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宗师金庸的影评是几流水平？
1950年，金庸应邀从香港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但失望而归，重回香港《大公报》做编辑。之后，《新晚报》复刊——它的前身是《大公晚报》，曾云集了柳亚子、田汉、端木蕻良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文人。
金庸调任至《新晚报》，负责编辑报纸的副刊《下午茶座》。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下，他当一名外交家的梦想终成泡影，但在这个相对自由和文艺的氛围之中，一个新的梦想王国的版图逐渐成型。
在《新晚报》，他开始以“姚嘉衣” “姚馥兰”等女性化的笔名写影评，积累了一些读者基础。
1952年3月，在《长城画报》第14期上，金庸以“姚馥兰”为笔名开始撰写影评，这个名字取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在这一组“特稿”的开篇，杂志编辑这样介绍这位作者：“姚小姐是香港新晚报‘馥兰影话’专栏作者，所撰影评深获广大读者欢迎。”
“姚嘉衣”的第一篇“影谈”《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金庸写电影评论的笔法如何？他是否是一个高明的影评家？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翻看这些评论。
可以说，他的影评风格在开栏之作《谈看电影》就已经奠定。这篇短短的文字不超过千字，概括了金庸对电影的理解。他并不针对某部具体的电影，而是从宏观上谈论电影这种现代艺术媒介，以及欣赏这门艺术的一些法门。用笔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在平实中传达自己的观点。
“姚馥兰”的《谈看电影》
他强调电影的雅俗共赏，“自三岁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不论识不识字都会看” “艺术品都是表现人生的，电影所表现的最好最直接” “要通过赫普曼的芭蕾舞去了解人生，当然比通过《一家春》或《百花齐放》去了解人生要困难得多”。
他不是一个“影像派”的评论家，并不详详细细地搞影像分析和文本细读，一帧一帧地拉片。但他并不忽视电影语言的独特性。
看电影，并不是没有门槛，也是要经过一番训练的。
像他写道：“从前美国大导演格里菲斯在电影中创用特写镜头时，银幕上只出现演员的上半身，看惯了演员全身的观众们大为不满，大叫‘他们的脚到哪里去了’。现在，每当导演在片子里使用一些别出心裁的手法时，观众们也常常会感到不惯。”
他会特别关注演员、摄影，“当导演不能指导演员的时候，演员就会自行其是，企图出人头地” “摄影会显得板滞”。
他对电影这门年轻的艺术形式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在2003年载于《北京晚报》的某篇采访里，金庸自己曾说：“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和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
在他的影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一些国内外的经典电影、电影明星信手拈来，也引述一些电影专论。
比如在他的一篇影评文章中，曾提到贝拉·巴拉兹的《电影评论——一种新艺术的性质与长成》，并且他当时看的是英文译本。巴拉兹认为，自古希腊至欧洲艺术，都以为艺术作品同观众密不可分，但在古老东方的中国，这种壁垒却经常被打破。金庸以此为引，来论述他对所评论电影的看法。
但比起讲述电影镜头的拍摄、剪接等独特的技巧，金庸还是更为关注电影艺术的综合特性。
他称电影艺术“把各种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雕刻、建筑、文学、戏剧、摄影等熔为一炉”，然后说：“对于艺术的欣赏能力是要培养出来的，事实上，对人生各方面的欣赏都是如此。如果不会喝酒，当然不知道二十年的陈酒和十年的陈酒之间有什么差别；你不会抽烟，不会了解为什么张先生爱吸三个五，李先生爱吸鸭都拿。你对艺术懂得越多，则在欣赏其精妙之处时所得到的愉快也就越多。对于一个音乐的门外汉，肖邦的乐曲他会觉得很沉闷，悲多汶的第五交响曲他会觉得太嘈杂；对于一个不懂现代绘画的人，塞尚以后那些法国画家的作品，他可能会认为是全部胡闹。”
这段话向我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金庸是生活家，他说，一个人要有生活的趣味，“要多了解电影，必须多了解生活。当你对人生有较多的认识时，你在看电影时也会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趣味。”
在金庸周围，云集着像蔡澜一样的美食家。他喜欢抽烟、喜欢喝酒（但从来不喝醉）、喜欢开跑车（但开得很慢）、也喜欢玩牌（倪匡称之为“沙蟹” ）……在他自己所心仪的那些著名人物中，朱光潜位列其中，排名靠前。而朱光潜是崇尚生活美学的，主张将生活艺术化，在日常中发现美。
金庸也是一个学问杂家，涉猎很多门类。我手头有一本“《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之《金庸散文集》，书中，金庸对传统戏曲、歌曲、舞蹈、旅游、读书、围棋、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他从小就很爱读书，勤奋笃学。作家林燕妮称其天生要强，“他学围棋，一学便入迷。不惜把国内高手请到家中住，天天跟他对弈，直弈到他满意自己的成绩为止。学法文，跟太太一起上课，但他用功得很，进步一日千里，弄得查太太大发娇嗔‘我不学了，跟他不上。’ ”
与他合作办《明报》的搭档沈宝新说，金庸每天规定自己要看上好几小时的书，“一天到晚，只见他关在书房里看书”。
学围棋，就把棋坛高手邀至家里住学佛经，整个屋子里都摆满了经书，还去学梵文。他还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很深。
晚年他被聘为北大的名誉教授，某次在北大做演讲的时候，他说自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需要时时刻刻对当下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事件发出自己的意见，必需的素养就是学问驳杂，很多事情都得懂一些，但并不专精。
事实上，在他的那些已经被列入经典殿堂的武侠小说里，更是有对方方面面学问的涉及。
金庸一直强调，写小说最重要的是人物，是情感。但对人物的塑造离不开外在的社会大环境和人物自身的素养。
对于外在环境的描写，金庸身处彼时彼刻弹丸之地的香港，在他的十五部小说中，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朝代兴替间的多个故事。虽然大多数时刻，主人公们身处江湖之远，但若隐若现的时代氛围缭绕着，为人物活动提供可感可触的背景。
主人公们的足迹从长白山到大理，从中土到大漠，从塞上到江南，从太湖到鄱阳湖，从北少林到南少林，从五岳名山到东海桃花岛，行走在一片辽阔的疆域之上。于是全世界的华人们，在一个个刀光剑影、恩怨情仇的故事里，构想出了一个古典中国的版图，完成文化心理上的认同。
2002年版《书剑恩仇录》
说到人物自身的素养和兴趣，金庸笔下的人物多“癖”、多“痴”，这和他自身对各种事物的痴迷有关，当然也是普遍的众生之相。
这样的人物和场景在金庸书里俯拾皆是，比如在《笑傲江湖》中向问天和令狐冲设计营救任我行的情节里，就表现地颇为集中。
梅庄四友中，丹青生嗜酒爱画、黑白子喜好围棋、秃笔翁痴迷书法、黄钟公沉醉音乐，他们又都觊觎着向问天的神功。虽是隐居西湖之下，看起来与世无争，但他们实际上仍然尘心未却，身陷贪嗔痴。向问天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些弱点，投其所好，携令狐冲完成一场看起来不可能的地牢营救。
在这个场景里，金庸也摆弄起对酒、书画、音乐、围棋等的各种学问，加上自己的一些夸张演绎，完成了一场精彩无比的著名情节桥段。
1996年版《笑傲江湖》
很多人研究他的小说，赞美其博学广闻。但金庸每每都很谦虚，称自己只是会“即学即用”——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做“稍懂”。
但是如此涉猎广泛，对人生日常和艺术品类均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金庸，如何没有在“把各种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雕刻、建筑、文学、戏剧、摄影等熔为一炉”的电影综合艺术中一展所长？
1957年，金庸辞去《大公报》职务，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以“林欢”为笔名写了《绝代佳人》《有女怀春》等剧本，1959年，在于胡小峰合导《王老虎抢亲》之后，他随即退出长城电影公司。
长城开创者吕健康、袁仰安、费彝民
后来他便转向了新闻出版行业，并借助手中的健笔，一手写他的武侠小说，一手写他的时事评论，创立事业版图。新闻人查良镛的多闻多识，和他武侠小说里的辞色斑斓，时时无缝切换。
晚年接受采访时被人问起他主创过的电影，金庸总说：“不好。”
电影界自来云集俊男靓女，镜头中、舞台前被声光色影强化了的吸引力，聚光灯式的效应，我想即便对于金庸来说，也不可谓不诱人。
金庸对电影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他说电影是当代最完满的艺术表现，“高（哥）特式教堂是中世纪艺术的代表，电影就是当代艺术的代表”。
金庸和他的女神夏梦
但为何缘分如此短暂？这大概还是和金庸自由派的性格有关系吧。
之前对于不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他曾说道：
“外交官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规限，很不适宜我这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
长城电影厂门景
对于离开电影行业，他曾说：
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总体来说，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则较大，故转而办报。
电影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又受到资本的苛刻限制，远远比不上，他用文字构想出磅礴的世界，在笔底驱策群侠的自由。
因此，中国电影界失了他的身影。至于后来，他的小说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改编狂潮，再度搅动影视文化的江湖，那已是他酒过三巡之后的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