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钱思进正在参与国际前沿的粒子物理研究。这是一项需要忍耐寂寞的工作，钱思进继承了其父亲、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的毅力而坚持研究。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以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讲述了两代中国科学家从“两弹一星”到“科教兴国”坚守物理探索的轨迹。
回顾中国粒子物理研究从建国初期艰难起步、停滞、曲折发展到参与国际顶尖科研合作的过程，６４岁的钱思进深有感触。
钱思进的父母为中国老一辈科学家钱三强与何泽慧，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国家“两弹一星”战略规划与人才队伍培养，对中国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参加“两弹一星”事业的科学家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及核威胁，攻克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也被认为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源头。
“当初因为国家的战略需要，‘两弹一星’即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要弄出来，确实起到了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作用，”钱思进说。
中国于１９７８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与研究生考试，当年中科院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凭借兴趣自学出身的钱思进也考取了该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并随后在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留学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８８年，他成为较早进入欧洲核子中心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并于１９９４年参与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ＣＭＳ实验国际合作组。这个合作组由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近２００个单位的３０００多位物理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粒子物理研究也以更积极的姿态跻身国际合作的前沿。
钱思进说，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ＣＭＳ和ＡＴＬＡＳ实验成为中国首次投资几千万元资金支持国内科研人员参与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这是“科技兴国的重要举措”。
据他介绍，中科院高能所和北京大学参与了ＣＭＳ实验中重要的子系统——缪子探测器的部分建造、安装及运行监测等工作，是ＣＭＳ实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子系统的触发部分承担着从每秒数亿次对撞中挑选出希格斯玻色子和其他“不寻常事例”的任务。
另外，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相关机构等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约１００名中国科学家参与了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其他三个大型实验（ＡＴＬＡＳ、ＬＨＣＢ及ＡＬＩＣＥ）。
现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所开展的粒子物理研究与过去的核物理一脉相承。近百年来，这个领域的探索令人瞩目，诺贝尔物理学奖从１９０１年颁发至今，获奖物理学家不到２００人，其中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学家约占５０位，是诞生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多的学科，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知名华人获奖者都是粒子物理学家。
钱思进表示，经济与科技相辅相成，科技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才有更多实力投入到对更多未知科技领域的探索中去。
以全世界最高对撞能量进行粒子物理实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今年４月初重启后，钱思进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忙碌，有时周末也在ＣＭＳ监控中心值班，“我过去是这么走过来的，受到前辈的影响，不断探索物质未知世界的奥妙是人类的本性，我愿意继续为此走下去，”已经在ＣＭＳ实验中度过了２１个年头的钱思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