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肆虐中，“邪教”是韩国暴露的最大痛点
3月1日，韩国首尔，教堂工作人员进行消毒防疫。（新华社 图）
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481期，原文标题《韩国防疫失守在教会》，特约撰稿朱炜/文。
2020年2月19日，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下午6时许，韩国大邱及庆尚北道的许多居民突然手机大振——沉寂多日的公共警报系统再次上线，向全境居民推送了一条行动指南：如您有任何呼吸道症状，请致电公共卫生中心或1399。
随后，新闻弹窗纷纷弹出，争先恐后地为这条突如其来的预警充当注脚：韩国新增53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彼时，距离韩国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过去了29天。
进入2月以来，确诊病例的增长一直缓慢，再加上先前的病人陆续出院，甚至让不少人觉得疫情或许已经就此结束。可2月19日，分水岭来了。此后，数字日日攀高，一日几跳；截至3月13日0时，确诊人数已达7979人，死亡67人。从2月28日至3月1日，韩国甚至成为全球日增确诊人数最高的国家，直到3月2日才被意大利超过。
寻找暴增的原因得回到2月16日，一位61岁的妇人走进了新天地耶稣教会的大邱分会——她就是现在让公众闻之胆寒的31号病人。
神秘的“31号”
大邱广域市，简称大邱，是韩国东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成为直辖市前曾是庆尚北道的首府。虽是全国第三大城市，但在海外，在这场疫情之前，它远不如首尔和釜山有名。在大邱市大明地铁站附近，有一座10层高的灰色大楼，大楼的正面挂着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持续传播爱与真理的美丽教会”。
这一连串定语形容的正是新天地耶稣教会。如今虽已大门紧锁，但在疫情暴发之前，这里每到周日都热闹非凡，信徒齐聚于此，潜心礼拜。2月16日就是这样一个周日。
当天上午7点多，31号病人走进位于教会4楼的礼堂。她没有和其他人过多接触，一个多小时的礼拜结束后，她回到了医院——2月7日，她遭遇了一场小车祸，当下正在住院治疗，期间两次去教堂都瞒着医院。
31号病人那时还不知道，她先前向医生抱怨过的喉咙痛，以及从2月15日开始的发烧，其实都是新冠肺炎的症状——
医生至少两次建议她转院做相关检测，都被她拒绝了，理由是她近两个月没去过中国，也没接触过任何确诊患者。她的至少1000位“教友”对此更是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连中招，又把病毒传到更多地方：根据3月1日的数据，与新天地教会相关的病例累计多达2249例；另有十多万教徒接受了初步调查，其中数千人出现疑似症状，正接受居家隔离。
在某种意义上，病毒搭上了“信仰”的便车，甚至打入了相对封闭的军队。据韩联社2月21日报道，忠清北道的一位陆军士兵确诊感染，而他最近刚去过大邱，身在大邱的女友亦是新天地的教徒。
新天地教会的超级传播事件宛如在韩国的防疫阵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全线失守似乎就在眼前：31号病人标志着韩国疫情社区传播阶段的开始，病毒突破大邱，攻向紧邻的庆尚北道，同时奔袭釜山、济州岛、庆尚南道等多地。先前一直保持零记录的地区无一幸免，海陆空三军也都出现感染个案，驻韩美军亦已有人感染。
而作为“震中”的大邱，截至3月2日上午10点，已确诊3081例，死亡13人。虽未全面封城，一些餐馆酒吧也照旧营业，但这个有着240万人口的城市还是骤然慢了下来。所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教堂、法院都已关闭，所有学校推迟了开学，商店也大多提前了关门时间。
用《纽约时报》的话形容，大邱“潜伏着隐形的敌人”，“安静得可怕”。
韩国宗教的罪与罚
如果说，疫情当前，所有卷入其中的国家都暴露了自己的最大缺陷，那么韩国的一大痛点无疑就是“邪教”。或许说是“异端”更为准确：
它们通常是新兴的基督教团体，由于信奉的教义与正统相违，被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列入异端名录。
新天地教会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它创立于1984年，全称为“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虽然名字里写着耶稣，但信奉的实际上是88岁的教主李万熙——他自称耶稣转世，是“上帝指派的牧师”，在周日的礼拜中，新天地教徒必须排成类似军队的行列，密密麻麻地跪坐在一起，彼此相隔一本《圣经》的距离。他们还得保持面部的“绝对清洁”——口罩和眼镜都不能戴——然后大声地齐唱赞歌。
这套流程算不上轻松，不过新天地还是不断壮大队伍，甚至扩张到了堪称“骇人”的程度：自1984年创立至今，教会已有超过20万教徒，遍布韩国与世界各地。据官方统计，大邱的信徒有9000多人。
9000与20万，这个比例算不上多么庞大。而疫情偏偏暴发在大邱分会，不得不说命运实在充满偶然。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3月1日公布的信息，新天地教会的部分成员曾于1月去过武汉，这是否就是病毒的来源，目前仍在调查之中。
说到底，病毒与信仰无关，而是科学问题，即便是“邪教”，病毒也不会凭空产生。病毒潜入人体，利用高等生物复杂而有序的内部系统达成不断自我复制的目的；疫情的蔓延亦须借助复杂而紧密联结的社会系统——而在新天地事件中，教会隐秘、频繁而规律的大规模集会正充当了这样的温床。
况且，新天地教会的后续作为，实在算不上多么磊落。虽在2月23日就表示将尽一切办法协助政府工作，但却直到27日方才交出成员名单——而首尔当局表示，这份名单里也有故意为之的遗漏与隐瞒；
虽承诺从2月18日就停止了一切活动，但韩国《中央日报》却收到集体爆料，称新天地仍在秘密集会。首尔市方面以杀人罪、伤害罪、违反传染病预防管理相关法律为由，于3月1日向李万熙发起起诉。与此同时，在青瓦台网站上号召“解散新天地教会”的请愿者，也已增加到了110多万人。
然而，即便这个教会被即刻取缔，传染的温床也不会就此彻底消失。在韩国宪法的保障下，国民享有集会自由，只需不迟于集会开始前48小时登记备案即可。2月21日，首尔市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表示将根据《感染病预防管理相关法》的规定，禁止民众举行集会。
可两天之后，8000余人依然走上街头，在首尔光化门一带聚集——这是金光焄牧师及“文在寅泛国民斗争本部”组织的集会，他们推倒路障，高喊着“释放朴槿惠”“文在寅下台”之类的口号。
市长朴元淳来到现场，敦促人群散去，却没有效果。金光焄牧师则在现场“布道”：“被病毒感染了吗？下周来做礼拜吧，主会治好你的。”而金光焄牧师是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的代表会长。
开局与失守
2月28日，韩国政府再次建议民众暂停聚集性活动，也呼吁宗教界暂停集会。天主教会的16个教区也全部停止了弥撒，这在200多年来尚属首次；部分教会也已将礼拜活动改为线上。
至此，韩国的日增长确诊数已突破800人。过去只会因地震、火灾等突发事项，数月才响一次的公共警报系统，如今一天就会发出多条推送——有时是通报新增的病例数，有时是通报确诊患者的详细路径地图。
对疫情的恐惧真切地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病毒似乎无处不在，甚至隐约可以通过一条人链，对总统文在寅构成威胁：他在2月25日访问大邱市时，曾与大邱经济副市长出席同一会议，而这位副市长的秘书后来确认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
不过，这恐怕还不是文在寅当前最要紧的担忧。新天地超级传播事件的发生，对其政府不亚于当头一棒。
在此之前，韩国的防疫工作堪称模范，对疑似病患的排查与隔离准确而及时，消息的公开透明更是做到了极致——在各地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每位确诊患者近日的行动轨迹都一清二楚，起始点、出发点，乘坐了哪班公交，步行还是出租，出行目的是工作还是访友，全都明白无误；感染途径、第几代传播也都一一标明。志愿团体的力量也充当了有效补充：在他们绘制的疫情地图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活动路径与感染者的有何交叉，从而可以更好地预警以及安排出行。
新冠肺炎并非韩国第一次与冠状病毒打交道。
2003年，SARS虽然入境，但影响不大，全国确诊3人，无人死亡。可到了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全面暴发，则给韩国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确诊186人，死亡36人。朴槿惠政府的迟钝反应更是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韩国人表示不信任政府的管理，要求更加透明的信息。在此民意基础上，2018年修订的《传染病预防法》更是直接从立法层面保证了信息公开的合法性。
然而，防疫工作或许真的需要一点运气，即便预后措施相较其他国家已经足够完备，但韩国仍无法避免病毒在隐秘的密闭空间中肆意传播。
韩国的防疫系统还在加足马力运作着。目前，日检测能力最高已达万例，部分地区还推出了“免下车”筛查诊所，民众可直接坐在私家车中接受检查。有限的医疗资源依然是最大的问题，韩国全国的负压病床一共只有1077张，大邱也已经出现了确诊患者无法住进医院的情况。
若是疫情继续按照当前的增速发展下去，《东亚日报》担心的“病房大乱”或许将成为现实。好在，民营医院正在陆续开放床位，或可一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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