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制度下的万历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作品，我是曾在大一上《中国通史》时，受老师推荐，看了这本书，当时匆匆看了个大概。恰逢这个学期又得到了吴妍老师的推荐，因此又看了一遍。

初次看《万历十五年》，会比较追求书中的故事性和可读性。这次又读了一次，才算是比较简单地建立起一个大致的知识框架。

《万历十五年》，顾名思义，主要讲的是万历年间前后的事件。作者黄仁宇先生巧妙以万历十五年为主线，为我们讲述了明朝万历前后的历史，以清晰独到的历史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明朝。在书中他主要讲了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这里我想主要讲讲万历皇帝。

“皇帝”是“三皇五帝”的简称。他具有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权利。自古以来，无数人为这一权利浴血奋战、九死一生，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到楚汉争霸的刘邦项羽，再到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李元吉……皇帝在世人眼中皆如一揽天下的神明，是荣誉与尊严最崇高的代表。而到了明朝，这一切好像发生了变化。明朝在文官制度与宦官制度高度发展与集中区的情况下，“皇帝”这一职位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在万历之前的一段时间，“皇帝”这一职位更是形同虚设。由此可见，明朝“皇帝”制度在文官制度与宦官制度的挤压下，受到了严重的剥削。

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这么一段话，“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官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被约束是无限的，任何个人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伦理。”

皇位是至高无上的职责，而天子又是被神话了的人。神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他们不会为凡事所困，神寄予了太多凡人的希望，凡人想要神尽心为之服务，而没有自己如同凡俗的困扰而耽误让他们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也许在他们心中，神本来就应有七情六欲，神只需要心无旁骛、尽心尽力地让他们规避灾难，免除疾病而已。正如对神的期望，他们，这个浩浩荡荡的群体，包括了世间的黎民百姓，亦包括文武百官，都或选或进的注视着他。他们不想看到皇帝做任何有损于他们利益的事情，他们想要皇帝做一个没有七情六欲只是尽心为国家工作的全天候机器。就连皇帝的私生活也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在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做有违于自己本心的事情，去服从文官群体的“旨意”。由此看来，皇位并非是一种自在的、为所欲为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压榨、被排挤的操纵机器。

万历皇帝自九岁登基之初，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参加各种程序繁琐，毫无新意的礼节。形式上的繁文琐节与儒家形式主义常压的他喘不过气来。在他的母亲慈圣太后去世后，全国局丧27日，这虽然可以形成孝敬长者的社会风气，起到让全国民风更加淳厚的作用。但是，居丧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劳命伤财，传统礼教对人民的压迫起到的恶劣影响也毋庸置疑。万历皇帝和文武百官也为此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心思顾及其他国家大事。更可悲的是，万历皇帝没有向正常的伦理制度和礼节程序提出质疑和否定的权利。从实质上来说，身为天子的万历，不过是紫禁城中一个囚徒。他皇冠就是他的枷锁，他的黄袍就是他的囚服。他的权利大多带有被动性。各种礼仪的单调、苦闷与繁琐，让他精疲力尽却没有办法拒绝，文官们以祖宗之法不可变常驳得他无言以对，他是一个人，可是站在他对面的文官是一个强大的群体，一个完整的运营良好的机构制度。在他执政期间，他没有办法独立地提升他信任的官员，他可以处决官员但是没有修改法律的权利，他有权利裁夺官僚但是不能改造制度，他更无法在文官未“准许”的情况下离开京城。于是在他无法废除尚在世的孝端皇后而立自己喜欢的皇贵妃郑氏为后，他也没有办法反抗官员们立他的长子常洛为太子的建议，最后众意难违，被迫屈服，放弃了废后的想法，也不得不立常洛为太子。这两件事都让万历皇帝加深了对于自己皇帝制度的不满，而文官，也正在形成一种强大到足以抗衡乃至支配宝座上的皇帝的力量。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皇帝，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权威性的象征。他并没有应有的实际的权力，他只有文官和宦官背后操纵的执行力，亦或说是传统礼节和儒家学说的执行者。在万历幼时，受他的母亲慈圣太后、首辅张居正、“大伴”冯保的影响极大。从一方面来说，这实际就是文官制度和思想对于万历潜移默化的影响。纵然后来张居正去世被抄家，而冯保也落了个悲剧的下场，但前赴后继的文官体制仍然在不断有新的人出来在监控着万历皇帝的一言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