《体育参考》加盟《足球》报,见到老严,老严问:“你对《足球》报有什么要求?”刘晓新说:“其他没什么,我就是想出差。”
老严从抽屉里拿出三千块:“去财务办手续,马上出差,去你想去的地方。”
▲原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与《足球》报团队合影,前排右一为严俊君
肆
当然,老严是一名记者,是一名总编辑,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更是一名球迷。
1999年,59岁的严俊君从《足球》报退休,迄今已经21年。
这21年,老严看文学巨著,种些花花草草,玩玩石头,但对中国足球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足球从资源上来说,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国家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重视,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得上,但这些年,中国足球的发展无法匹配中国其他领域的发展,这是让人痛惜和伤心的。”
把诊之后,老严也开了方——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总结:第一,中国足球不出人才。这是青训的问题,也是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的最核心问题。国家现在很重视校园足球,但我觉得绝对不要忽视业余体校的作用,我建议业余体校培育人才的功能还是要继续加强。
第二,联赛和国家队的关系。我们联赛现在很红火,但是和国家队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如何让队员们更有国家荣誉感,同时联赛能真正起到锻炼球员水平的作用,这个度如何把握,还要继续辩证地去把握。
第三,广东足球水平的滑坡让人意想不到。以广东的足球基础、经济水平以及思想观念,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事实证明了,广东足球水平的滑坡也导致了国家队水平的严重倒退。”
▲越秀区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广州日报旧址,这里的采编楼五楼曾是《足球》报的办公地点
这是80岁的严俊君对于中国足球的思考——他的总结未必符合这个时代的“口味”,这已经无所谓了,属于他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他的功绩却将永远被时代所铭记。
终生成就,特别贡献,严俊君,担得起这八个字。
编辑 | 把球给我我要回家 图片 |《足球》&O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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