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将会彻底改变电影艺术

作者：Wheeler Winston Dixon

译者：陈思航

校对：Issac

来源：Senses of Cinema

我们也曾见过这样的场景，但却是在电影之中：一场神秘的、无法治愈的瘟疫，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然后便肆虐了全球。
前有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1957），后有史蒂文·索德伯格的《传染病》（2011）——前者诠释了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而在后者之中，一种神秘的病毒在数天之内导致了无数痛苦的死亡，整个社会对于它的降临毫无准备，绕着徒劳的圈子，试图遏制疾病的传播。
《第七封印》
然而，这一次，银幕式的奇观与观众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这一次，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就如银幕上反复呈现的流行病惨状那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毫无准备。
《传染病》
唯一接近这种全球影响力的，或许只有1918年到1920年那场所谓的「西班牙」流感。那次疫情感染了全世界的5亿人口，死亡人数在1700万到1亿之间——这一事件的数据至今仍不准确——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进程。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人吸取教训，世界各国的政府再次被打得措手不及。
2019年年末爆发的COVID-19病毒已经蔓延到了全球，截至2020年3月25日，每1000名感染者的死亡率为4.5%。而且，这种病毒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没有疫苗、没有治愈方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患者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隔离开来，就像在黑死病期间所做的那样。接下来，COVID-19的患者必须自己战斗，老年人特别容易病重、死亡。这是一个完美的恐怖电影场景，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醒来的噩梦。

当然，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却被迫适应新常态，他们不知道这场大流行何时会结束。当我在2020年3月下旬写下这篇文章时，我希望8月底情况会有所缓解。
但现在最好的消息是，COVID-19将会继续存在，这是一种常年的季节性疾病，在找到疫苗之前，它将继续扮演一位致命杀手。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我们想去看电影，但是电影院关门了，而且它们有充分的理由。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公共场所都已经被关闭（至少开放时间被大大削减），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过许可的聚众人数是10人以下，最严厉的政权还强制实施了屋内隔离。
商店、音乐厅、教堂、婚礼、葬礼、一切公共集会——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如今，只要看着人们走在纽约市街头的照片，我们的心中就会升起一种怀旧之情。

一切都转移到了线上。我们都看过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中国和西班牙）的视频，他们在阳台上相互唱歌，这都是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这四个字是新时代的流行语。

世界各地的电视和电影制作都已经停止，几乎所有院线电影的上映日期，都被推迟到了影院可以重新开放的时刻——但那究竟是什么时刻？
任何试图计划、管理COVID-19病毒时间表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创造时间表的是病毒，而不是我们。我们能做的只有洗手、保持我们和他人的距离、呆在家里，直到危机过去——祈祷危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去。
那么，在影院关闭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将主流电影推向付费的公众？
环球影业决定将他们目前在映的四部影片以流媒体视频的形式上映，它们包括奥特姆·代·怀尔德的《艾玛》、克雷格·卓贝的《狩猎》以及雷·沃纳尔的《隐形人》。
《艾玛》（2020）
这些影片的网播票价均为二十美元，不过这场实验可以说是收获了惨败：人们习惯为一部最近的影片支付2.99美元或是3.99美元，而且上述的所有电影都是相对低成本的项目，不在影院上映就可以收回制作成本。
如果我们想看到那些大片，那些传统上会在周末的影院举行大规模首映的巨制，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等待了。但是，观众会重返影院吗？最近，影院的老板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了让观众重返影院，他们可能会让观众免费入场，直到他们再次养成看电影的「习惯」。
《狩猎》 （2020）
在线影像的世界变得空前繁荣，以至于流媒体巨头自愿将画质从高清降低为标准，以此清理出额外的带宽，以供大批新的在线客户使用。
当然，网飞已经实现了飞跃式发展，Hulu、Amazon Prime和其他流媒体视频来源同样如此。而且，随着传统的实体店纷纷关门，人们只能在线订购商品、选择服务。
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彼此隔绝的社群，人们完全通过Zoom、Facebook和FaceTime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面对面的接触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危险。
在纽约，通常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已经空无一人。 洛杉矶、伦敦、布里斯班、惠灵顿，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城市（甚至是小镇）均是如此。

如果非要说的话，COVID-19带来了某种奇怪的好处——个体艺术家开始全面回归DIY的电影与视频制作，他们会上传完全由个人创作的影像，或是一些过去的作品，我们如今似乎已经很难体认任何「过去」了。
与此同时，非法上传到网络上的经典电影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只要你能找到合适的渠道，整个二十世纪的全球电影都是在线、免费的。
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然而，我们对它们的看法，以及我们思想的变化，似乎是不可逆的、长期的。如今，全球各地的深夜脱口秀节目，都依赖Skype访谈来提供节目内容。
航空公司纷纷关门，机场纷纷关闭，连锁酒店里有着数千个空房间，因为没有人想坐飞机——实际上，也没有人可以自由地坐飞机，因为几乎每个国家都对旅行者实施了某种禁令，试图遏制病毒的发展。

这一切何时会结束，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除非我们创造出一种廉价的、具有普遍性的治疗方案，除非我们治好那些已经感染的人，否则我们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结束。
大多数专家认为，任何有效预防措施的出现，都至少需要花费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尽管疫苗的试验已经开始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我们对于全球性破坏的迷恋，究竟如何导致了我们的自满。有些事只能在电影中发生，我们无法在现实中承受它们。
「一场全球性的致命流行病」——这一主题在电影中有着许多的变体，它似乎总能受到观众们的欢迎，它们想要虚构的危机带来的风险与刺激，但同时又想要与之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当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为威廉·卡梅伦·孟席斯导演的《笃定发生》（1936）撰写剧本时，他准确地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时他也预测到了一些当时没有发生的事情：
一场名为「漫游症」的世界性瘟疫，导致人们像僵尸一样漫无目的、摇摇晃晃地游来荡去，感染所到之处的其他人，强制处死——通常用的是枪杀的方式——是阻止他们攻击的唯一途径。
《笃定发生》
无论是在乌巴尔多·拉格那和西德尼·萨尔科夫的《地球最后一人》（1964）中，还是在鲍里斯·萨加尔的《最后一个人》（1971）和弗朗西斯·劳伦斯的《我是传奇》（2007）中，病毒导致的瘟疫都以相似的方式摧毁了文明，最终只剩下几个幸存者，与受感染的行尸走肉们进行着斗争。
《 地球最后一人》 （1964）

特伦斯·费舍尔的《地球在尖叫声中毁灭》（1964）假定了一场「毒气袭击」，造成了除少数幸存者之外所有人的死亡。
人们都被迫呆在受管控的通风区域或是氧气帐篷之中，这是让他们继续活下去的方式。
在罗伯特·怀斯的《人间大浩劫》（1971）中，科学家们纷纷前去对抗一种来自太空的、可以在空气中传播的病毒，这种病毒能在几秒钟之内杀死所有被它触及的生命。
《人间大浩劫》（1971）
在约翰·斯特奇斯的《最机密第三站》（1965）中，一种在美国沙漠的生化武器实验室秘密研发出来的致命病毒，被一个一心想要毁灭世界的狂热分子窃取。
在金成洙导演的、近期的韩国电影《流感》（2013）中，H5-N1流感病毒的爆发，在36小时内杀死了所有的感染者，而这份名单仍在不断延长。
《流感》
但是，或许最为有效的比较，应该是罗杰·科曼那部1964年的《红死病》，这部影片是根据埃德加·爱伦·坡的几个故事改编的，它的摄影师是才华横溢的尼古拉斯·罗伊格（后来也成了导演）。
这部影片与《第七封印》显然有相似之处，但它也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优点。这部作品讲述了信仰撒旦教的王子普罗斯佩罗（文森特·普莱斯饰）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小城成为放荡统治者的故事。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因为红死病的影响，死在了普罗斯佩罗那座城堡的墙外。
《红死病》
与此同时，他带领着一群疲惫的贵族狂欢着、施行着一系列虐待狂式的游戏。但是，这最终导致了所有派对参与者的死亡，因为红死病进入了城堡，它先是击倒了一个人，然后击倒了所有人。
COVID-19病毒确实成为了某种伟大的均衡器。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它看起来似乎像是一种顽强的、多年生的植物，最终将会加入那些常规疾病的行列，正因如此，它的出现显得格外令人担忧。然而，从电影诞生的那天开始，从我们第一次因为银幕而思考「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我们就一直在为它「作准备」。
如今，这种威胁不再是抽象的，它成为了一种真实。当我们将生活迁移到网络上时，当我们需要获取商品、服务、娱乐和社交时，我们会日益将现实世界抛在脑后。 《第七封印》
当我们在银幕上创造的虚构影像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半永久的隔离世界。我们如今制作的影像，只能与遥远的过去建立一种幽灵般的联结。
当这种病毒最终被征服的时候，它将在文明上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
在危机过去之后，我们将会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电影呢？就像9/11一样，COVID-19改变了所有的规则。我们在未来创造的东西，将与过去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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