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政：
A.中国马政的起源：
马对于古代战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春秋时、战国时期的战争中，车兵驾车离不开马，骑兵坐骑离不开马，运输、传令等也要依赖于马。战马的饲养管理和培训工作尤为重要，由此而形成的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就是马政。马政的重要意义在于是骑兵部队所必需的后勤一环，没有稳定的马政系统做支撑，骑兵部队是万万发展不起来的！
中国马政大约起源于西周，据《周礼·夏官》记载：“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趣马掌赞正良马”，“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廋人掌十有二闲之教”，“圉师掌教圉人养马”，“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圉师”。上述中既有总掌王马事务，调教马匹，给马治病的人员，又有主管饲养马匹，看护牧场的人员。这可能是周代中央机构中，掌管马政的人员和机构。在《周礼·地官》中，有遂人、遂师、遂大夫三个官职，他们主要负责地方上的赋税的发排和征收，其中就有对六畜的管理。这三个职官可能是周代地方上掌管马政的人员和机构。
《周礼》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后世曾借周公大名出过一本书《周公解梦》，这个辨识度很高吧，为什么要借用周公的名义出书，还不是周公旦这个人物太过声名显著！）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西周从中央到地方关于马政的机构和人员设置已经相当完备了。当然，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和反映的内容还有争议，不过该书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周代政治制度。西周时中国古代的马政应该已经存在，它对于后世战国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马政都是有影响的。
B.秦国的马政概况：
《左传》中有“圉”和“厩”为养马之处，又有“圉人”、“马正”、“乘田”和“宫厩”等养马职官，表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有一定的养马制度。到战国之时，战争规模扩大，再加上骑兵被用于战争之中，“车千乘，骑万匹”的国家对于马匹的需求量更是大幅度的增加。战马已经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力量之一，各国的马政在这一时期必然有较大的发展。在战国诸国中，马政系统最为完备的无疑是秦国（相关文献、文物出土在战国时期算是七国中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便以秦国的马政为突破口，去一览战国时期战马的管理制度。
依据郭淑珍、王关成著的《秦军事史》对于秦国马政的研究，秦国马政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养马之处成为厩，即马舍。秦王室御厩名称有宫厩、大厩、中厩、外厩、小厩、左厩等。另外秦在各地亦设立厩。这样就形成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马政机构。秦王嬴政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了促进马政发展的政策，规定：“百姓有赀赎责（即债务），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允许百姓将马匹作为抵押物来偿还债务，无疑促进了马政的发展，使得马匹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秦一统六国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马政机构，并颁布律法。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就是主管全国马政的最高官员，太仆下设丞2人为副手。在西北地区设“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若干牧场，牧养军马。
秦国不仅重视养马，还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动物检疫法律。20世纪70年代，伴随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人们发现秦朝时，秦代中央政府就已设立养马、养牛的厩苑律。按照法律规定，秦朝中央政府每年对各地养马情况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评比。如果在评比中出现“成马笃、胔及不会膚期”，三种情况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翻译过来是，谁负责饲养的马行动迟缓、生病或者不按期参加评比，涉及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赀各一盾”的处罚。同时马在服役过程中被评为下等，则要罚“厩啬夫一甲，令、丞、佑、史各一盾”。这些负责养马的官员都要受到“赀一盾”的处罚，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追究领导者责任。可见秦律对养马官员政绩的考核、处罚极为严格。由此表明中央政府对养马业评比考核高度重视。
秦律对马匹的保护也有相应的条文。“伤乘舆马、决革一寸，赀一盾，二寸，赀二盾，过二寸赀一甲”。(《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这一条对于驾车过程中以策伤马的不同深度及相应的处罚标准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如果马皮破伤2．3厘米罚一盾，破伤4．6厘米，罚二盾，破伤4.6以上罚一甲。同时秦律还规定对未阉割的“志马”必须养在“乘车马后”，分开饲养。并且不策饬”，即不能鞭打。秦律为了保证乘车使用人卸套也有严格的处罚规定。“已驰马不去车，赀一盾，”不及时卸套的行为要受到赀一盾的惩罚。足见秦律规定之细，处罚之严。 给予罚一盾的处罚。
秦律针对马匹的训练也有专门的条文。“课駃騠，卒岁六匹以下到一匹，赀一盾，”“駃騠”是北方的一种良马，如果一年内训教的数量在六匹以下以至一匹，就要受到赀一盾的处罚，也就是说每人一年训教的“駃騠”在六匹以上方能免于处罚。关于军马的训练秦律处罚更严。凡是供骑兵使用的马匹，体高达到“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可见军马达到1．33米仍不堪使用。奔驰不听指挥，负责训练的县司马、令、丞都要受到“赀二甲”的惩处。
关于马、牛的标记问题，《秦律》也有具体规定。所有的马牛都得打上标记，假若标记打错了则要罚“官啬夫一盾。”由此可见秦代对马匹标记也是毫不含糊的。
《秦律》甚至还涉及到马病的防治问题。“诸侯客来者，以火炎其衡轭炎之可(何)当者(诸)侯不治骚马……。”所谓“骚马”是马身上的一种寄生虫。为了防止其它诸侯国的车马带入这种疾病，凡是进入秦国的车马都要用火熏车衡、轭及驾车的皮带。这一法律条文应当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动物检疫及马病预防的法律文献。
秦国先进的养马技术促进了养马业的发展，尤其一系列有关养马业的法律条文为养马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证。这些法律条文乃是我国养马史上最早的法律文献，它在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先进的养马技术及养马法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秦国养马业的发展。一批批骠肥体壮、训练有素的战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军队中，从而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
C.相马与骟马：
相马：
古代选择战马的第一标准就是马匹的高度，《周礼·夏官·庾人》曰：“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这是根据马的形体高度来划分马的品质。古代测量马匹体高的标准是体高（测量的是马背离地距离）、还是头高（马头离地距离）？这个问题由于资料的缺失（即便有资料，按照中国古代对数据的一贯做法，也不会详细到标明是体高，还是头高这个问题的！）几乎会一直无解下去。
当然马的体高并非选拔战马的全部内容。随着对战马数量和质量的不断追求，中原各国的相马术日益完善。所谓的相马术是关于马外形的学问，相马者通过对马的口齿、颊、目、髭、尻、胸胁、唇吻、股脚等部分的观察，来识别出良马。春秋时期出现了两位善于相马的伯乐，并有《伯乐相马经》问世。战国之时中原地区的相马术已经相当成熟，《吕氏春秋·恃君览 ·观表》中记载：“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肳，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徵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这十个人的相马术各不相同，他们通过对马匹的某一部位的观察，就可判断出马的好坏。相马可以说在当时已经成为一门很大的学问。
骟马：
选择战马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训练马匹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中原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在训练马匹上与游牧民族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地，所以古代中原文明为了更快速地训练马匹，从马匹性情上走了捷径，也为中原马匹本就先天不足的血脉上，补上了最后一柄绝命刀——骟马。
我国早在商代就产生了去势术——骟马，是通过外科手术将公马的生殖器官摘除，又名“去势”，骟过的公马，温顺活泼，同时又不失脚力，便于训练。这个看似速成地训马技术，在短时间内没有问题，但是长时间，大面积地骟马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整个马匹种群内，马匹的各方面素质都是呈断崖式下跌的！等到马匹整体质量已经严重退化时，再想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了，种马数量太少，年龄又一年比一年偏大！所以骟马，这个当初中原民族自认为在训马上找到一条捷径的新方法，最终毁掉了整个中原地区马群的未来！（这个恶果最终在两宋年间大爆发，实实在在地坑了两宋一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取巧的，看似取巧的解决了当下的问题，最终是透支未来的希望！
即便是掌握了骟马技术，在战国时期也不是什么马，都可以成为战马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马匹从应用上大体分为四种：驮用马、挽用马、乘用马和兼用马。骑兵所骑的仅是其中的乘用马,如乘用马不足,以兼用马补之。乘用马有特殊的体型特征,系长腱肢,短躯背,体长和身高略近方形。短躯背,则腰身有力,负重物不易凹陷,并有助于后肢的推进力前移,从而增强负重能量,增加速度,增大转动、跳跃、奔驰中的灵敏性。本来马匹数量就不多，从分类上直接淘汰了两种类型的马匹，所以一匹合格的战马是非常宝贵的！自然要精心喂养！
（整个战国时代，适合于战马使用的乘用马数量都不多，正式因为中原乘用马数量太少，严重阻碍骑兵建设，最终迫使西汉时期，中央政府下大力气决定从域外引进先进马匹，来弥补中原乘用马匹数量及质量的不足！）
喂养：
如何喂养战马，也是有相应文献的《吴子》一书中对战马如何喂养有所论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弛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滇无劳马”。
这是兵书中，关于战马喂养的原则。一是要为战马选择好的饲养场所，使其良好的成长；二是保持人与马的亲近，了解马的习性，培养人与马之间的感情，使马通人性，方便使用；三是要为战马配备完好的马具；最后是注意在训练和战争中保护战马，合理地使用战马，不使其积劳成疾。做到这样就能“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这些原则应该是军事家们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从中可以看出，士兵与战马关系处理融洽与否，也即人与马的关系是使用战马的关键。
（《吴子》现在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时期所成，假托吴子之名，但是由于秦朝时间很短，而西汉在马政问题上大多是承袭秦制，所以不论《吴子》是否为西汉所著，这段关于喂养马匹的记录，都是可信的！）
关于马的饲料，古代以粟、豆为精饲料，古时称为“秣”，以禾藁及苜蓿为粗饲料，称为“刍”，也即“刍秣”。不过当时中原还没有苜蓿，苜蓿是西汉以后引进的。粟、豆应该通过国家征集土地税而得，也即田租。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有关于征收刍藁的条文:“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藁二石。刍自黄（黍鱼即稣）及曆束以上皆受之。入刍藁，相输度，可殹(也)”。农民所受田地，不管耕种与否，都要按顷缴纳刍藁。可见刍藁税也是土地税的一种，他们都是战争中战马的口粮。
（不敢说自己多专业，但是既然选择了以骑兵史作为这部作品的题材，肯定是尽力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开题到现在，文章内所有观点尽力做到有文献支撑，有实物出土，有先贤研究的有益成果，为得就是让这些很冷门的知识能够被大家所知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给自己加加油！浮躁是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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