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之下6|遗失在十五公里海域外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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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遗失在十五公里海域外的羽毛


夜里就开始静静地下起了雨,隔着一层磨砂玻璃门和迷迷糊糊的睡意听去,像是一匾的春蚕在啮噬桑叶。挂在窗口的风铃时不时地发出孤零零的响声,这只风铃还是当年和妻子儿子一起去东京旅游时在浅草寺买的,三年前搬家遗失掉很多东西,这个风铃却一直还在。人这一辈子会遗失掉很多东西,很多当时认为很重要的,不舍的,却会在遗失后渐渐习惯失去这些东西后的生活,比如某条很喜欢的项链,一支用顺手了的钢笔,或者某个曾朝夕相处的人。可又会有很多东西一直都不会遗失,在我们渐渐习惯了它们时,又会慢慢忽视它们的存在。这些东西可能会比我们存在得更久,会在我们去世后成为我们的遗物,打上标签,别人在看到这些东西时,也许会想起曾经存在过的我们,也许不会,比如一幢古老的房子,一本夹着书签的书,一张藏在钱包里的照片。

上午醒来,雨还在继续下着。看了下手机上的天气软件,整个屏幕都是一片灰色,看来这雨还得就这么一直下下去。转眼又是一年梅雨季节。

虽然昨天在警察局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我跟高井小姐只是在演戏,那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那两个警察还是盘问了我一两个小时,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会假结婚,婚礼前是否见了面,谈了些什么内容,能不能想起什么可疑之处。我能想到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高井小姐口中的那个情人,可仅从高井小姐那个电话的内容,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一一解释清楚之后,两位警察才站起来对着我又是感谢又是道歉的,说之后的调查可能还需要我的协助。

放在床头的手机一直在响,我在浴室里洗澡,懒得出来接听。估计又是警局打来的,又会问一些让我毫无头绪的问题。等我拖着浴巾一边擦着头发走出来时,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妻子”。离婚之后,手机里的备注也一直没改过,反正也很少联系了。

按下接听键后,彩音淡淡地说了句:“最近还好吗?”

我点了点头,回了声“嗯”,嗓子里干得厉害,有咳嗽的冲动,可又忍住了。

彩音没再说话,似乎是在酝酿着什么。只听见她那边也下着同样的雨,只是比窗外的雨声更细腻遥远些。

“有什么事吗?”我开口问道。

“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彩音不无伤感地问我。

结婚纪念日?彩音的生日?我的生日?都不对。我看着墙上挂着的日历,4月28日。这才像脑袋被棒球棒狠狠击了一棒般想起来——今天是儿子良太的忌日。为什么会忘记这么特殊的日子呢,是不是人求生的本能会驱使大脑有意遗忘掉一些巨大的创伤,得以自救?

我用手掌拍了拍了脑袋,然后回答彩音说道:“记得。”

“今天还有其他的事么?”

“下午之前都有空。”

“要不要一起去良太的墓地看看?”

这还是彩音第一次约我一起去儿子的墓地,之前每年的忌日,我们都事先商量好似的,她上午去,我到傍晚才去,从未打过照面。

“好。”


那年四月底,为了庆祝儿子幼稚园入学,我们一家前往东京旅行,逛了很多地方,最后一天前往江之岛,因为之前就听说那里的落日美若仙境。那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一次海边落日,也是最后一次。我和妻子牵着儿子良太在海边漫无目的地走着,妻子虽然一直面带微笑,可不知为何,最近总觉得她心里藏了什么事。我也没多问,如果她想告诉我自然就会开口。儿子在给之前在水族馆里看到的企鹅们取名字,头顶皮毛上有一块花形印记的就是花酱,身上沾着灰色淤泥的就是可可酱,身材肥硕、似乎是一群之主的那只就叫它毛毛酱……温柔的海风吹着,海浪像妩媚的女人撩起的头发。太阳是湛蓝的画布上不慎滴落的一大滴橘红色的颜料,周围满是浓郁的红,热烈的黄。远处群山淡影连绵不绝,太阳落得很快,一点点沿着黑色的山腰滑下去,像溺水之人一点点消散掉求生的欲望,最终沉入黑寂的水底。没有比日落西山更能让人察觉到时间流逝之快的了,简直就像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祭祀盛典一般,就算人们都拿出相机抓紧时机拼命拍着,可那种壮烈的苍凉之美是无法被压缩在一张四四方方的定格照片里的。唯有身处当下,方可知人的悲喜哀乐,在天地万物之间,显得多么渺小可笑。

我和妻子在海滩上坐下来,妻子的侧脸在这漫天铺地的金色色泽中似乎也在熠熠生辉。良太在我们身后的海滩上捡贝壳,时不时地喊我们一声,向我们展示他的战利品。我们静静地坐着,妻子的神情慢慢变得凝重起来。我想了想,既然是夫妇,就应该分担一切,于是还是开口问她:“怎么了?”

妻子微笑着摇了摇头,将眼前飞舞的碎发撩到耳后,连那平日里躲在头发下的耳朵此刻也变得红艳通灵。

妻子继续看向渐渐暗下去的天空,我也追随着她的目光一起看去。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像这样安安静静地一起坐在某地,一起欣赏某处风景了。结婚之后,为了各种事情辗转,开咖啡店,生儿子,写小说,人生似乎被一只巨手一直往前推着,都来不得停下来思考是否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琪荣君,”妻子冷不丁地喊了我的名字(没错,这是我戴上假面之前真实的名字),自从生了良太以后,我们就像大多数的日本家庭一样,喊对方为“papa”和“mama”。

我转过头去看她,等待着她的下文。

“一直都没跟你说,怕你胡思乱想。其实他半年前又回大阪来了。”妻子也不看我,继续说着。“他?”

“我之前台湾的上司。”

“哦。是他。”我沉默了片刻,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可又觉得有说些什么的必要,于是胡乱开口继续问道,“他又回来工作了?”

“也可以说是为了工作,”妻子似乎在组织最为恰当的语言,“可他回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还想跟我在一起。”

“你们见过面了?”

“见过几次。”

“他知道你已经结婚,还有个孩子了么?”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会如此镇静,镇静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都告诉他了。可他也告诉我说,他已经离了婚,卖掉了台湾那的一切,只想回到日本来和我继续在一起。”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天际最后一抹火红也消散了,铺天盖地的靛蓝色随着眼前黑色海潮一起涌上来。孤零零的月亮不知何时已经挂在了头顶,潮汐也随之汹涌了起来。

“我说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你还爱他吗?”我轻声问道。

妻子转过头来,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我问了一个十分荒唐的问题。

“你还爱着他吗?”我又问了一遍,声音在愈渐凌冽的海风中瑟瑟发抖。

“这重要吗?”妻子反问我道。

“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话,你就不会跟我提起这件事。”

妻子低下头去,我不知道她这算是默认,还是在认真思考我的问题。

“所以阻止你们重新在一起的是我们之间的婚姻,还是良太?”

“我不知道。”

“什么叫做你不知道!”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对着妻子低下去的头顶咆哮道。结婚这么久,这似乎还是我第一次对她发火。

妻子开始抱着自己低声哭泣了起来,摇着头一边反复地说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尽量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开口说道:“也许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让你好好想清楚这件事情。我会带着良太暂时先搬到……”我说着转过头去看向一直在我们身后不远处捡拾贝壳的儿子,可身后除了一堆散落一地的白色贝壳,儿子却已不知去向。

我和妻子四处寻找,周围的游客也一起帮我们找,报了警之后警察也过来帮我们找,可哪里都不见儿子的身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我们从天黑找到天亮,又从天亮找到天黑,警察声称已经过了最佳搜救时间,但也不排除被拐走的可能。我和妻子绕着江之岛一遍遍地走着,脑袋像是变成了一个装着氢气的气球,空空如也却又晕晕沉沉,似乎要从脖子上飘向天际。嗓子已经喊不出声音,双腿也已经失去了知觉,却还是机械地向前迈着步子,一颗心摇摇欲坠,却又残存着一线希望,就算他被拐走了也是好的,至少还活着。

直到第二天凌晨,警察接到了一艘出海渔船的报警电话,说在距离海岸线十五公里的海域上发现了一名四五岁男孩的尸体。我和妻子去警察局辨认尸体,妻子没忍心进去看,警察带着我,走过漫长的一条通道,刷卡进入一扇又一扇的门,打开储存尸体的冰柜门,拉开裹在尸体上白色塑料布的拉链,儿子那张煞白浮肿的脸就静静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距离海岸线十五公里的海域,一个人孤零零地飘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该是多么的孤单无助。儿子胆子一直很小,夜里经常会睡不着,悄悄地爬到我和妻子中间,要我给他讲故事。我就用中文给他讲孙悟空,讲精卫填海,讲海的女儿。妻子有时也会用日语给他讲桃太郎,讲雪女,讲一寸法师。等儿子睡着了之后,我会将轻如羽毛枕头的他抱起,送回他的卧室,为他留一盏不灭的灯。

那天在警察局,我再次抱起儿子,他的身体已经不再轻如羽毛,而是变得格外得重。恍惚间以为是自己老了,抱着长大后喝醉酒闹了事的儿子,一步步地走出警察局——而我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正一步步地走向衰老。衰老来得很快,一个转身的工夫而已。

回到大阪,我和妻子替儿子办完葬礼后,就一起到市役所办了离婚手续。我搬出原来的家,由于签证问题,咖啡店虽然还在我的名下,可我也一起留给了妻子。经中国朋友介绍,在离市区不远不近、这个叫做“远里小野”的地方找了间单身公寓,一住就住到了现在。


我和妻子约在墓地最近的地铁站碰面,妻子穿着一身黑色连衣裙,撑了一把黑色雨伞,怀里抱着一束雏菊,站在地铁出口处等我,看到我后对我微微一笑,摇了摇手。她的脸还是三年前的样子,只不过眼神黯淡了些,身材也丰腴了些。时间似乎永远都对男人下手狠一些。

我们只是寒暄了几句“好久不见”之类的话,然后走出地铁站,一前一后地走着,雨还在一个劲地下,落在伞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下雨也好,不说话也不会感到尴尬,雨滴落在伞上的声响就已足够。

步行五分钟左右,我们来到了儿子的墓地。儿子被葬在一片郊区里的墓地里,隔壁是一座中学校,青春稚嫩的中学生们会在一栏之隔的栅栏内打棒球、练习剑术、举办运动会、躲在角落里牵手。我以前一个人来的时候,会一直坐在儿子的墓碑前,看着他们青春洋溢的样子,想象着长大后的儿子变成了他们其中的一个,有了自己不为人知的烦恼,有了心仪的姑娘。

由于是在居民区内划出来的一块墓地,因此只有很小的一片,用刷上白漆的铁栅栏围一圈,入口处是三级台阶,上去是一扇不起眼的铁质小门,也不知道每天是谁在负责早晨将其打开,晚上再将其锁上。从铁门进去,里面大理石砌成的墓碑鳞次栉比,一眼望去,寂静无声中却又挤得很热闹,有点像地产开发商做的小区模型,高高低低的墓碑就是小区内星罗棋布的楼房。

我和妻子默默走到儿子墓前,妻子将怀里的花束放在墓碑下,又从包里掏出一大包零食和玩具,然后将伞压在胳膊下,双手合十,默默祷告。

我站在她的身后,默默地看着,鼻子酸溜溜的。妻子的伞架在她的肩上,我的眼睛里似乎溅进了从她伞上滑落下来的雨滴。

墓碑上儿子的照片还是四岁时候的模样,一团还未长开的脸,笑意陷在黑夜般的眼窝里,有着形状跟我相似的耳朵。照片是那年为了幼稚园入学拍的,笑容里带着几分一本正经的紧张的神情,像是预期到了自己的死亡——在他还未能搞清楚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妻子祷告完后,回过头来看我,示意我也上去祷告。我对着她摇了摇头,她也没再说什么,蹲下身子,伸出手擦拭溅到儿子照片上泥水。她黑色裙子的下摆拖到了地上,我想上去提醒她,却还是没能迈开步子。

“㖏,”妻子转过头来看我,“时间过得真快,都三年过去了。”

“嗯,三年了。”

“良太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

“嗯,一点都没变。”

“你呢?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吗?”

“变没变呢?也许是变了的吧,毕竟已经不年轻了。”

妻子笑了笑,隔着雨幕看过去,又像是没笑,只是扯动了下嘴角的神经。

“你说,那天会不会是因为良太在我们身后听到了我们说的话,所以才一个人跑走的。”

“也许吧。也许只是因为看到了海边一颗美丽的贝壳。”

“我一直觉得是我害死了良太。”妻子的声音低下去,“如果我没说出那些话的话。”

“是我没照看好他。”

“要是良太没死的话,你说我们会不会还是夫妻?”

“应该会吧。不过……”我想到她的那个台湾上司,却没说出口。

妻子起身站了起来,站回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着儿子的墓碑,转口问我道:“还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工作怎么样?”

“干得不错。”

“介意我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不介意,但一时也说不清。”

“那下次有空的时候,再慢慢说好了。”

“也行。”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我最终还是没和他在一起,我似乎已经不再适合跟谁一起生活了。”

“我也一样。”我们对视苦笑。


从儿子的墓地出来后,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店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又一前一后地往地铁站走。在站台分别的时候,妻子突然抬起头问我说:“琪荣君,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开始呢?”

地铁呼啸进站,我红着眼眶,对着妻子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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