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百年一遇的洪灾，这艘济世方舟力挽中国于「九死之绝境」

1931 年（民国 20 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个好年份。 关中刚刚结束长达 3 年的大旱，东北正笼罩在战前的阴云之中，各地又开始零散流行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在当时被译作「虎力拉」，又称为「虎疫」，死亡率极高，民众谈之色变。 民国年间，中国内忧外患，瘟疫频发，37 年间，共发生传染病疫情 114 次，平均每年 3.08 次……当时的中国，可谓「无年不疫」。 1931 年的 7 月，长江流域普降大雨，其中汉口降雨达 21 天 , 雨量 563.2 毫米，比标准雨量多出 412 毫米。 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灾的逼近。 「中华民族，濒九死之绝境」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地势低洼水系发达，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四分之一。 武汉河段担负着中、上游金沙江、岷江、沱江等八大水系的洪水宣泄任务，但因为常年的滥砍滥伐而水土流失严重，蓄洪能力大大削弱，同时下游湖泊淤塞，政府无力疏通。 1931 年 7 月，武汉分别出现了 9 天、12 天的集中降雨。长江沿岸的长沙、九江、镇江、上海、杭州等地降雨大大超过标准雨量。一场空前的水灾正在酝酿之中。 在民国时期，湖北堤防修筑经费每年收入约 1000 万元左右，但这笔钱却常被国民政府挪作军费。使得水利修筑工作近乎荒废，各地防汛物资匮乏。 7 月 29 日，丹水池铁路堤出现险情，市民及堤防人员辗转找到省、市政府汇报险情，却并未受到重视。身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何成浚和督军徐源泉、警备司令夏斗寅，正与既济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崖在一起打牌赌博。 牌桌上堆叠的筹码令人眼花缭乱，而牌桌之外的汉口，丹水池堤段却轰然决口。 1931 年 8 月 19 日，洪水达到 53 呎 6 吋（超过 16 米）的最高纪录。汉口水深处最高达 1.5 丈（5 米）。

1931 年的武汉 江淮流域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灾。据统计，此次水灾波及 23 个省，死亡 370 余万人，灾民达到 1 亿人，财产损失甚至无法计算。 数月之内，长江洪水还未消退，黄河洪水又起，「野哭声断续，浮尸逐水草」。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其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写道：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 「济世方舟」 洪水四处蔓延，而时任汉口市长兼任两湖防汛主任的何葆华，仍私自将防汛麻袋每个提价 1.5 元，并将规定麻袋的豆、沙比例由 7：3 改为 3：7，从中大肆贪污。 8 月 2 日，大水冲破单洞门冲入城内。汉口全市除日租界因采取了防堵措施未被淹没外，其余地方已经成为了「泽国」。 1928 年建立的汉口协和医院距离单洞门仅一箭之地，洪水破堤后，医院内的水位逐渐开始上升。 根据预案，医护人员先把病人从一楼撤到二楼，水位接着升高，又把病人从二楼搬迁到三楼。
当时的协和为男女分院，男院的主楼没被洪水冲垮，但 巨大的风浪仍不断冲击着协和女院的院墙， 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花了很大力气做成一个栅栏，却抵不住风浪的压力，整个女院部的服务大楼在风浪中轰然崩塌，被卷入滔滔洪水之中。 当时协和医院院内被冲倒的不只女院大楼。中国职工的住宅也全部毁于洪水，外国职员的住宅部分被冲坏，医院院墙则全部倒塌，整个医院和汉口市区连成一片汪洋。 随后，川水与襄水奔腾而至，8 月 13 日、17 日武昌、汉阳也相继被淹，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浸泡在洪水之中。据统计，武汉三镇共被淹 16.3 万户，因住房被淹无家可归者 4.5 万户，死于洪水者 2500 余人，灾民达 78.2 万余人。
泡在水中的江汉关（图片来自于网络）
当时，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报刊为救灾奔走，呼吁中外各界人士共同伸出援手，给予经济协助，政府以政令形式，命令各级机关积极救灾， 南京政府紧急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但毕竟总会址在上海，与武汉灾区相隔半条长江，且事物繁多，人手有限，很难在武汉开展工作。 而本地最负盛名的汉口协和医院内外交通几乎断绝。困守孤岛的协和不仅无法救援灾民，连医院运作资金都成了问题。 1931 年《汉口协和医院院务报告》记载「今年年初，我们预计有二千八百元来自外国的捐献，有一万一千元来自本地的捐献。但是由于汇率的提高，我们从国外汇款中收到四千四百五十九元六角六分，国内由于水灾只收到四千五百六十三元三角二分。 在医院毫无业务收入，又没有捐款来源的情况下，我们仍需每月给全体职工支付一百七十英镑的工资。 」 正在协和医院难以开展工作的关键时刻，院方联系上了两个组织，一个是位于上海的国际洪灾救援基金委员会，一个是中国洪灾救援基金委员会。这两个慈善组织表示，它们可以筹集资金，但是没有足够人手做事。
就这样，慈善组织与「有人缺钱」的协和医院一拍即合， 当即表示，愿意将协和医院作为「紧急医疗组织」进行支援。商议后，决定同时开展岸上和水上的救援活动。
岸上行动，就是在英国循道会在汉所属训盲学校和黑山两地设立医疗点；水上行动，就是设立水上医院船，沿江收治灾民。 就这样，协和医院的医院船「罕拿摩勒」号（Hannah Moller）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罕拿摩勒」号（武汉协和医院） 洪水中，不灭的灯火 在成为一艘救死扶伤的医院船之前，「罕拿摩勒」号的主要工作是……运煤。 运煤船用来看病，无疑需要进行一番大改造，而 「罕拿摩勒」号为了适应在水上收治病人的需要，进行的改造堪称精妙：
1 号舱室用作医院船的非常宽敞的储存间，二层甲板的 2、3、4 号舱室用作 3 个照明良好的病房，下一层甲板上安排做医院护士和一般劳工的宿舍，在二层甲板上还有一个尽管小巧，但是照明充足，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手术室，并附有一个单独的消毒间，船上特设一个自己的药房，药师在其中为灾民开处方。 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当时的武汉，如山似海 50 多万人，包括市区的灾民和来自天门沔阳的灾民， 聚集在市区铁路埂上和黑山、洪山的山坡荒地，数以千计的妇女被迫在野地里生产，还被警察视为「有碍卫生，四处逼赶」。市区的汪洋中，粪便、浮尸和淹死的家禽、家畜随着水波浮浮沉沉。 糟糕的卫生环境使得洪水还未完全消退，受灾地区的疫病已经悄然抬头。 依照武汉各医院联席会议的决议，同仁会医院、普爱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天主堂医院、梅神父纪念医院，在武汉城内划分区域，各自负责诊治、送药。 梅神父纪念医院还雇「划子（小船）」16 只、驳船 5 只，载着药物、医务人员四处开展诊疗活动，并为灾民送去药品。 鉴于疫情严重，普爱、协和两所医院建立了临时的灾民医院，普爱在汉阳黑山建立了第二灾民医院，设置床位 100 张。协和医院则分设岸上与水上医院，对灾民进行诊治。 9 月下旬，改造完毕的「罕拿摩勒」号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开至汉口。协和医院 2 名医生、所有男护士和余下的病人全部登船，手术室和药房的一应设备，床铺、被褥、床头柜等小件东西，也由协和院方用「划子」运上了大船。

品芳照相馆拍摄的灾情照片：铁路外中山公园及协和医院水深约二丈，附近市房多已淹过屋顶。（武汉市人文武汉俱乐部侯红志先生供图）
雷士德信托基金汉口研究处甚至为「罕拿摩勒」号提供了一间非常先进的细菌实验室，实验室由雷士德医学院的罗伯森医生（Dr Robertson）负责主持，还配有一位资深的技术助手从旁协助。
除了为船上的病患提供一流诊断以外，实验室还可以为受灾地区所有医院提供洪灾期间新发疾病的研究报告。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实验室，一部分手术病人和妇女患者得以被转移到岸上的医疗点，而痢疾、伤寒以及其他疑难病例则与其他病人分开，被转移到船上进行相关的治疗。
当时的湖北，黄冈流行伤寒、恶性疟疾、痢疾、天花，死亡人数近万，而灾民聚集的汉阳黑山则爆发了霍乱疫情，每日死亡百人。
「罕拿摩勒」号与全国抗洪医疗委员会合作，通过协和医院的其他员工，联络分散在灾区各处的医院，参与并指导了这些医疗机构的工作，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使得大批的灾区病患受益。
从 9月下旬医疗船抵达汉口投入使用，到 12 月船回上海，花费共计37498.88 元美金，一共有 628 名病人（包括后来在黑山收治的）在医院船上得到救治，其中大多数都是「接近于赤贫的中国病人」。 滔滔长江，漫漫长夜，协和医院船支的灯光彻夜闪烁。 尾声 9 月上旬，大水逐渐退却，而此时的武汉三镇已淹没于水中达一个月之久。
9 月，南京政府制定《民国二十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发行 8000 万赈灾公债，用于办理急赈、工赈及购买赈粮。同时，政府同意江苏省政府发行治运公债 500 万元。

仅 1931 年 8~10 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海外侨胞捐助就达 877967 元，外国政府和组织捐助 1128577 元；社会各界更表现出空前的体恤灾民的人道情怀， 至 1932 年 9 月 30 日，救济会募集到约 760 多万元捐款，创官方募赈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1 年 9 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汉口救护队赶赴汉阳黑山，为灾民施打防疫针。当时的黑山已经发现真性霍乱，救护队紧急开展手术，注射霍乱疫苗。
据统计，在 1931 年 9 月~1932 年 9 月 的一年时间里，灾区约有 200 多万人次接受了霍乱、伤寒、天花、脑膜炎的预防注射，有超过 34 万的病人接受了医疗救治。
然而， 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国民政府的公债发行中途停止，8000 万国债只发行 3000 万，江苏省公债实际只筹得 1/10。 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联合调查显示，当年灾民灾民死亡百分比中，淹死仅 24%，疫病死亡则占到 70%。
尽管国民政府在灾后即做出反应，派卫生防疫组分赴灾区，利用当地医院的实验室，检验霍乱及各种传染病的消长，宣传预防霍乱等传染病知识， 但疫情并未被就此扼杀，各地灾民大量外逃躲避瘟疫，加速了传染病在全国的流行。

1931 年湖北疫情（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1932 年，中国爆发霍乱大流行，染疫城市 306 座，患者 100666 人，死亡31974 人，死亡率 31.76%。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段全国上下一心的救灾故事并没能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只有那片汪洋上，各处汇聚成的不灭灯火，长久地、长久地流传下来。 （责任编辑：Leu.）

主要参考资料： [1]武汉协和医院.协和往事|武汉近现代医疗史上著名的医院船“罕拿摩勒”号登场[EB/OL].https://mp.weixin.qq.com/s/MXI7QgB8q2kCRlnQZ2S8sg,2017-03-20. [2]张瑞娟.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及其救济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3]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4]周仪.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D].吉林:吉林大学,2005. [5]甄雪燕.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6]谷永清.中国近代防疫述论[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5. [7]章博.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2. [8]董勤勤.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9]蔡勤禹,孙翰.国民政府对 1931 年江淮水灾救治述论[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2(1):113-141. [10]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J].近代史研究,1990,1:21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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