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今天说的同志，不是同志仍需努力，也不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要说的是它另一个意思：同性恋。
―壹―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身边有这样一对我们当做怪物看待的两位女孩。
她们是同志。她短发、小脸，两只大眼睛总是呼噜噜的转着，不知道又打着什么鬼主意，她最喜欢穿polo衫或皮衣夹克。另一位，有一头不算柔顺但发量很多的长发，还算乖巧的趴在她的肩头、腰间。齐刘海下面是不算大的眼睛，但是看起来很可爱。
她们是同桌，手牵手形影不离。他们会在楼梯口热烈的亲吻。她们不在乎我们奇怪的眼神，短发：“她是我女朋友。”长发女孩撒娇的打了她一下，又害羞的低下头。
她们成了每个宿舍卧谈会的必谈话题，甚至几乎没有人和她们玩，大家都以奇怪的眼神看他们。
在学校里，低年级还有两位男生。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每次下课总能看到他们手牵着手，（要知道，我们学校里男生上厕所都不是凑团去的，更不会牵着手去。）我走在他们后面，他们两个人都不高，穿着校服。肉嘟嘟的的小胖手紧紧攥着有点黝黑的瘦男孩的手。后面都是另类的眼神。
这是我最早的对同志的认识。但是当时我的内心还是认为，他们只是关系太好而表达方式有问题，我从不认为同性真的可以恋爱。
―贰―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张北川教授如是说 。
这段话出现在《看见》里，这本书中柴静采访了几位同性恋者。
柴静采访了一位妻子，她与丈夫一起九年的婚姻生活并有了孩子。
她的丈夫看起来特别“黄”，每次她和他出去应酬时，他总是拼命的给大家讲黄色段子，大家都觉得他特别好女色。
但是--
她说：“我觉得他很奇怪。他从来没有亲吻过我，我想和他亲密的时候，他总是本能的抗拒，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样子。我很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女人。”
他的丈夫对她说：“ 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但是她丈夫有个奇怪的举动，就是每天深夜都会“鬼鬼祟祟”的上网，上完网后把痕迹全部删除掉。她没有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两三点钟她醒了，发现他还在上网，于是趁他睡着后偷偷打开电脑--发现全都是同性恋的网页。
我在想，当时这个女人当时会不会有恨？
过了几天，她像往常做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拍了拍他：“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愣住了，一瞬间，眼泪不受控制地哗啦啦的流下来。
那一天晚上，她听到阁楼上有掉下来东西的声音，她以为他要自杀，撒腿就往楼上跑。到楼上的时候，灯全是灭的，在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他躺在地板上，没有声响。她向他扑过去，浓重的黑暗里，她摸到他的脸上湿成了一片--全是泪水。他们两个就一起哭了起来。他自责的对她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原来他给大家拼命的讲段子，只是一种伪装，他要表现的特别黄，才不会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同性恋。他在无时无刻的伪装自己。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和女性结婚？”
“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有些人无法感受，就要否认他的存在。
这是一名舞者，因为是同性恋，为了保护他们，只能拍他们的背影或者影子。
他翩翩起舞，影子在投射在墙上，巨大的剪影扭曲、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
后期给他配上的音乐是张国荣的《我》：
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翼飞说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他愿意一无所有。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觉得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不正常，他有病。他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尽量去找女孩。
于是他拿着家里让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
柴静这样描述：
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
“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当我看到这段话想要查找《发条橙》这部电影时，查了三个播放器，发现都只有预告片。一部1972年的预告片。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作品是禁片。
“接受了这种治疗，你就再也不会有同性恋的欲望了。”
“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终于，翼飞还是和异性结婚了，像很多同志一样每天拼命努力的伪装自己。
当他们抑制不住身体本能的渴望时，他们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
柴静调查了浴室经营者，一位提供性服务的男性表示，他一天大概会和四五个人接触，而且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
他们为什么和一个陌生的同性发生这样关系
张教授说：“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
这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张教授说。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而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传播给他的家人。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
柴静的面前，是一位年仅21岁却不幸染上艾滋病的大玮。大玮是在第一次发生关系后，就感染艾滋病的。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说，“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
他像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孩子。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性，更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
“就算我知道，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大玮停顿了一下，说：“怕别人发现。”
在提及同性恋的问题上时，他告诉柴：“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有一些已感染艾滋病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向张教授咨询的时候，张教授告诉他们：“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他担心会有麻烦。
张教授在青岛见了一个男孩子，他是同性恋，有两百多个性伴侣。他感染了艾滋病要去求医的时候，医生得知他同性恋身份拒绝为他治疗：“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在做完节目的时候他们收到了张北川教授的安全宣传册和十个安全套。柴静的包包没有拉链，吃饭的时候她小心的放到背后，用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但是服务员还是不小心把那只“可恶”的包包蹭到了地上。
十个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包里掉出来。那一刻全餐厅都往她这边看。但是张教授却不慌不忙的把它们一个个的捡起来。
柴静这样描述：“餐厅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以前也听过《我》这首歌，但是我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含义，也并不了解张国荣，只是觉得歌词很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唱的爽快。但是，看完柴静的采访再听这首歌时，一幕幕镜头浮现在脑海，有一种心疼、悲伤。
在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中，77% 感到极度痛苦，34% 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10% 自杀未遂，38% 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他们想要的只是理解与自由，可是社会大部分人并不接纳同性恋者。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几年过去了，初中的那位同志不知过的如何。我从扣扣里找到她打开她的空间，上面提示我：您暂无查看权限。我想，当时那个勇敢的女孩，现在她的空间里是她和女朋友的照片 但是她不敢再让别人看到了吗？
但是，我也能觉得现在可以接受同志者越来越多了，人们越来越多元化了。希望有一个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依然盛放的赤裸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