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文集·福州游记《此去、苍烟巷陌青榕》之23
六子科甲，顾名思义就是某人家中有六个儿子均科举出身，由此获得了极大的荣耀。在文儒坊的一座大宅的门上，我们见到了一块大牌匾高悬在上方，金底黑字写的就是“六子科甲”。这里是文儒坊西段北侧47号。略显陈旧的朱门上还有一块白色木牌，上面写有“陈承裘故居”字样。
跟据有关介绍，陈承裘是清咸丰进士，共有七个儿子，除了第五个儿子夭折外，其余六个皆登科第，三个儿子中进士，另三个儿子中举人，因此有“六子科甲”之称。陈承裘和他的儿子们为陈家赢得了极大的荣耀，但并不是家族中最早开科甲风气的，早辈的陈家子弟就有登科及第的优良传统了。
福州陈氏家族的萌发之地是在福州南台岛一个叫“螺洲”的地方。据说，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叫陈广的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举家迁来，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成为当地一大家族。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族人陈淮成为陈家第一个进士，由此开启了螺江陈氏风光无限的科甲之路。
从那时起，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螺江陈家中进士者有二十一人之多，中举人一百一十名。仅陈承裘家里就是“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陈承裘的大儿子陈宝琛是同治七年进士，陈宝琛的两个胞弟同为光绪十六年进士。因此，这六兄弟中，又有“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之说。而从陈宝琛的角度看，胞弟有进士、举人，父亲是进士，祖父陈景亮为道光年举人，曾祖父陈若霖为乾隆年进士。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文儒坊的这座大宅建于清初，由陈宝琛的祖父陈景亮购得，同治年间归了他的父亲陈承裘，并加以修葺扩充。后来，有陈承裘的二房之女陈芷芳出资扩建，成为一座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二进带花园的极为精工细作的豪华宅第。据说原来有皇帝御赐的“六子科甲”蓝底金字牌匾，高挂在房子正门大厅上，现在我们在门外看到的牌匾定是近年重做的了。
陈承裘本人虽为进士，却对做官似乎并不积极，官职也不大，所谓“以主事用，分刑部浙江司行走”，不久便请假归里。但他的长子陈宝琛却是赫赫有名，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等。在光绪十一年中法越南战争时，陈宝琛因推荐的两位官员均战败，遂以“荐人失察”之过，降五级调用，闲居福州。溥仪登基后，陈宝琛被起用，遂成为帝师，为皇帝授读三年三升，恩赐紫禁城骑马，极尽荣耀。辛亥革命之后，清廷退位，一切又都成浮云了。
陈家并非皇亲国戚，也非王朝的开国功臣之后，陈家以及陈宝琛的富贵荣耀，均来自于朝廷的开科取士，即是科举制度。如果没有科举，陈氏族人始终不过是半农夫半书生，即使聪明智慧，也只能一代代终老乡间。
我们都知道，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此前多个王朝实行过的各种选官制度，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避免了被功臣、门阀等利用家世、帮派势力操纵，摒除了凭家庭背景、凭血统、凭关系做官的旧制度。
杨坚和很多开国皇帝一样，面临着功臣和功臣后代的问题，科举制就可以利用新的制度悄无声息地将那些傲慢的功臣和贵族慢慢赶出权力中心。功臣阻碍皇帝执政是许多王朝的通病，甚至有功臣篡权使得皇帝大权旁落的风险。性格急躁又残暴的皇帝，采用直接快速杀功臣的方法来完成这必须的一步。而我们大家有幸目睹的最新事例则是掀起暴风雨般的群众运动，利用造反派夺权，再将阴险的帮凶和最忠心又最无能的一群人推上权力岗位，以便可以真正由独裁者大权独揽。实话说，这倒是又一项选官制度的创新，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不过，至于其效果，也只能说是“祸国殃民”了。
科举制对解决功臣问题有帮助，在隋朝发端之后，经过以后朝代的进一步的完善，逐渐完备起来。这种机制除了能加强集权外，最大的优点是在公平和公正的程序化制度下，可以将社会上真正优秀人才网罗到体制中，同时减少民间对抗统治的力量，维护了皇族的利益并巩固其政权。当西方人发现中国的独特的选官制度时，也惊叹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他们引进这种选拔人才方式进行了改造。
科举制虽有众多优点，但同时又因它诱使所有读书人走上入仕这样一条唯一有前途的道路上，社会的其它领域便缺乏优秀人才，影响到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进步。最优秀的一群人都去当官了，而社会反而变得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了。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大部分读书人的思想渐被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所束缚，这最优秀的一群人的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和今天高考指挥棒一样，官本位文化使得所有读书人读书只为了做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科举考试的内容，更决定了读书人努力学习的方向。当四书五经、写诗作赋成为读书人唯一重视的学习内容时，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便受到严重地影响和打击。螺江陈氏以及天下所有诗书官宦之家都完全不会有例外，我相信，他们除了儒家传统经典以及诗词歌赋之外，就是官场上的礼仪应酬以及各种钻营之道，而其他知识和技能则一窍不通。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先进文明——首先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冲击着腐朽的王朝，但是要让有着千年传统思想和超级稳定制度的王朝迅速改变却绝不可能。陈家“六子科甲”中最有地位的陈宝琛，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与张佩纶、张之洞等三位同样出身的进士过从甚密，成为好友，即所谓“枢廷四谏官”。中法两个帝国为争夺越南进行的战争期间，闽江口发生了“马江海战”，当时的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正是张佩纶。张佩纶虽然极力主战，却是眼高手低，对战争尤其是海军与海战一窍不通，仅半小时就将沈葆桢苦心建立的福建水师几乎完全葬送。此时，身为帮办南洋大臣的陈宝琛面对危局虽仍然积极主战却也是无计可施，推荐的两位抗敌官员也均在陆战中惨败，因此他自己也被贬职。实际上，当时整个朝廷里面就无真正能用的人才，这都是拜僵化的科举制度所赐。
之后，又再有甲午战争的惨败，清廷中那些饱学之士们连最顽固的也不得不承认，四书五经完全敌不过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制度变革似乎已是刻不容缓了。在洋务运动中，科举制度曾做过内容上的改进，将自然科学、经济学等也纳入考试内容。戊戌变法失败后，所有考试又悉数照旧了，但却因此酝酿出彻底的颠覆之举。
1905年，舆论都强烈要求朝廷仿日本国明治维新，同时一致认为“科举不废，学堂不兴”。为此，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光绪帝的一纸谕令终结了。六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内外交困的大清帝国也就跟着灭亡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断送了清王朝，也同时断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因此我们没法见识那些朝廷饱学之士将用什么新政来填充科举制之后的选官制度。
许多人都认为，科举之废，也是导致王朝垮台的原因之一，那是因为原本科举不仅是士子入仕、进入社会上层的阶梯，还是王朝与士子们之间牢固的联系纽带。一旦这个阶梯垮塌、纽带断裂，士子们不仅不会再为朝廷献策，反而会因终身追求的目标突然消失，虽饱读诗书，面对没有科举的世界却是无所适从，最终投奔革命去了。在文盲遍地的中国，这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投奔革命，终于引发了最汹涌澎拜的社会浪潮，把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统统荡涤了一遍。
此后的各种政权，既没有科举制度，却又没有更好的选官制度，专制体制还在，官本位文化还在，似乎也只有由执政者依亲疏血缘或考察忠心服从程度的提拔方式，而能力则几乎是最后考虑的。其间一些既继承了优秀传统又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并坚持独立思考的读书人，由于始终不能进入权力中心，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成为权力的对立面而备受压制打击。也许，这一切就是在科举结束几十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读书人变得不仅不再有荣耀，反而越来越低贱的原因吧？“右派”和“臭老九”就曾是他们一个群体共同的卑贱名称。
通常，读书人有一个共性：认死理。学传统文化的坚守传统道德，学西方哲学的懂得世界潮流，学科学技术的只认科学真知，学文学艺术的追求自由表达……他们都有着极为可贵的做人的高尚气节。也许，只有学政治文化的才会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吧？
陈家那位末代帝师陈宝琛，在清帝逊位后，他继续追随溥仪，在民国12年（1923年），他引荐他的同乡、清光绪八年举人郑孝胥入宫。后来，溥仪在日本的怂恿下建立伪满洲国，郑孝胥协助和筹划了复辟帝制活动。陈宝琛并不支持复辟，冒死赴东北劝谏，溥仪不从，只得郁郁返津。后病逝于天津，结束了“六子科甲”中最荣耀的一生。
无论是“五子登科”还是“六子科甲”，都成为了历史，从科举废止之后，曾经的荣耀早已飞散消失了。我不知道像螺江陈氏这样曾经的诗书官宦之家，是否还有显耀的后代人物出现，他们若想再造辉煌的话，将要凭借何种特殊的才能？不过，我还是相信，只要是在百业俱兴的时代，有专注力和学习力的优秀基因就必有出头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