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30年代镇平义仓的社会工作思考｜益博社会工作创新家

关于20世纪30年代镇平义仓的社会工作思考｜益博社会工作创新家

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层次水平越来越高。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越来越多，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义仓理念作为一种助人自助概念的延伸，赋予了崭新的的内涵。

去年，由壹基金支持、义仓发展网络发起的义仓文化公益推广活动以成都为主会场，同时在洛阳、西宁、重庆等23个城市设立分会场，分享邻里故事、同食百家粥、秋分投壶、长卷写义仓、秋分祭月仪式，上万名观众参与了这场富有中华传统文化韵味的公益活动。其活动越来越有影响力，参与度不断提升。

作为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文化的社工机构，南阳益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致致力于本土社会实践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义仓就是一个具有南阳特色，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镇平自治的社会救助安排，重新回顾这项制度，介入新的理念和要素，催生出具有南阳特色的社会工作新模式，研究思考和宣传倡导是一个本土化社工的重要使命。

义仓，起源自隋唐时期，一些村民从自家拿出稻谷放在村中的“义仓”里，帮助贫困家庭的孩童用“义仓米”去上学，遇灾时各村社则用“义仓粮”开办粥厂，赈济灾民。而近现代作为南阳而言，最为鲜明的当属我的镇平的义仓。20世纪30年代，举世瞩目的宛西自治始于镇平县。自治前的镇平县不过是一个“十山九荒头，地少人烟稠，衣食难自给，家家泪常流”的穷困小县，加之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匪灾不断，致使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

镇平在自治领袖彭锡田的带领下，实施三自方针，很快使宛西一角的镇平崛起，一改往昔面貌，出现了暂时的安定与繁荣。镇平的乡建派们实行多项措施，改善经济，实行日常救助和临时救助相结合，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作用，对当前精准扶贫社会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于义仓理念的挖掘整理也是本土化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使命。

在自治之初，镇平县的农田水利基本尚未开发，农民基本上靠天吃饭。当地交通不便，运输粮食极为困难。一旦遇到洪涝灾害，极易发生饥荒和流离失所。当时宛西四县，每年春荒没有粮食吃的年份占到十分之三。镇平自治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了义仓。

彭锡田在1931年1月的区划村长大会上说：“去年我县办平粜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几万元钱，仅仅办来一千石粗粮。大家看难不难？现在每家每顿饭的糜费，差不多够去年吃一天，过能俭省撙节，锅里下稀一点。每村每年积谷五石，全县每年二百个村可积粮一千石。一年一年的积蓄下去，再遇凶年，同胞们不至于在挨饥受饿了。所以积谷设义仓不但是省钱的办法，而且是救命的办法 。 ”

1931年6月15日，镇平县自治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在各乡镇设立义仓一处，并组织义仓管理委员会加以管理。他们还制定了《乡镇公有义仓简章》，对所积仓粮之散发等，均有祥文规定。义仓存储的粮食不准挪做他用，春荒和灾害之年，以贷与、平粜、散放三种方式为限，主要是贷与。这种办法实际上是由富农和地主积谷以救济雇农。镇平1931年至1933年义仓所储粮食数量为例：

1931年储积谷数1453021市斤；

1932年储积谷数658952市斤；

1933年储积谷数1667389市斤；

这些义仓所储粮食在贫苦农民危机之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镇平建立义仓后，镇平水灾严重，1932 年镇平遭土匪烧杀抢掠，受灾严重。但由于义仓的存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救济，解决了部分农民的燃眉之急，减少了他们的流浪乞讨之苦。

从当时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状况来看，他的核心是从地主富农的总收入里拿出一部分，以慈善的形式资助贫困农民。不管地主富农愿意与否都需要听从镇平乡建派的安排。在不能改变原有封建生产关系的情况下，这些改良措施对于救灾扶贫，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同时社会方面譬如镇平菩提寺也设有义仓，社会力量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其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譬如一些义仓管理和发放人员优亲厚友，愚弄贫困对象的现象。

总的来看，镇平义仓的设立，以镇平自治肇始，宛西自治乃至宛属十三县联防，包括后来的土地丈量等等措施，掀起了一股社会建设的新风，推动了民生的改善。从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的理念和具体的工作方法来看都具有借鉴意义。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从技术和方式方式来看，有制度保障和组织架构，强化宣传引导，也是重要的实践成果。

新时代，成都的社会组织发起了义仓义集的活动，重塑了睦邻友好、守望相助，以古时义仓理念衍生和丰富了他的内涵，形成了新的慈善标签，有新意，更有意义。我们既要借鉴外地的经验，也要挖掘和整理本土化义仓特别是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的成果，以崭新的视角和理论思考，去深入实践，多到故事的一线去萃取精华，开拓出南阳社会工作新天地。

图片发自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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