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与个人主义相关的讨论多次成为思想文化界的热点。
1、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潮
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讨论，首先发端于最为敏感的文学领域。1977 年到 1978 年间，从小说《班主任》到《伤痕》，文学界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随后又出现了不少以表现“人性”“人情”和“人的异化”为内容的作品，进而引发了文艺评论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
哲学界也对此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讨论，其主要议题有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
1980 年下半年，王若水最早以《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将人的问题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高度来论述。1983 年1月17日，王若水在《文汇报》发表总结性文章《为人道主义辩护》。
1983 年周扬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周扬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周扬还特别讨论了异化问题。
1983 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1984 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报告，力图从正面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2、人生意义大讨论到“新启蒙运动”
（1）1980 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以“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主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是围绕署名为“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实则为编辑部组织的两篇来稿的改编稿）展开的。
最能体现这场讨论的价值的是有关“自私是人的本质”的讨论。在“潘晓”看来，正是因为“自私是人的本质”，所以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通过讨论在当时形成的主流的观点是：“个人利益”和“自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自私是损人利己，为谋取和扩展个人私利而不惜损害、牺牲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不一定表现为自私，不能从人人有个人利益就得出自私是人的本质。
（2）在有关人生意义讨论的诸多思想和观点中，对后来影响更大的是对“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讨论。从哲学上讲，“自我设计”——“自己设计自己”的观念与“文化大革命”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萨特热”有一定的关系，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我设计”、“自由选择”和“他人就是地狱”等观点曾经在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国内最早公开提出“自我设计”的是人才学领域。1979 年9月，王通讯、雷帧孝在《人民教育》第9期发表《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一文首倡“自我设计”。
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需要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等观念也在这一时期逐渐传入中国，给人们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由此“自我实现”的思想赋予“自我设计”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使其问题的领域从人才学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使人不再仅是消极地实现某种社会目的手段和途径，更成为积极主动地实现人自身价值和人生意义，主动获得自身的幸福的主体。1983 年，《中国青年》再次开辟人生观讨论专栏。
（3）1986 年前后哲学界兴起“主体热”。
主体热的出现最早起于1984 年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第二版的出版。在美学层面，他认为主体就是具体生存着的感性个体，主张“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强调“不要再受任何形式上的观念的控制和支配”，“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同时，在本体论上，为了调和必然与偶然的矛盾，他指出主体是一个实践的范畴。
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作出的回应集中在“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等观念上，并由此形成了“主体热”。个人主义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其表现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大公无私”的质疑，另一个是“新启蒙”中的个人主义思潮。
（4）1988 年，一些理论界人士出版《新启蒙》论丛，试图在中国思想界再次形成“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得到了向所未有的鼓吹，
3、20世纪90 年代以降个人主义观辨析
进入20世纪90 年代，作为社会思潮的个人主义显然受到了有力地抑制，但争论并未平息，对个人主义的争论的重点，明显地转向对个人主义概念的内涵及其本质的辨析与再辨析。其理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为迂回引入阶段，所使用的理论资源，一方面通过对诸如波普和哈耶克这样的西方典型的个人主义思想家的哲学、经济、政治和文化著作的译介与“消化”，祭起批判理性主义的大旗，借对现代性思想即理性的反思批判整体性倡导个体性。
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思想史的“梳理”，选择性地发掘出顾准、陈寅恪等思想史上的“被遗忘者”，将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观点加以整理放大，以此论证当代个人主义是“痛苦的”和“自发性”的经验反思的结果，即个人主义实际上不乏基于本土经验的思想资源，并非全属外来思想。
到了90 年代中期，出现了“顾准热”、“陈寅恪热”。有人认为，“顾准热”、“陈寅恪热”向出现表明，在中国也有像波普和哈耶克那样能够反省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思想者，同时还表明，在中国，知识分子对独立之人格的追求乃是一种既有之道统。
其二为正面立论阶段，一些持自由主义观念的人纷纷撰文，力图直接为个人主义正名。理论界推崇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派，已不满足于用迂回的话语表达思想上的追求，于是开始直接重提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一些人认为，在国内，要使市场导向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非补不可的一课。
20世纪90 年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政治哲学家伯克、托克维尔、哈耶克、伯林的学说的译介、研究和梳理，对胡适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对殷海光的介绍和认识，对顾准的发掘和尊崇，形成所谓正面评价自由主义的氛围。
其三为理论界有关个人主义的争论。
自由主义者非常明显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激烈的社会政治观点自然会遭到来自各方面批评，一个主要的对手便是“新左派”。
“新左派”的主要话语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但他们引入批判理论的话语的目的不仅仅是解构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一方面批判作为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由主义，认为它漠视分配的公正，甚至在本质上是为富人说话，是导致中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的原因；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建立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土现代化。
理论界对个人主义的再次辨析，不可避免地基于当代中国语境中“个人主义”一词的语用与语义纠结。长期以来，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实际上是同义语，是与集体主义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和价值观。由于这种语用与语义的纠结，使得对个人主义／利已主义的辨析成为一个理论争鸣的热点。
可以预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像个人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问题，相关的辨析和再辨析，今后仍将不时成为理论界讨论与争辩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