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天，跨越1000公里的拥抱
人们歌颂母亲，但歌颂本身并不具备力量；我们歌颂的是母亲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力量。
这是一个援鄂医护妈妈与儿女分开72天后，跨越1000公里归来的故事；也是一个“6岁”妈妈的成长自白。
文 | 贺勋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共计有4.26万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其中，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披露，在抗疫前线的医务人员中，女性有2.8万人，占到整个医务人员医疗队的2/3。
她们是女儿、是妻子，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母亲。
每一位“妈妈”的年龄和孩子的年龄是一样的，她们的身份随着孩子的到来悄然转变。当母爱面临空间距离的考验，当亲情被更宏大的使命分割，当工作与家庭需要选择，当孩子的成长速度远超自己，妈妈们不得不直面“身份的思考”——我如何当好一个妈妈？
张娟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胸外科护士，有两个孩子，姐姐5岁，弟弟3岁。腊月里，孩子跟着姥姥姥爷回了老家，却没想到往后的100多天里，都见不到妈妈了。跟家里人视频时，张娟会庆幸手机的美颜镜头让孩子看不到她脸上的口罩压痕。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链接神秘而强韧——张娟把自己和同事的合照发给孩子们看，他们竟然能从被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人群里，一眼认出妈妈。
广东援鄂医疗队的孙喜元同样有两个孩子，最大的不过3岁，这是她与孩子最长的一次分离。在武汉支援期间，喜元的孩子不慎烫伤，看到烫伤照片的瞬间，喜元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她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在”，这位妈妈第一次觉得自己“失职”了。
人们歌颂母亲，但歌颂本身并不具备力量；我们歌颂的是母亲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力量。
我们与很多妈妈都聊了聊，最终决定把杜杨的故事讲出来：这是一个援鄂医护妈妈与儿女分开72天后归来重逢的故事，这是三代人情感传递与价值继承的缩影，这是一个“6岁”妈妈的成长自白。
点击观看视频，感受跨越1000公里的母爱
“妈妈没空的时候，我不想她”
杜杨的一对儿女很乖，谁都这么说，包括女儿臭屁雯自己，“妈妈在武汉的这段时间，我和弟弟都很乖。”
但在杜杨在前线抗疫时，臭屁雯说视频里的妈妈没有夸过她“乖”。杜杨会在视频让女儿把画出的故事讲给她听，但她刻意控制视频频次，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人，对男孩女孩都特别重要。”
作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ICU护士，杜杨在女儿4个月大的时候就回到工作岗位，孩子1岁后开始上夜班，年幼的女儿无法适应这种相处方式，常常因为分离焦虑而哭闹。
分离焦虑在亲子关系中很常见，但杜杨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职业的关系，有更多重症患者（包括先心病患儿）比女儿更需要她。为了解释并让女儿适应这种分离，杜杨把工作的照片找出来给她看：“你看这个宝宝浑身插满了管子，你说他痛不痛？”
“痛。”
“你在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陪你。但是他很痛，却没有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陪，只能等着妈妈去照顾，你说妈妈是不是该去？”
“是。”
于是，女儿真的再也不哭闹。杜杨生了老二后，姐姐会用同样的方式教弟弟，让他适应这个事实：“妈妈上班的时候没办法在我们身边。”
慢慢地，女儿对妈妈的思念变得极为克制。她告诉我们：“如果妈妈有空了，我想她的时候，就可以跟她视频。妈妈没空的时候，我不想她。”
“你是国家的儿女”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会投射出母亲的特性。杜杨本就是个独立的人，而她亦是受自己母亲的影响。
“她不是一个特别细腻温柔的妈妈，线条稍微粗些，但方向把握得很准。”杜杨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是名老党员，从小教她“成才先成人”，养成了杜杨站得稳、拿得定的个性。
决定“援鄂”后，杜杨一直默不作声，直到抵达武汉，她才联系了母亲。电话那头的老人沉默良久，再开口时一句“你不是我一个人的女儿，你是国家的儿女”，让杜杨再无后顾之忧。
彼时，年迈的母亲就在距离武汉市不远的宜昌老家，但母女二人从未刻意多打几通电话。当杜杨平安归家，她明显感受到母亲放松不少，但两人的交流依然不多，拥有彼此之间“你不说，我都懂”的默契。
在广州工作十年的杜杨是湖北宜昌人，每次回家都会路过武汉。小时候，没有热干面的地方就是杜杨的远方，长大后才发现，有热干面的地方成了远方。
奋战两个多月，杜杨发现武汉人“比想象中更勇敢”。医疗队总能在武汉街头看到本地志愿者，他们主动热情地上前询问：“你们需要什么？需要帮助吗？”志愿者们和杜杨所在的广东医疗队一样，在除夕夜走出家门，加入一场不知归期的战斗。
在武汉的每一天都很感动。杜杨和同事的最后一班工作结束离开汉口医院时，对面小区突然有人推开窗户大声喊：“谢谢你们，武汉人民一定会记得你们。”
这声“感谢”成为引线。高楼上，一扇扇窗户陆续打开，有人唱起《为了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杜杨流着眼泪合唱：“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我是不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
杜杨是广东支援武汉的第一批医疗队成员，这支队伍自称“敢死队”，因为他们面临着最糟糕、最混乱、最严峻的情况——所有秩序都需要重新构建，包括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医疗队离开后，酒店员工推开房门瞬间泪崩”的故事见诸报端，但故事背后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医疗队在房间里设定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他们明确禁止酒店人员进入房间打扫卫生，防止被感染。一切清洁工作由医护人员自己完成。“酒店分区”的方法由杜杨和几位同事提出后，全队推广。
“酒店分区”并不能阻止温暖的传递。短时间内，医疗队与酒店员工便相处的如家人一般。与生俱来有着社交距离感的杜杨满腹诧异，自己怎么会在短时间里和酒店工作人员建立起“听到对方声音便雀跃欣喜、非要等他们下班一起吃饭”的深厚感情？
杜杨习惯把理性冷酷做成坚硬的壳包裹着自己，那里面是她的安全区。
杜杨援鄂前期和最后一轮值班的工作留影对比
（摄影/钟锐钧）
“就像我去主导一场抢救，如果大家乱，我跟着大家吵吵闹闹的，场面就会压制不下来。”病情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做哪些措施？要怎么做得更好？——十年的ICU工作，杜杨都是在无限循环的高强度高压力状态下进行，职业要求她沉着冷静。
但在武汉，情况复杂得多。理性思考支撑了专业能力，但只有感性思考能支撑她走下去。同事说的一句话，被杜杨放在了心上：“一个内心不柔软的人是做不好护士的。”
于是，她时不时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柔软的萌芽是在对儿女的思念中被发现的。
有一天，2岁的儿子发语音问她：“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凌晨刚收工的杜杨听到后心里一软，胸腔内的感动几乎溢出来。
“我走的时候，弟弟讲话咬字都不清楚。现在，他可以讲长句子了。”杜杨说，“我好想回去和他聊天，看看他讲话的样子，听听他是怎么吐字的。”
思念是种煎熬。杜杨几乎每天都想见到孩子们，但她去也不敢频繁视频，“一方面是怕他们想我，另一方面也怕家里人担心。”她只能把孩子们从小到大的视频拿出来反复看。本意是消磨思念，但却思念更盛。
杜杨脑海里不断想象着回家那天，她一定要狠狠抱抱两个孩子。
其实前往武汉前，杜杨和孩子们有些草率的告别让她有点后悔，她和往常一样抱了抱他们，孩子们以为她只是去上班，很快就能回来。
为了抒解思念，杜杨专门买了一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和武汉有关的诗词，她要将这座城市的美留在笔尖，留在心里，也要跟孩子们一起读诗，分享这里的文化底蕴，诗词是传递情感的介质，也是向孩子们开启武汉话题的钥匙。
她会借此告诉孩子们，这里是妈妈曾经的战场。
“我想把更多时间留给他们”
“两个月的分别，是妈妈在正确的时候做出的正确选择。你们长大后回想起这段日子，会发现比陪伴更重要的东西。”杜杨试图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的同时也在抚平自己的内心。因为短短的两个月，孩子们变了，像一个成熟且不善言辞的大人。此时，杜杨才意识到，母亲的陪伴如此重要。
回家后的第一天，女儿的眼神没有从妈妈身上离开过。
“她对我的感情会比其他人深很多。”随后的几天里，女儿常常问妈妈：你明天上什么班？你明天晚上8点回来吗？8点还是9点？8点多少分？你这个星期六休息吗？妈妈你刚刚说你下个星期要上6天班，那就是只休一天了吗？那星期几你休息？……似乎喋喋不休的询问、掌握妈妈每时每刻工作安排，才能这个年幼的孩子获得必要的安全感。
情感是双向的，女儿也希望给妈妈更多的安全感。
武汉发生的一切虽已过去，仍压在杜杨心头，悲欢离合的故事盘桓在记忆里。有时，她会毫无征兆地坐在家里泪流满面。最初她很怕女儿问：“妈妈你怎么了？为什么哭了？”但女儿一句话都没问，只是静静陪着她，递上纸巾，再紧紧抱住妈妈。
杜杨很暖很感动，但同时也开始内疚自责，“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应该把情绪都放在脸上吗？小朋友不应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曾经认为正确的事，真的做对了吗。杜杨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见到我都说孩子们很听话？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不是太多了？为什么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联想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是不是把他们约束得太紧了？”她心疼自己这个“独立自强”的女儿。
第一次，杜杨不希望女儿这么乖——如果乖巧懂事意味着提前理解成年人的世界，杜杨宁愿她活得像个单纯的孩子，不要把自己包裹起来。
2020年4月19日，女儿6岁生日，杜杨把整个周末都给了女儿，一起买菜、一起剥玉米——那是很尽兴的一天。
上一次这样是什么时候？
2019年的杜杨忙于准备文章、准备晋升，准备在女儿上小学前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再好好陪孩子，但她发现不能再等了——这个“6岁”的妈妈急迫地想要调整自己。她计划把家搬到医院附近，女儿就近上学，“这样就能节省出上下班路上所耗费的时间，尽量把时间多留一点给他们。”
杜杨不知道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妈妈，但从武汉返回至今她从未停止过思考。她开始有意无意的调整自己的节奏，贴近那份未知感，这个过程中夹杂着她在前线“战斗”过的痕迹。
“明天一定会更好”，她想，这是她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