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心就不开心吧,没关系的。

还好,《24个比利》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尾。

读这本书的时候正经历一场搬家,器具、服饰、书籍,连带着人一起灰头土脸,整理这里遗落那里,书也看得松散,像小孩子吃棉花糖,想起了就漫不经心舔一口。后来家里整理得差不多,才又站在两百多的页数上往后看,越看越隐隐担心,因为能明显感受到作者逐日加重的敷衍。

严格来讲,书本身没有多少文学参考价值,患有多重人格症的主人公把多线路铺展的故事叙述得凌乱不堪,记录者的词汇量又相对匮乏,形容人的心情起伏只会运用几个感触不到体温的大词,“兴奋”“热情”“愤怒”,连说“我非常非常爱你”时候的爱,似乎也没有怎样爱。以及,翻译者会下意识在建造两种语言之间的桥梁时加入自己的私心考量。

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让书看上去更接近于一本中学时期的日记,流水线一样白描今天在哪里,跟谁发生了些什么,其他的,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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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最后几页的时候,书里写,比利的病情并没有因为医护人员的调理、社会各界的关切而彻底痊愈,他在努力康复,但各个迥然人格之间的差异依然是难以融合的。

至此,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很多时候读书类似于一场数额不多的赌博,我们没办法根据其他人的知识体系去构造自己的阅读价值,只能根据书名、推荐语、开头段落一本一本地去摸索,又不敢提前翻看结尾,像赌石,只允许剖除一点点石头表面观察成色,真正的水头怎么样,还是得一整块买下来,仔细切开才晓得。

散文还好,写故事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个通病,在写作的过程中难免对写作本身失去耐心,或者对笔下的人物产生复杂感情,以至于行文到最后,要么潦草,要么有一个不符合逻辑,却成全了作者心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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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我津津有味追完了整部《都挺好》,看到最后苏大强得了老年痴呆,明玉去接他回家,两个人手牵手走在慢慢暗下去的傍晚,一个社会主义标准公式的结局。

当时的心情怎么说呢,就像吃完一碗美味蛋包饭,放下筷子的瞬间,发现碗底睡着一只湿漉漉的苍蝇。

对“结局”这个词的仪式感太重,让我们在书里,在生活中的选择都被涂脂抹粉,变成了四不像的东西。

人们试着篡改结局本身,被家暴多年的女人,在丈夫痛哭流涕之后,重新握手言和。被言语和冷暴力多年的孩子,在长辈的软化态度下,选择不计前嫌地原谅。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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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里也都是这样写的,好人得到歌颂,坏人接受惩罚,其他的人呢,其他的拥有太多分岔路口的选择,而选择本身没那么多爱憎分明的人,也就是给了自己一个不太痛快,但看上去好歹算和美的结局。

时常在热搜上看到不断翻涌的热点消息,稍有一两个在榜上重复出现,就会有看客不耐地讽刺,

“又来,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终结局啊?”

所有人都告诉你,成年人了,现代人了,成熟一点,大气一点,伤口愈合得快一点,好像你躺在那里,迟迟没有定论,就占据了别人被安抚的病床位置。

可是,很多很多事情是没有结局的,或者结局会来得非常缓慢。爱也好,病也好,有的人被绊倒了,也可能需要久一点的时间才可以重新爬起来。

我们没必要用那些强行结尾的东西,来填充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勇气。被伤害,原谅与否,失去了,忘记与否,被催促,妥协与否,不要急于盖棺定论,也不要用舆论去加速愈合其他人的伤口,让一切按照它自身的流向发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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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那几年听到过蛮多安慰,大多是讲“你那么可爱,一定可以快乐起来”“别不开心啦,出去走走吃点好吃的吧”,其中一句我印象深刻,对方说,

“不开心就不开心吧,没关系的。其实多数人每天也都不怎么开心,只是有的人在意,有的人不在意。”

嗯。

如果我来写结局,不知道中间过程怎样,但应该会给被重伤的苏明玉写一句,

“不原谅就不原谅吧,没关系的,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完满结局,也可以停在原地说,喏,这就是结局。”

End.

文/田可乐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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