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车间里的女人们：进过城市，做过苦工，她们选择回家
▲服装厂的扶贫车间里，放眼望去清一色女工，当中不乏从大城市返乡的人。（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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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朱爱青送女儿上学。女儿非要拉着她进教室，一个个同学介绍过去，“这是我妈妈。”她顿时觉得“心酸”。
“老百姓没经历过价格大幅波动这种事。去年同期收购价是23至25元，如果今年一下子掉到17元，他们接受不了，可能就把桑树给挖了，不养蚕了。”
“做生意来讲，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更有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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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打工的朱爱青回来了。
2019年，她还在广西南宁一家耳机厂做车间主管，每月能赚八千多元。回到百色市隆林县，这个数字直降三千多。
隆林在滇黔桂交界，居住着苗族、彝族、仡佬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是集“老少边山穷库”于一身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全国52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截至2019年底，全县尚有10个村、2219户、7829人未脱贫出列。
朱爱青回乡是为了女儿。
去年，女儿三岁，上了幼儿园。有一次，朱爱青碰巧回了家，便送女儿上学。女儿非要拉着她进教室，一个个同学介绍过去，“这是我妈妈。”
她顿时觉得“心酸”，决定回来。
女人们回乡就业的理由大抵相似，“能有一份工作，能待在家里陪小孩，陪老人，已经很满足了。”2020年5月14日，朱爱青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她的新工作还是车间主管，地点是隆林扶贫车间，设在城西的轻工业区。扶贫车间的建立目标是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隆林县人社局就业服务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扶贫车间带动就业人数984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09人，易地搬迁劳动力55人。留守妇女是扶贫车间的就业主力，占就业总人数的74%。
一块显眼的红色横幅挂在朱爱青的工厂外墙，“就业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
返乡的年轻人
朱爱青所在的达江电子专做马达与小风扇，前者发向广东，后者销往东南亚。
厂门口贴着一张4月28日的招工启事，产线普工底薪2000元，加班费每小时12元。算下来，工人们一周六天班，每月平均挣三千多元。
这家工厂有近二十个贫困户。招工时，别的正式工要在“38岁以下”，贫困户则放宽到55岁。
春末开始，风扇热销，流水线常常热火朝天到晚上8点。5月14日17:40，有工人来请求提前下班，“我要去买冰箱，今天这个时间可以（走了）吗？”
朱爱青嘴上怪他没“提前说”，但还是把人放走了。“人家来这里上班，选择一份收入没那么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家家里有事，你就得批。”她解释。
这也是她自己回乡的原因，将心比心，便多了一份理解。
过去在南宁工作时，每个月回家，单程要五个多小时，即便搭大巴，路费也超过190元。在隆林当小学老师的丈夫经常开车去接她。
隆林县民风传统，回乡的人常常奔走于家庭事务，逢家族中生老病死、婚嫁节日，都要请假回家料理。“这里请假特别多，比如家里有人过世，最少得请一个星期，多的话是半个月，不可能不批。”朱爱青说，“每天都有十几二十个人请假，所以我用90个工人，必须备到120个。”
工人总数在增多。朱爱青2019年12月入职时，厂里只有七八十人，现在已经超过120名。其中有一些，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外地无处可去的人。
年轻姑娘何雨就是其中一个。她原本在广东一家制鞋厂打工，今年，她从主管和老板处得知，订单大减，过去也没活干，只得在家门口找了新工作——在扶贫车间的昌隆服装公司做制衣。
40岁的朱开艳刚来没几天。她是个新手，南方周末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将小学校服前襟的两张布片车为整体。“质量很好的，做工也很细致的。”她边车边说，动作不快，“做不好要返工，一定要到位的”。
朱开艳在云南、四川、广东、福建都打过工，还在桥梁工地做过“苦工”，搬搬抬抬，多的时候能挣七八千，“能挣钱的我都做”。尝试了几天新工作，她尚算满意，“也可以，熟手的话，一个月挣三四千”。
针对这批新进工人，隆林县政府给出了“以工代训”技能培训补贴。2020年2月起新进的生产一线工人，可以得到每人每月500元补贴，推动员工通过在岗实践提升技能。
信息栏上张贴的四张招工告示中，达江电子与昌隆服装两家公司都写明，招聘对象为“贫困户”，且强调“免费培训，简单易做”。
扶贫车间的工作大多如此，没有技术含量，主要以勤致富。
四十多岁的女工王婷麻利地将校服裤子套在缝纫机上，为裤腰车边，头也不抬，几秒钟便车好一条，丢在面前的“裤山”上。
在4月，她仅凭服装计件就挣到3855元，空闲时间还去口罩厂帮工，也有576元，再加上133元加班费和300元满勤奖，月工资总数接近五千元。
不过她是特例，服装厂一百二十多名员工中，工资超过四千的只有三人。
隆林县人社局就业服务所负责人廖碧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全县有9家扶贫车间，大都是厂房式，其中两家是2020年4月刚刚认定的。根据规定，带动贫困劳动力五人以上，支付年劳动报酬六千元以上，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即可认定为扶贫车间。
今年，这些簇新的厂房附带一项“福利”，连续三年免租。
疫情期间，当地还给出了六项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其中，在2020年3月31日前复工复产，并于6月30日前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扶贫车间，能得到2000元/人的带动就业补贴，这比以往翻了番。而在2至6月期间赴区外务工，或在扶贫车间、企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能得到每月300元稳岗补贴。
“开工了，不可能让工人停下”
扶贫车间的主要受益人是留守妇女。
根据隆林县人社局就业服务所2020年3月的数据，留守妇女是扶贫车间的就业主力，占就业总人数的74%。其中，高凤服饰所有员工都是农村留守妇女，厂房设在新州镇含山村大树脚屯，专门生产少数民族传统服饰。
村里的男人几乎都往广东、浙江等外省跑，妇女主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大树脚屯有一百多户人家，现有54人在高凤服饰工作。
这是一家前身为小家庭作坊的企业，1992年就已经开在含山村里。同村妇女不断加入，作坊规模扩大，后来到县城开了店面，在县城陪读的母亲们会去领手工，补贴家用。
如今，这家典型的家族企业已经在广西拥有三间店面，贵州有六间，面向的是少数民族对传统服饰需求的小众市场。
“最少是人手一套，有些人一年可能要好几套，出席不同的场合要新的款式。”该公司负责人杨倩霏说。
这是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扶贫车间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一家。疫情期间，所有节庆、嫁娶活动停止，需求骤减，货量积压，尽管公司在3月16日已复工，但收入比往年少了一半。
为了自救，不得不全体减薪。管理层每人减半，降了3000元；在车间坐班的缝纫工，工资由2800元降到2000元；做手工的员工不再坐班，由专人配送至村民家中完成绣、染、钉等步骤，按加工量支付酬劳。节省出来的坐班费用，是每人每月500元。
减薪或裁员，都为了撑过疫情影响。嘉利茧丝绸的老板杨旭栋将135名员工裁至126名，他采取的方式是持续生产，积压货品，实际订单销量只占产量的1/4。
“我这种情况，支撑到9月左右应该没问题，但后面可能就有点吃力了。”他坦率说道。
杨旭栋的家族在浙江做绸布生意，入驻隆林后，他开始育桑苗、饲养小蚕、收购蚕茧、生产蚕丝，成为家族企业的上游供货商，向浙江运输丝线，成品销往意大利和法国。
一开始复工时，他“信心满满”，那时国外疫情并不严重，2月19日至3月5日期间仍有订单。后来，意大利封国，“开始没有销路了，但已经开工了，不可能让工人停下。”
对杨旭栋来说，在隆林办厂，最有吸引力的是当地政策。自2013年他的蚕丝企业入驻，隆林县开始发力种桑养蚕，投钱扩大种植面积，向种植户提供优惠政策，帮助修建厂房。种桑养蚕受到鼓励，农户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的公司也有了货源。
杨旭栋小心翼翼维护着这种积极性。今年隆林县新种的桑树有28000亩，受到疫情影响，外地蚕茧收购价降到了16至17元，而他仍将收购价维持在最高20.5元。
“在隆林，这个产业是新的，老百姓没经历过价格大幅波动这种事。去年同期收购价是23至25元，如果今年一下子掉到17元，他们接受不了，可能就把桑树给挖了，不养蚕了。”杨旭栋说，这是他选择保底价收购的原因。
在贫困县里，一个成熟的扶贫车间，不仅仅是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
嘉利茧丝绸的车间里也几乎都是女工。为了撑过疫情影响，老板杨旭栋将135名员工裁至126名，持续生产，积压货品。（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改做口罩的服装厂
你能轻易辨认出扶贫车间——“精准施策易地搬迁安置奔康结硕果”一行大字刷在厂房楼顶。从隆林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点鹤城新区步行，十分钟能到达这里的各个工厂。
鹤城新区如今住了三千多户，一万多人。他们从全县16个乡镇易地搬迁而来，也是扶贫车间主要的目标对象。
根据要求，扶贫车间优先安排易地搬迁安置点贫困户，或全县其它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对具体数据有所要求——贫困户须占用工总数10%以上。
“我们鼓励他们去扶贫车间就业，都是做电子零件、服装这些的，只要勤快，新手都能胜任。”廖碧珍说。
介廷乡那桑村的郑文武一家搬进了鹤城新区的三室一厅。他说，新区自来水供应还不稳定，老人住不惯，就跑到县城的妹妹家里。自己也经常在厂里洗澡，尽量回家就不用水了。
但总体而言，“在县城还是比农村好”。在村里时，他种稻谷跟玉米，仅够糊口，离婚后要照料老人孩子，更无暇外出打工，现在“打一个月的工，（赚的钱）够我在家种田吃一年”。
郑文武如今在昌隆服装当司机，一个月保底工资三千多元。
福建人黄东海的这家公司，是一众复产受阻的扶贫车间中少有逆势而上的。他开拓了新业务——生产口罩。
厂子2月便复了工。2月10日，他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疫指挥部消息，公司被要求协助相关部门生产医用头罩和鞋套。在县政府支持下，他紧急召集工人，帮忙代工，并投入资金，将服装厂一楼改造为无尘净化车间，采购了6条口罩生产线和60套口罩耳带机，3月初开始生产非医用口罩。
以此为契机，他的公司正式分为口罩与服装两厂。
5月16日，他接受完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就动身去南宁寻找客户，打算开拓渠道，将口罩销往国外。
昌隆服装原先主做校服，黄东海早在2009年就来隆林扎了根。他考察过，隆林那时还没有校服厂，在这里办厂用工、用地成本低，当地政府也支持。
几年时间里，他的工厂几乎“承包”了隆林县95%的中、小学校校服，“做生意来讲，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更有商机。”
只是，今年2、3月份，校服制作遭遇了瓶颈，布料、原材料、辅料和配件不能及时到位，“拖了差不多一个月”，产量大受影响。
黄东海说，布料大多订自广东、福建，受全球疫情影响，很多外贸企业受影响，部分布料厂停减产，国内订单也就跟不上了。
做风扇的朱爱青也遭遇过类似的材料供应状况，两条流水线因此暂时放了假。
也曾因疫情影响，在3、4月份遭遇销售淡季，工厂也在4月进行了调休，一部分员工因此流失。
不过，旺季来了，订单不愁，原材料一到，又整日忙着赶工。“每天客户都是直接在微信群下单，这一单没做完，又猛地下单，做都做不过来。”单量小而急，有时客户上午下了单，下午物流车就开到了厂门口，几百上千个小风扇装好拉走。
她根据自己接到的订单情况对南方周末记者推测说，东南亚疫情大约是有所好转了。
过去半年里，朱爱青瘦了十几斤，现在只剩85斤了。以往在南宁做主管，她只负责生产安排，眼里是“目标”“数量”“品质”和“出货”，但现在，要操心的事情多了不少，工作更忙了。
相比而言，这里的组织结构还不成熟，后勤、人事、考勤、仓库物料等没有细分，都是她在负责。她迟迟找不到有管理经验者，只得选了几个工人培训，以期早日有人分担工作。
工厂每天7:50上班，幼儿园也是同一时间开门。回到了隆林，朱爱青依旧没时间送女儿上学。但至少，她每晚能在家陪女儿两个小时，女儿说，自己已经很高兴了。
（应受访者要求，何雨、王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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