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于1908年。波伏娃的外祖父曾是凡尔登银行家，后来遭遇破产和监禁，家道衰落。波伏娃的母亲受过良好教育，但没有实现个人的发展。波伏娃的祖父是巴黎的官宦之家，父亲乔治天性细腻、优雅，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乔治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但是他对工作不用心，却是狂热的业余演员。
波伏娃从小受父亲影响，对戏剧、文学感兴趣，父亲也创作戏剧，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上台参演，写诗献给妹妹，显示出惊人的天赋。贫穷与困苦伴随着她的成长，但从未毁坏过她的自信。她精力充沛且高度自律，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充满激情。父母间的争吵、离婚，也并没有影响到她对幸福的执着寻求。“她在自己的心中筑起了一座城堡，将所有妨碍她幸福的东西都拒之门外。”
波伏娃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在学习中可以不断超越自我，她回忆童年时说：“坐在我学习用的扶手椅上，我感受到了地球的和谐。”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揭示世界奥秘的使命。当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还将自己的人生完全寄托于婚姻家庭的时候，波伏娃就确立了与众不同的追求：成为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可以主宰自己人生与命运的女性，她要成为作家。这种坚定的信念给她的内心以极大的安全感。
15岁的时候，波伏娃在父母的反对中坚持自己的追求，开始了真正的写作。她在日记中说：“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通过自己，发现存在。”她着迷的是探索真理的过程，而不是任何人任何高师给她的现成结论。
19岁，就读于索邦大学的波伏娃成绩优异，但内心孤独，渴望来自另一个性别的情感与思想的共鸣。对此她比较悲观，波伏娃对于爱情的渴望，是与探索真理的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时候，她还没有预感，一份惊世骇俗的伴随她终生的爱情正在向她靠近。
关于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波伏娃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概括：“这对情侣穷其一生都在反抗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宗教伦理、道德戒律和骑士守则。”
1929年6月，大中学校教师资格会考，波伏娃和萨特等人一起备考，最终两人都被录取。自此，萨特与波伏娃在精神上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萨特正是波伏娃从少女时代就幻想的那种伙伴，她说：“萨特完全满足了我十五岁时的愿望，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而萨特说：“西蒙娜的优点，使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
让-保罗·萨特为人豪爽，穿着马虎，他家境好，一生从未缺钱，而且一直得到母亲的支持。萨特身材矮，其貌不扬，但有一种坚定的自信和能够影响他人的魅力，且有极为优美的歌喉。
萨特极为崇尚理性与自我控制，对任何事物都善于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即使对于两性关系，他也是理性多于感性。他一生陷入多段“偶然爱情”中，但另一方面，萨特迷恋的主要是爱情中吸引与征服的感觉，而对肉欲却保持谨慎的态度。波伏娃则不同，她有着典型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她有强大的理性洞见能力，另一方面又充满激情，感情极为丰富。在两性关系中，波伏娃表现出缠绵多情的一面，但她愿意与萨特一起创造一种新的关系，并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
1929年的夏天，通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波伏娃和萨特结伴出行之后，开始每天通信。他们约定，他们之间不需要忠诚，但他们将永远不欺骗对方，不隐瞒对方任何事情，他们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业、生活，以及情感经历。
这对情侣，一生中既没有结婚，也没有正式同居过。与萨特这种特殊的情侣关系，激发了波伏娃更旺盛的生命力。她充沛的精力，不耗费在琐屑的家庭事务中，而是用于充分地体验生活感受人生奋发创作。波伏娃身材窈窕，面容清秀端庄，她迷恋大自然，喜欢一个人步行远足，常常穿着长裙和平底鞋，一个人翻山越岭。她也经常体验城市生活，深入最贫困的街区，深入码头、酒吧，观察生活。波伏娃坚信可以通过创作对社会的转变产生影响，但她坚持自由的生活方式，与任何政党及组织保持距离。
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誓言中，排除了忠诚、忠贞的传统道德规范。他们一生中各自有多段别的爱情，但相互不隐瞒不欺骗，而是真正履行了分享共同经历的诺言。
“爱情对于两性来说不是同一种含义，很多导致恋人分手的重大误会都源于此……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不过是一种消遣，但是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就是生活本身。”这种男女有别的爱情论调，是对千百年来两性在情爱关系中的不对等的现实概括。但波伏娃未认同与屈服于这一论调，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各自的经历都丰富着对方的生活。
萨特称波伏娃是自己的“良心”。在萨特应征入伍后，波伏娃领取萨特的薪酬，分给他的女友们。他们并不执着于爱情本身，而是以“求真”为终极目标。他们分享各自的情感经历，借此认识人性与人生，再融汇到创作中。萨特在信中说道：“我迷人的海狸，我认为您更想了解我的经历，而不只是听到我爱的誓言。但是，您要知道，我对您的爱一直满满的，始终萦绕在我心田。”
波伏娃说：“我确信自己和他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始终相互浸透，萨特常常会冒出奇思异想：“海狸，我有了一个新理论。”于是两人围绕着这个新理论精雕细琢，彼此都为对方的体系添砖加瓦。萨特所有的作品，都渗透了波伏娃的心血，他们常常针对问题与观点激烈争吵，而最后总能听取对方的意见。所以，对萨特的思想波伏娃有深刻的理解，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化用。当面对情感的困惑，波伏娃会将其作为思考的素材，化入写作中。
波伏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种潇洒的担当能力，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她都能够勇敢地有尊严地生活。二战期间，物质贫乏，波伏娃千方百计搞到布票，买布自己做裙子和大衣。家中没有暖气，她就每天一大早到咖啡厅外等候，一开门就进去，一坐就是一整天，看书学习写作。很多人受她影响，使这家咖啡厅的二楼变成了二战时期的“自习室”。
二战之后，波伏娃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受邀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讲。她与萨特常常被同时邀请，同时接受访问，签名售书，参加晚宴。人们对他们充满好奇，羡慕，但也有敌视与毁谤，尤其是对波伏娃，《第二性》给她带来了荣誉，但也会撞到敌视目光与辱骂声音。波伏娃没有被吓倒，她确信自己是谁，为了成为她想成为的自己，她一往无前。
1947年，波伏娃受邀到美国，媒体称她为“女版让-保罗·萨特”，她的演讲让听众入迷，她的气质与风度更令他们赞叹不已，而美国的生机勃勃也同样深深吸引着波伏娃。
在芝加哥，波伏娃遭遇了她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一次爱情，美国作家尼尔森·奥尔格林。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尤其是奥尔格林，为波伏娃深深打动。这个独立智慧的女人，可以在精神上与他如此默契，在创作上相互启迪，这是其他女人无法做到的。而这位出色的精神伴侣，同时又是那么美丽、多情。他要她永远留下来。
波伏娃并非不心动。奥尔格林高大健美，个性正直、阳刚，情感充沛，“就像从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但波伏娃不想放弃与萨特的约定，不想放弃与萨特共同的事业。此后多年，波伏娃与奥尔格林跨越大洋彼岸，几次相见，同居同行，十分契合。他们十几年的通信，一千六百多页的信件，后来也被波伏娃出版。
她与奥尔格林情意缠绵的书信往来，令读者窥见了情感丰富的女作家的另一面。
奥尔格林爱着这个自由的女作家，却苦于无法驾驭这个光彩夺目的女人，而波伏娃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放弃巴黎，放弃与萨特的共同事业，奥尔格林也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远离芝加哥，远离自己写作的泉源。遗憾的是波伏娃不会为了这个世俗的幸福生活而放弃她更重要的追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波伏娃只好忍痛割爱。
44岁那一年，波伏娃创作小说《达官贵人》，将她与奥尔格林的爱情经历融化于书中，使这段爱情找到了最好的归宿。波伏娃也得到了解脱。这本书就是献给尼尔森·奥尔格林的。波伏娃手上一直戴着奥尔格林送她的银戒，直到去世，她戴着这枚银戒与萨特合葬。
44岁的波伏娃遇到了新的恋情，比她小17岁的《现代》杂志的新编辑克洛德·朗兹曼爱上了她。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爱情，给波伏娃的心田吹进了绿色的风。她与朗兹曼穿越法国和整个欧洲，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这一次，波伏娃毫不犹豫地与情人过上了同居生活。1954年，波伏娃46岁的时候，《达官贵人》获龚古尔文学奖，13万册短时间内售罄。波伏娃用这笔钱买了一套艺术家工作室，与朗兹曼从租住的公寓搬进了新居。波伏娃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
这一段相差17岁的爱情持续了6年，在波伏娃50岁的时候宣告结束。而其间波伏娃与萨特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波伏娃与萨特这对情侣，在被误解、质疑和诋毁的同时，也被很多人暗暗羡慕。波伏娃与萨特是一对心灵伴侣，他们要的不是忠诚而是完全的坦诚，不是占有而是分享，接受的不是对方满足自己私欲的一部分而是对方的整体。这种soulmate灵魂伴侣的关系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他们都是有精神追求的人，而且有共同的灵魂追求，外化为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创作。
给爱情以真诚和自由而不是捆绑，将爱的关系的升华为求真的灵魂追求，爱的关系才有可能在自由中沉淀下“永恒”。总之，爱情不是目的，而是过程；爱人不是向你提供安全感的工具，而只是求真之路上遇到的同行者。灵魂的伴侣相互抚慰，减少一点孤独；相互映照，对世界有更真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