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点来说，它是一个集中营。
一个设立在中国的，残忍践踏人权的集中营。
高中毕业，是一个烦闷的盛夏，知了在窗外没完没了的叫着，不知疲惫，就像三年来日日早读的我们一样。
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拨通了高考成绩查询热线。
手有些抖，等待的时间只有几秒，但那短短几秒钟忐忑的感觉，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电话里冰冷的女声报出一个成绩之后，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觉得浑身一凉，整个人都松软了下来。
我的分数与目标大学相距甚远，甚至连江西省的本科线都没有过。
在房间里关了自己整整24个小时之后，我做出了复读的决定，然而当我表达出自己意愿的时候，父母却很明确的对我说不可能。
他们已经给我联系到了本地的一家民办大学，学费很贵，但成绩并不重要。校方在收到学费之后，很快便做出了回复，说暑假过后便可入学，参加军训。
我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准确来说是我和母亲在争吵，父亲在房间外听着，最后，他失去了耐心，走进来给了我一巴掌。
在他们看来，上大学去哪里并不重要，反正都是拿个证书，出来考公务员，考上了就抓紧结婚，然后生子，为什么非要耽误一年去复读呢？
我跟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哪怕挨了打，我也没有屈服，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的30天，我尽量避免跟他们的交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温习功课，摆出一副绝不妥协的模样。相对于南昌闷热的温度来讲，父母给我的压力更大。
有一天，大门被敲响，我去开门，看到几个警察和父母站在外面。
我正觉得奇怪，为首的那个警察突然对我说：“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一起高空抛物的案子，需要你跟我们去协助调查一下。”
我看了看父母，他们对我点了点头，我也就放下心来，跟着几个警察出去了。
我们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在车上，他们都不怎么说话，我也就没有多问什么，因为最近太累，一路上还迷迷糊糊睡着了几次。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摇醒，下车，出现在眼前的，是几栋仿古的建筑，还有一些穿着民国服饰的人。
我很奇怪，紧接着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就问他们：“这是哪里？我父母呢？”
“少废话！老实点！”
其中一个人对我吼了一句，然后扑上来抓住我的双臂，另一个人也上来，给我的双手铐上了手铐。
我吓坏了，不断的挣扎着，这使得他们的动作更加粗暴，一番撕扯之后，我觉得自己身体都快要散架了。
最后我被押到了一个黑漆漆的小房间里，被狠狠地扔在地上，我正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年轻男人把我拉起来，连续在我的腹部打了几拳，我顿时觉得五脏六肺都疼得抽了筋，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接下来，他们搜走了我身上的大部分衣物，手机，甚至包括眼镜，然后锁上门走了。
极度的疼痛感慢慢消散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绑架了？但这些人可是父母带来的呀，难道他们真的是警察？可我又犯了什么罪呢？
直到几天之后，我才了解到，这里不是警察局，那些人不是警察，也不是绑匪。
这里是豫章书院，他们是这里的老师，或者，可以称他们为“教官”。
豫章书院修身教育学校，这是我父母给我找的新归宿。
这是一个用来管理叛逆孩子的学校，父母希望，在这里经过半年的“矫正治疗”后，我会变得听话，孝顺，乖乖的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那所民办大学上课。
这是为了我好。
关押我的房间，名叫“烦闷室”，光线很暗，只有一扇排气窗的缝隙能透进一丝微弱的光，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两侧的墙壁因潮湿生满了霉斑，靠墙的地板上放着一条没有被套的旧军被，地上有时会看到蚂蚁和蟑螂，这条被子只能半铺半盖。另一侧放着一个用来方便的桶，此外一无所有。
每天，会有人通过条杠状的活板门送进来一点儿吃的，菜和饭都拌在一个铁碗里，能认出的只有辣椒。刚进去的时候，我把饭都吃了，结果腹泻了整整一天，后来我每次只敢吃一点，不敢多吃。
被关押的最后几天里，我强迫自己和送饭的学生说话，和偶尔来探视的教官说话，甚至对着墙壁自说自话——这会让我暂时抛弃逃跑和寻死的念头。
“只要能放我出去，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已经崩溃了，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类该有的思维。
在看守我的教官确认我“情绪稳定”的时候，我已经在“烦闷室”被关了七天。解除监禁的那天，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院子里，觉得双腿轻飘飘的，白色的阳光耀得刺眼，视线一片模糊。
本以为痛苦的折磨可以告一段落，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烦闷室外面，才是真正的地狱。
正式入学后，我发现这所书院里有名目繁多的规定，例如每天只允许喝一次水，不能随意上厕所，见到人必须鞠躬微笑，被子要叠出棱角且不允许有褶皱。铁架床、水泥地和螺丝插座上不能有一点儿灰尘，学生干部和教官会用手和纸巾实地检测，如果不想挨打，就得用牙刷和脸盆一遍遍地刷洗。此外，刷牙洗脸、背诵古文、站坐姿势、队列练习等，均有固定的代表监督。
每晚七点半后，学校会进行“考德”。考德会上，代表们将当天表现不好的学生名单交给校长，名单上的学生将面临被打戒尺的惩罚。根据规定，每个代表都必须记名单，这使得体罚成了每个人必须习惯的家常便饭。
最寻常的惩罚工具是半米长的铁尺子，惩罚的数目为五的倍数，躲闪与叫唤都会被加罚，但如果不哭的话，同样会被视作“不知羞耻”，从而令处罚加重。在教官和老师眼里，肉体的惩罚是可以净化灵魂的。
来校的前三个月，基本以体能训练为主，文化课只占极少时间。初来乍到，我成了教官和老师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很快领教到教官们的惩罚手段。
那是我第一天去体训，规定的是在三百米的操场跑一圈，必须在教官数到十的时候跑完，跑不完就要做十个俯卧撑，然后重新去跑。
快要跑完一圈的时候，我眼前阵阵发黑，双腿已经不听使唤。
“怎么跑这么慢！”一个姓彭的教官怒吼道，紧接着，他宣布，由于某些同学的牵连，所有人必须站成一排，直视太阳。
我坚持了将近十秒，只觉得眼睛像是被火烧了一下，忍不住略微闭了下眼，然后就被他冷不丁一脚踹在了腿弯处。我没提防，重重地摔了一跤，衣服上沾满灰土，手也被蹭破了皮，晚上再次挨打的时候，疼的差点跳起来。
我的同学们，也给了我应有的“照顾”。
某天，我收到一张令我心惊胆战的“处罚通知单”，原因是我被子没叠好。回去一看，自己的“豆腐块”，竟被人揉成一团胡乱的放着。
中国人对被褥的整洁程度有着一种变态的偏执，这里的教官更是如此，这是无法容忍的错误。
那天夜里，厚重的戒尺打在身上，打在手上，劈啪作响。我流了泪，但我没哭，我只是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在这里，除了体能训练和上课以外，我们有时候还需要帮学校做工，干活。
有次我和几个同学被锁在二楼帮厨，教官们在一楼开会，离开饭时间尚早，因为长期吃不饱的缘故，我的胃通过痉挛的疼痛传递饥饿的信号，我用手扶住桌子，勉强让自己忘掉晕眩的感觉。
饭熟了，同学们纷纷涌进厨房，我落在后面，注意到桌子上摆着几块泛黄的豆腐，是没切开的那种，七零八落地散放在塑料袋里。我不暇思索，抓起一块塞进嘴里，来不及咀嚼就用力吞下去。那一刻，我忘了自己是个女孩子，也没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和教官声嘶力竭的吼声。
那天下午，被抓住的人统统被罚跪在孔子像前曝晒，晚上又统统被打戒尺。我是初犯，被记了二十下。晚上的考德会结束后，我站到教官面前，众目睽睽下九十度鞠躬，伸出手摊平手掌，看着那把打弯了的铁尺高高挥起，挟着风一下一下落在手心。可能是内心的麻木使然，我感受不到痛，但仍然努力让自己掉下眼泪，以示忏悔。
在说“感恩老师教诲”的时候，我苦笑了一下，因为确实不明白需要感恩什么，老师又通过体罚教会了我什么。
除了戒尺，教官用来对付我们的惩罚器具，还有“龙鞭”。
“龙鞭”是一根一米左右的细长金属，表面没有纹路，非常光滑，闪现着一层玻璃钢特有的枪色光泽，提起来沉甸甸地压手。在豫章，如果犯了打架、男女交往过密或顶撞师长这样的“严重错误”，就很有可能尝到龙鞭的厉害。有时候，教官甚至会在深夜紧急集合，以便于让我们围观执行龙鞭的场景。
第一次目睹龙鞭的威力是在入校十多天的时候，挨打的是一个温州的十岁男孩，他受罚的原因是私自拿了父母捎带给自己的零食，却没有经过教官的同意。
男生挨龙鞭的时候，女生是要背过身去的。所以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只瞥见几个教官扑上去，把小男孩按倒在水泥地上，随后扒下他的裤子，紧接着龙鞭猛然抽了下去，带着“咻咻”的尖利风声，小男孩开始还极力忍耐着，七八鞭下去，他开始大声哭叫求饶，嗓子都几乎要喊破。几个女同学被吓哭了，我的心也随着他惨绝的哀嚎声一抖一抖，难以平复。
我认识的人中，挨龙鞭次数最多的，是一个叫阿华的男孩子。
他是因为早恋被父亲送进来的。
高二的时候，阿华在学校谈了一个女朋友，被发现以后，家人强制要求他分手，可阿华不从，跟父亲闹了很多矛盾，所以导致他来到豫章书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很老实，也很规矩，明显是一个很拘谨的男孩子，我有时候会写一些求救的纸条，让他从窗外扔出去。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教官突然宣布要对阿华执行龙鞭，组织所有人前去观摩。
晚上我才知道，原来那天，阿华居然潜进了教官的房间，登录qq与外界联系。
这是大忌，罪名深重的大忌。
我们是不能跟外界联系的，哪怕是给父母写信，信件内容也要经过教官的审核，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绝对不允许透露给外界。
我很奇怪，像阿华这样一个老实拘谨的男孩子，究竟会为什么冒如此大的险呢？
挨打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只是浑身在压抑不住的颤抖，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绝望。
因为不求饶，也没哭，他最后还被多打了一阵子。
从这以后，阿华就变了，变得不再守规矩，甚至有的时候，他敢于直接用冷冷的眼神跟教官对视。
这导致他成为挨龙鞭次数最多的一个人。
我一直在追问他：你到底怎么了？
后来他终于告诉我，原来他那天潜入教官的房间登录QQ，是在跟自己的女朋友联系。
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换来的回复，却只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分手吧，我已经又谈了一个男朋友，不等你了。”
他愣在了那里，突然觉得生命没有了意义，直到教官扑进来，将他拖到外面。
就像在拖一具尸体。
在这之前，他一直盼望自己早点从书院毕业，出去跟女朋友团聚，但是从这一刻开始，这唯一一根精神支柱也轰然倒塌。
还有一个二进宫的女孩子，她叫小梅。
小梅是第二次进入豫章书院，因为第一次回去后，她跟家人的矛盾更加激烈，她父亲对于她的“改造失败”异常愤怒，甚至要求书院退款，经过商议，书院和他父亲达成共识，决定再对她进行一次改造。
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异常冷漠，一言不发，仿佛根本不在乎自己身处何地。踩着高跟鞋主动进了小黑屋。
可等她回到寝室的那天，她跟几个认识的女孩子相拥而泣，哭了一夜。
在豫章，举报他人是可以减免处罚的。当时各地区的同学大都抱团住在一起，所以相互举报也是常事。有一天，几个教官忽然闯进我们寝室，领头的捏着一截烧完的香烟。
“这是谁抽的？”他环视着我们每个人。见没人应声，他随即宣布，将我们统统带到操场上，进行体能训练，直到有人承认为止。
我们知道是被人诬陷，这是常事。但也确实没法证实自己没抽烟。做了几百个蛙跳后，大家全都累瘫在地上。
教官轻蔑地俯视着我们，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小梅忽然缓缓举起了手，“我承认，烟是我抽的。”她淡淡地说。
“她们都没参与这件事。”
那天小梅被打了二十鞭，我一下一下数着，不敢看她的表情。她的手指紧紧地抠着地面，指节捏的发青。
打完后，我们把虚脱的小梅扶到一旁的石阶上，她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浑身上下不住发抖，前额的头发被泪水打湿，有几绺斜斜地贴在脸颊上。我们简单帮她整理了下衣衫，教官又在大声呼喝起来，因为包庇犯错同学，我们全寝室的人都要加训一小时。做蛙跳时，我悄悄瞥了小梅几眼，她始终一动未动地匍匐在石头上，像一具僵伏的尸体。
“总要有人站出来承认的，否则教官不会放过我们，拖延下去只会导致所有人都挨打。”
小梅嘴角还带着笑，但她其实伤得很严重，腰以下的皮肤大面积地肿了起来，一条条鞭痕纵横交错，泛着秋葡萄那样黑紫的颜色，淤血处形成凝固的硬块，看上去触目惊心。
我哭了出来，但却有种眼泪已经流干的感觉。
……
四个月后，在外婆和舅舅等人的帮助下，我以请假的理由，终于获得了从豫章书院“保释”的权利。捏着用五百元换来的请假条（豫章书院规定，学员请假需交500元保证金），我泣不成声。
我没有去上那个民办学校，也没有联系父母。在豫章书院忍受四个月的折磨后，我们已经两不相欠了，所以连表面的关系也无需维持。但我时常害怕他们再送我去那里，已经不相信身边的任何人了。
我频繁地失眠、焦躁，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很多时候，在迷迷糊糊中睡着，又很快从噩梦中惊醒，后来不得不用被子蒙住头。当门外有风吹草动，我还是会下意识地坐起来，摸向枕头下藏着的水果刀。
一旦头脑放空，我就会觉得自己的灵魂又回到了豫章书院遭受折磨，所以我找了一份火锅店的服务工作，人很多，我很忙，经常一工作就是十二小时。
但我不累，我觉得很好，因为只有在高强度的环境下，我才能暂时忘却曾经遭受的痛苦。
我的学业与快乐终结于高考完的那个夏天，而心底伤口所带来的隐隐作痛，或许会伴随我的一生。
以上内容，来源于原豫章学院学生程曼的口述。当你看完这段口述，也就对传说中的豫章书院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不知道你感受如何？
说实话，在编写整理这段口述文稿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度压抑，在震撼这方面，简直不压于面对那些惨烈的刑事案件。
有谁能想到，在一片祥和，法制健全的中国，竟然会存在如此黑暗的机构？
如果你觉得不够黑暗，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更多的细节，以上整理的，只是其中一个受害学生的口述，她是不幸的，但比她更不幸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假冒警察，非法囚禁，殴打，变相体罚，人格侮辱，强制做工，剥夺人权，只是豫章书院的常规操作，还有一些学生遭受的，比这更甚。
比如，网上还有前豫章学院学生向媒体曝光，有豫章学院领导对学生进行性侵的现象。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学生已经不算是人，他们的任何权利都是不受到保障的，所以遭受任何折磨，也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书院究竟何德何能，它为什么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此践踏人权呢？
首先，是家长这边的因素。
俗话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放在这里也是同理。如果没有这个家长需求的市场，那么豫章书院这种违法机构就没有存在的空间。
如果我们只站在家长的角度思考问题，或许也能理解这一切。
比如说，你的孩子不听话，早恋，厌学，染上网瘾，或者太过独立，违背你的意愿等等，那么在教育无果的情况下，正好看见豫章书院这样一个自诩为“以国学感化教育为主，以军事训练管理为辅，还你一个乖宝宝”的机构广告，你会不会心动？
哪怕学费很贵，你也不会犹豫的，首先“国学”和“军事化”这两个高大上的词汇就能让你欲罢不能，你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派军人作风，同时具备传统文化素养，对自己完全唯命是从的优秀模样。
你觉得，这其实是为了孩子好。
没错，每个家长都是这么想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想让孩子按自己的想法，变得“优秀”呢？
可问题在于，在现如今这个社会，做任何事都需要证书，你开车要有驾驶证，你上学需要有学生证，哪怕你只是去网吧上网，也得有个身份证，但做父母，却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也不需要有任何证书。
所以有些父母没能力教育孩子，于是，豫章书院之类的“集中营”，便应运而生。
市场需求太大，某些人怎么会嗅不到其中的商机？
豫章书院，是被无数家长支持的。
当然，很多家长，也并不清楚自己孩子在学院里遭受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豫章书院会彻底禁止学生与外界交流。
我们能够理解家长的思维，但正因如此，我们也为他们感到悲哀。虽然可以看到从学院毕业的孩子都改变了很多，一出来就跪在父母面前匍匐颤抖，父母觉得这是因为孩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终于长大成熟的表现，但实际上，孩子的内心早已崩塌，此生再难与父母相处融洽。
可以说，父母花了大价钱让孩子去受虐待，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是感情的彻底破裂。
而无数这样可悲的父母，便是豫章书院坚实的后盾。
17年豫章书院虐待事件就在网上掀起一波热潮，在书院的名誉遭到冲击时，很多气愤的家长组织起来，拉着横幅，为书院正名。
除了家长这道可悲的护盾，豫章书院还具有深厚的背景。
前南昌市市长李豆罗，竟然是豫章书院的名誉校长。
还有这位胡青教授。
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本以为这样一个违法教学机构，应该偷偷摸摸办学，参与人员都是社会渣滓，可谁知，竟然连市长和著名大学教授都是他们的一份子。
了解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这种违法教学机构，早已在中国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建立了庞大的黑色产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实，这种机构并非只有豫章书院，早在几年前，媒体就曝光过许多此类虐待学生的教学机构，可除了暂时在网络上引发一波热议，后续却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
某学院曾经将两名花季少女虐待至一死一伤，接受媒体采访时，该学院院长表示：我们这是个特殊学校，这很正常。
短短一句回复，简直让人细思极恐。这很正常？
这真的很正常吗？
你们以为这是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吗？
德国搞犹太人集中营是为了民族仇恨，你们是为了什么？就为了挣钱？
我不禁回忆起“熔炉”案件过后韩国民众在网上发出的呐喊：“难道韩国已经不是法制国家了吗？”
难道中国也已经不是法制国家了吗？
到底是谁给了这些恶魔生存的沃土，让他们在践踏人权的同时，还赚的盘满钵满？
这些问题太深刻，也太敏感。但唯一让我们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永远不缺少正义之士。
2017年，有一位曾在豫章书院遭受过虐待的学生勇敢的站了出来，向知乎作者“温柔”曝光了豫章书院的黑暗，之后，温柔搜集资料证据，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此文章很快就在网上引发热潮，对豫章书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未过多久，这篇文章便被官方限评删除，温柔本人，也开始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士骚扰，甚至发展到后来的死亡威胁。
在这个过程中，亦有不少志愿者加入了温柔的阵营，与其共同抗争，期望能还那些孩子们一个公道，于是，一场没有硝烟，但却惨烈异常的战争，开始在人们看不到的角落拉响。
最终的结果，是志愿者们输了。
说他们输了倒也不恰当，应该说，他们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豫章书院远比他们想象中的强大，这个貌似低调的书院，一身白色，头上还戴着红帽子，双手双脚却黑的令人发慌，它的每一次攻击，都让志愿者们摇摇欲坠。
被人肉是在所难免的，豫章书院人士还对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单位进行轰炸式骚扰，之后便有志愿者被单位开除。
被开除的志愿者选择了创业，但即便如此，豫章书院也没有放过他，每天，创业公司都能收到为数众多的举报和投诉，以及莫名其妙的攻击辱骂，直到这位志愿者撤出股份退出公司为止。
这都不算什么，最令人心痛的是，有一位女性志愿者，最终被逼无奈，选择了自杀。
我觉得大家有必要记住她的名字，或者说，是代号。
她叫子沐。
每一次变革，必将伴随着流血和牺牲，这些志愿者，每一位都值得我们尊重与怀念。
没错，豫章书院的恶魔们至今依旧逍遥法外，杨永信也依旧在通过电击虐待来赚钱，很多很多个“豫章书院”，也依旧遍布中华大地，腐蚀着下一代的灵魂，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你们的好日子，不会长了。
法制中国的建设，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哪怕只是您对此类文章的一次转发，所增加的热度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如果您曾在此类学校遭受虐待，请勇敢的站出来，向媒体曝光他们的所作所为，您提供的每一份证据，都是我们射向恶魔的子弹。
谢谢。
文章最后，附上志愿者温柔在b站创作的一段视频，有兴趣的，可以打开链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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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是不好的，我们就改变世界。
如果改变不了，那我们就努力奋战，不让世界改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