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将处于社会上层的圣贤君子划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两大类。“传教之人”的最高典范是孔、孟、程、朱、陆、王，他们致力于探究真理，探讨大本大源，毕生弘扬教化，泽被千秋万代，故被尊为“圣人”。至于“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也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无心穷究“宇宙之真理”，难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境界，故而不能跻身“圣贤”行列。毛泽东把范仲淹和曾国藩列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俩既探究大本大源，又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创造了“三不朽”的最高境界。这无疑是对范、曾二人的极高品评。
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代，范仲淹的历史地位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朝，曾国藩的历史地位肯定高过左宗棠。因为范仲淹和曾国藩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所谓“办事”，是指建功立业；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也就是说，范仲淹与曾国藩两人不仅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其道德文章都可以为后世所效法，被后人所景仰。毛泽东把韩琦、范仲淹和左宗棠、曾国藩相比较，指出了范、曾二人比韩、左二人在道德思想领域里高明得多，也就是因为他俩领悟到了“大本大源”的关键所在。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圣贤应当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就是高举理想道德的伟大旗帜，又能以此为大本大源来经世济民平天下，并取得大功大业的人。所以即使拿破仑称霸欧洲，也只能算是一代豪杰，不能进入圣贤的第一队列。毛泽东认为范仲淹是真正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即是评价他不但建立了辉煌的事功，而且其道德文章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弱冠之年的毛泽东对范仲淹已是十分钦佩了。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说。所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毛泽东记述范仲淹的早年经历时，正值寒风袭击长沙，出身农家、“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对出身孤贫的范仲淹感同身受，推崇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清廉为官，勤政为民，艰难坎坷地奋斗了一辈子。任开封知府时，几个月就把混乱不堪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间流传歌谣：“朝中无忧有范君，京都无事有希文。”范仲淹与韩琦主持西北边事，号令严明，民间又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主张“明黜徙，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随后在全国各地推行“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范仲淹虽四次遭贬，却矢志不渝，仍然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标杆。所以，元好问十分钦佩范仲淹，赞颂他说：“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出身农家的少年毛泽东志向远大，他在走出韶山之前改写《赠父诗》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正是受到范仲淹等历代圣贤的影响，毛泽东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作敢为。他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青年毛泽东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做圣贤、豪杰的思想越来越坚定。他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艰苦卓绝，奋发有为，矢志不渝。
毛泽东曾想效“范公之画粥”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远在北京的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
24岁的毛泽东竟然想效法23岁的范仲淹之画粥而食，这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神交啊！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毅然辞别老母来到南京，进入思慕已久的应天府，投师声誉日隆的戚文同门下。戚文同不积私财，不营居室，终生教授，他告诫学生：人生以有义为贵。
戚文同的言传身教对范仲淹影响极大。据《范文正公集》附《年谱》记载，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冬夜读书倦极思睡，就用冷水洗面。每日以稀粥为食，还常常吃不饱，且每天要到很晚才有的吃。这是何等的寒窗苦读啊！
这一情况从另一记述也可以得到证实。据《范文正公集》卷七《上张左丞书》记载，范仲淹自述少家贫，在僧寺里读书，经常煮粥一小锅，待凝结后用刀划成小块，早晚各取两块，外加一点咸菜，即为一天饮食。
《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述：“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就是在这种以苦为乐的环境中，范仲淹“昼夜苦学”，孜孜不倦，坚定不移。据说有一次宋真宗路过南京，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看热闹，唯独仲淹仍埋头读书。有个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哪，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哦。”仲淹回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又继续读他的书。
工夫不负有心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赴京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得到了真宗的召见。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豪情万丈地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效仿范仲淹“画粥”并非一时冲动，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认真实践着自己所倡导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心身修炼宗旨。
毛泽东品范仲淹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兴致大发，索笔蘸墨，龙飞凤舞，把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书写出来。他又将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发之于笔端，对范仲淹的这两首词作出如下评注：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毛泽东对范仲淹两首词的点评，流露出真挚的个人情感，有三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古典词作可分婉约与豪放两种，即使是“中间派”的作品也具有倾向性；二是毛泽东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两者兼顾；三是从阅读心理和阅读兴趣来看，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应该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