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 2020年 3 月12日,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lobal Mobile Internet Conference,简称GMIC)首期在线峰会——「 GMIC在线|效能进化峰会」。 分享嘉宾 : 汤道生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 梁冬 ,正安康健创始人、《生命·觉者》系列纪录片出品人及访谈人。
注 :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和讲者审阅授权发布。
责任编编| 子墨
第4668篇深度好文:3040字 | 6 分钟阅读
组织管理
对于企业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
To B和To C有何异同?
产业互联网在国内外发展有何不同?
梁冬:过去一年,腾讯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变革,成立了面向To B业务的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业界很多人对于腾讯在To C方面的讨论,普遍认为它做得比较成功。但是,腾讯到底有没有做To B的基因?
接下来,我将和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先生从生命演化和组织使命的角度,共同来讨论一下腾讯在To B当中的经验。
一、腾讯To B策略,是基因吗?
汤道生:如果大家相信基因,也会相信进化。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是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不同业务、不同市场领域需要的能力要求、以及进入市场的打法,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优势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对于我们来讲,当我们尝试去服务企业的时候,更多思考的是“腾讯有什么优势”。
比如与C端的连接,我们服务的企业也是要服务消费者的,所以当我们通过技术能力以及C端的连接与它们合作时,它们也会发现腾讯C2B的优势其实是可以协助它们的发展的。
所以,我们在做to B的时候,也比较清晰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发力,在什么地方更多地发挥C2B的能力,协助企业升级。
当然,不同类型的业务要求企业带来的能力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到底有没有To B的基因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回归到客户价值,协助客户服务好他们的客户。
二、“科技向善”,对To B业务
和智慧业务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汤道生:“科技向善”是我们过去一年更新愿景时提出的,得到了业界、员工非常强烈的认同。
在今天,腾讯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背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当中,涉及到很多传统行业,比如教育、医疗等都带有社会公共服务属性,它需要有“善”的价值观引导我们去“做用户所需,急用户所急”的地方,以“善”的理念解决用户的痛点。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因为做To B,有些地方可能是奔着商业模式去的,但我们做产业互联网第一步思考的是,有没有为用户或者是客户创造价值,只要可以提高用户价值,我相信这个商业模式的到来是自然而然的。
梁冬:你觉得做To C和To B业务的核心心法有没有什么异同?
汤道生:不论做To C业务还是做To B业务,都会强调用户价值,都非常在意意向客户喜不喜欢我们的产品,体验如何,口碑如何。相当于是既要为客户提供价值,又要赢得他们的口碑。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To C业务中间链条相对较少;To B业务在服务当中,很多时候需要定制化,同时需要非常重的服务,这倒逼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相互之间进行更好的交互,搭建更好、更完整的解决方案。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To B业务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生态与合作伙伴一起服务好客户。
三、什么样的企业可以
更好地利用腾讯的资源?
汤道生:我们是非常开放的,在不同平台都有非常广泛的合作伙伴,与我们比较互补的企业相对来说能够更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刚才提到,我们是技术型公司,我们做灵活的、深度的技术产品,服务客户需要有很多支持,我们的很多合作伙伴是服务型的,他们具有很强的定制产品的能力,这能够与我们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服务客户。就像Pony讲的,“我们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梁冬:换句话说,你们是开放的系统,也希望与不同量级的企业形成行业互补,帮助每一个消费者提高生活效率,这其实也是“科技向善”的一种注释。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的演化和组织的使命”,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和生态与生命一样,都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但演化不等于进化,演化是没有方向的变化,可以是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也可以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变化。
那么,如果把腾讯当作一个生命体,从To C、To B、To G角度来说,腾讯是变复杂了还是变简单了?
汤道生:生命的演化好像是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行进的,我认为我们的业务的确是越来越广了,但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延伸。
因为我们发现,今天要更好地服务消费者、给予用户更好的体验,我们也需要通过To B的业务能力,把更多的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提供更大的帮助。
只有这样,才能够提供更好的终极体验。同时,在发展To B业务时还发现这对To C业务能力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业务线虽然扩充了,但因为秉承“科技向善”的理念为客户创造价值,所以不同业务板块之间的业务协同能力是非常强的。
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生命体,它在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人格变得更复杂了,思考的也更多了,实际上是成熟的表现。
梁冬:企业大了势必会带来更多跨部门协调沟通上的障碍,你们作为一个大的生态,是如何推动跨部门沟通协调的?
汤道生:我认为企业内部的协同与对外的合作有时差别不是很大,最终都是需要共赢的。尤其是在相对比较自由、宽松的企业文化下,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合作,我们特别看重的是有没有给用户带来价值,这个产品有没有带来双赢的结果。
很多合作其实都是基于大家都看到这样的合作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并且能够让两个部门/平台所服务的用户也获得利益。
梁冬:相当于是在保持组织活力与团结性和协同性方面找到了内在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对内对外都是开放的,都是基于“服务终端客户,让客户真正感到有价值”这样一个原则去做的,而不是基于行政命令。
四、产业互联网与产业智能化
汤道生: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我认为产业是科技进步的一个获益者,或者说是科技推动了产业进步。
蒸汽机时代之前,一样有教育、医疗、出行等服务,不过是每次科技进步都把同样的产业改头换面,使它效率更高、服务体验更好了。
我想这代产业互联网提到的AI、云计算、IOT(物联网)、5G、区块链等技术,都在推动着产业向更智能化的方向升级,在不断地降本增效。再往前推一步,这也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梁冬:从全球化视野来看,产业智能化在海外做的比较好的是哪些领域?和国内发展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汤道生:海外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区域,我主要讲一下欧美和中国现在在科技和产业互联网方面的一些差异化。
其实大家对于技术的投入都是巨大的,而且也是在不断寻找更高的互联网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但大家的侧重是不一样的,其中原因是多样的。
比如成本结构,中国的人力成本与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像医疗方面,美国的医疗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金融行业的发展也处于不同的阶段,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服务全球,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是服务国内。
也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背景基础,因而大家虽然都关心如何提升效率,但发力点、优先级次序会不一样。
比如支付领域,由于国内信用卡的普及度没有欧美高,所以虽然欧美与中国都有手机支付的技术,也有相应的服务,但是我们会更侧重手机支付的使用,也正是这个原因,加速了我们手机支付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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