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08 KY KnowYourself
“好像一种魔咒，也有人把它叫作宿命——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残缺的爱，于是一再走到类似残缺的关系里，同时怀着隐秘的、甚至是不自知的愿望：这一次，我要把残缺的部分修好——然后屡屡失败。”
这样的情节在生活里从不罕见：有过出轨的父母，长大有了出轨的伴侣；或者有一段关系中有过出轨，后面的关系中频频有出轨发生；原生家庭里有暴力，长大后新组建的家庭中也有暴力；曾经被父母忽视，后来找的伴侣也忽视自己和孩子。种种创伤会反复重演，——尽管每段关系中的对象可能都是不同的。
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中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重复？如何理解这重复？又要如何才能停下这样的重复？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主题——“对创伤的强迫性重复（The Compulsion to Repeat the Trauma）”。
什么是“对创伤的强迫性重复”？
从当代精神病学开始形成的阶段起，学者们就高度关注起了“过去创伤式的经历”持续的对人们当下生活的影响。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皮埃尔·雅内提出，那些经历了创伤的个体，仿佛人格发展在某一个时刻停了下来，而且不再能够吸收新的元素以扩展自己的人格。有时你可能也感到过，身边那些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似乎有一部分要比他们实际年龄“年轻”——一个“不长大”的部分。你会能够从早已成年的他们身上，仍旧依稀看见那个有些扭曲的少男少女。那种很难用语言传达的、会在不经意间流露的“年龄低于现实年龄”的感觉，和创伤造成的“成长阻滞”是有关的。
同时期，弗洛伊德也提出，如果没有能够整合／消化好创伤，那些被压抑了下去的东西“注定”会变成“当下的经历”被重复出来（ “repeat the repressed material as a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instead” ）。让弗洛伊德最初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一个2岁孩子的游戏。
他注意到，当孩子的妈妈走开的时候，孩子开始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扔出婴儿床，而当他发现没有了玩具时，感到非常失落，又跌跌撞撞地要把玩具捡回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会将玩具扔出去，如此重复多次，仿佛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看到这个情景后，弗洛伊德提出了问题：“游戏是遵循‘快乐原则’的，也就是说，游戏的目的是获得快乐。而孩子重复扔玩具，看起来和快乐原则是相悖的。那为什么‘扔玩具’明明让孩子觉得不愉快，却会让孩子一再重复呢？”
弗洛伊德分析的结果认为，这是一种关于“掌控”的游戏：因为没有办法掌控母亲离开的行为，孩子便通过扔出玩具和拿回玩具的过程，来模仿母亲离去和回来的过程。而玩具的这个过程是可以在孩子掌控之中的。孩子复制出一个包含“离去”的类似的场景，但在这个新的场景中，孩子得以掌控事态的发展，这就是这个游戏不断重复的意义。
随后，他开始关注来访者的这一类行为。他发现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很多来访者都会在梦中或者现实中不断重复痛苦的经历。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行为，都和孩子不断“扔玩具”的重复一样，是一种想要“掌控”过去创伤的努力，是一种“重写历史”的努力。只不过长大以后，比起玩具，我们更多会选择新的人来重构类似的情境。
我们潜意识中，都有一种想要回到事情最初的状态中的渴望，希望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掌控那些在我们年幼时无法控制的东西，改变最后的结果。——这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人们重复创伤的动机。它把这种“重复”的现象命名为“Repetition Compulsion” 。
维基百科上则是这样定义Repetition Compulsion（国内对Repetition Compulsion 的常见翻译是“强迫性重复”，在本文中我们延用这个翻译，但要强调它的本质是一种“强迫”，即自己无法控制、忍不住要发生的冲动／行为，而不止是“重复”）：“强迫性重复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个体不断重复一种创伤性的事件或境遇，包括不断重新制造类似的事件，或者反复把自己置身于一种‘类似的创伤极有可能重新发生’的处境里。”
然而，后来的临床经验中，学者们发现，尽管弗洛伊德认为人们重复的目的是重获掌控，但现实中，人们几乎从来无法如愿。强迫性重复导致了更多的受难，有时是受害者自己的受难，有时是其身边人的受难。
“当他们不将自己置于重现创伤的活动中时，就会有一种模糊的恐惧、空虚、无聊和焦虑感。” 精神病学家Bessel van der Kolk 说。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对创伤的成瘾”（addiction to trauma）。Erschak问，为什么这些明显在关系中受伤的人，没有办法离开那个伤害Ta的人？这是因为，这些人对施害者成瘾，对创伤成瘾，他们就像真正的瘾君子一样失去了力量。
It’s never fair: 不幸的人反复受害
受害人的“再次受害（Revictimization）”，已经被数十年的研究反复证实。如果曾经发生了一些事，让你成为一个“受害者”，统计数据说，你在未来再次受害的概率，会远远高于那些没有受害经历的人。（KY主创：谁说这不是个操蛋的世界呢？）一朝受害，终身更有可能再度受害。
研究显示，41％童年遭受过虐待的孩子，后来发展出用头撞墙、咬、烧以及割伤自己的自虐行为。Simpson 和Porter 在1984年的研究中就提出，“自毁行为，首先并不是与冲突、内疚和超我的压力相关，而是因为在生命的早年，与凶恶的照料者相处，而得到的一种原始的行为模式”，在此后遇到压力时便被激发。自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一种强迫性重复。
强奸受害者有更高的可能再次被强奸，儿童时期被（性或非性）虐待过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在成年后遭受虐待。心理学家Russell研究发现，全体女性中有38%报告在14岁以后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而童年被亲人性骚扰过的女性中这个数字为68%。童年被亲人性骚扰过的女性中，27%的人在婚后遭遇暴力，这个数字是普通人群中的2倍，53%的人曾被没有亲属关系的男性角色（老师、牧师、咨询师等）再度性骚扰，这个数字是普通人群的2倍多。
受害人也有更高的概率变成施害者，让别人重新体验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在少年犯、家暴施害者等人群中，曾经遭受虐待的人数比例远高于一般人群。
受害者身上发生了什么，
导致创伤反复发生？
1. 面对会让自己想到创伤事件的刺激时“过度警醒（hyperarousal）”
“创伤发生在内部和外部资源都不足够应对外部威胁的时刻。” 心理学家Kagan这样说。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以及不断发展的在危险面前的反应都对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有很大影响。越成熟，应对能力越好；习得的调适经验越多，应对能力也会变强。
而一个好的照料者（caretaker）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外部资源，可以于帮助孩子调节他们面对威胁时的“唤起（指感到危险时的反应）”。
此外好的照料者也影响着孩子内部资源的行程。Bowlby 和Ainsworth的一系列研究指出，拥有一个“安全的底线”对人类身心健康发展有着关键作用。随着孩子的成熟，他们会不断获得新的认知框架，他们用这个不断扩展的认知框架来解读自己当下的生活。随着这个认知框架的扩展，孩子们会越来越不用依靠外部环境来调节自己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唤起”。照料者无疑很大程度影响着孩子这个认知框架一开始的建立，而后个体也会因为自己经历的事件不断进一步改变这个框架。
孩子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去“盲目”信任的照料者去学会应对威胁。但如果照料者是拒绝、甚至虐待性的，孩子就会有很大的可能形成“过度唤起（也有译作“过度警醒”，指面感到危险时过度敏感、过激反应）”。因为Ta需要用加倍的警惕来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Ta无人可以信任，只有自己摸索着去学习应对外部威胁的方法。当那个原本应该是安全和养育的源头的人，同时也成了危险的来源时，孩子会形成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既渴望依恋，又充满恐惧；一方面充满焦虑地顺从，同时有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压抑的愤怒——而这种心理状态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长期延续下去。
对于能够让个体想起创伤事件的那些刺激，个体会长期存在“过度唤起”的状态——这正是创伤反应的一个核心特征。因为他们调节“唤起”的能力不高，他们不太能够用恰当的方式应对当下的刺激。有时，当一个刺激出现，未必意味着与过去同样的危险必将到来，这些有过创伤、“过度唤起”的人却会重新感受到创伤事件中自己的诸多情绪、心理甚至生理反应。因此，他们回应这些当下的刺激的方式，就仿佛是创伤事件已经回来了。
他们不太能够把当下的压力看作是“需要特定的方式去解决的特定的事件”，而只会体会到身心持续的压力状态。他们不太能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的种种紧张，根本上是来自过去的伤痛，而不是当下的压力。这种“过度唤起”会扰乱他们冷静、理性地作出评估的能力，也让他们无法解决和消化那个创伤本身。他们会用紧急的行动来处理这些威胁，而不会仔细去思索。而事实上，这种紧急的行动本身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这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危险其实还没有发生。他们所以为的自己做出的防御和自我保护性的行为，其实是主动的攻击。
一个被抛弃过的人，在新的关系中感受到一点点“Ta可能要抛弃我”的信号时，往往会做出激烈的行为反应，可能包括主动切断与对方的联系，又很快寻求联系，不断询问和寻求确认。 这种行为本身可能会带来对方离开的结果，而很不幸，这种结果往往会加深这个人对于自己“过度唤起”的反应的信任——Ta在今后可能会更为过敏。
有时，是我们过度评估了危险，率先采取了过去习得的行为模式，以为自己是在对危险做出反应。然而在一些新的情境中，正是我们首先采取的“反应”模式，诱导了对方做出相对应的行为——关系是互动的结果。除了在我们生命的早期，还是孩子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关系无力选择，也没有责任；在长大后我们自己选择的关系里，即便总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现，我们也一定对这段关系的行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你对自己的处境仍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通常，大部分遭受过创伤的个体在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都能够实现调节与恢复，无论是强奸、家暴还是儿童虐待。其他灵长类动物在生命早期被单独关起来很长时间以后，也能够在后来重新形成社会性的适应。
但只有在一个方面，遭受了创伤的个体与他们不曾遭受过创伤的同伴们，始终不同，就是他们应对压力的方式。因为他们的“过度唤起”，他们更容易选择回撤（withdrawal）以及侵犯（aggression）作为回应。
2. 高压环境会让人选择更熟悉的选项，回避“新奇”（novelty）
压力会让个体返回过去的行为模式中。
Mitchell带领同事做了一组研究“动物会如何应对刺激”的实验。结果发现，在刺激带来的“唤起”比较低的时候，动物们会表现出好奇，想要寻求“新奇”。当你看到朋友圈别人在某地旅行的照片，很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希望自己也去看一看，就是这种“低唤起 （情绪相对平稳，基本没有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等生理表现）”的情形。而当刺激带来的“唤起”比较高时，动物们感到害怕，会回避“新奇”，而持续坚持熟悉的行为，无论这个行为的结果是什么。
在一般情况下，动物会在两个选项中选择更愉悦的一种；而在过度警醒的情况下，动物却会选择更熟悉的选项。在Mitchell的一个实验中，动物们在一个盒子里被电击，这些被电击的动物会反复跑回放在熟悉的位置上的那个，发生电击的盒子里；而不会选择在不熟悉的位置上的，不曾在里面受过电击的盒子。
Mitchell说，当动物们在过度警醒／过度唤起的情况下， 它们会极力避免任何激发更多生理和心理反应的刺激——“新奇”会带来“唤起”，即便这种唤起比较轻微，它们也想要回避——即便这种新奇的选择可能能够带来不再被电击的命运。
在已知的痛苦，和未知的焦虑中，这些过度警醒的个体选择已知的痛苦。这种选择可能是进化带来的本能，而事实上它却让这些动物遭受了更多次的电击，进而继续巩固过度唤起的状态，进而继续重复熟悉的痛苦——恶性循环。
3. 选择自责，逃避无助
精神病学家Bessel van der Kolk 阐述了创伤、自责以及无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研究结果：两类强奸受害者，一类把强奸这个创伤的发生归因于“自己有错”，后一类认为“不是自己的问题”，前一类受害者在事件之后更方面功能表现要比后一类更好。
我们当然不主张指责受害人，事实上这个结果只是讨论了个体的功能，没有讨论福祉和更多方面的健康。但它显示出了自责的一些特定的功能：它帮助受害者感到自己仍然对自己的命运有一定的掌控力，从而回避了彻底的无能为力感。通过把所遭受的创伤归因于“我自己有问题”，个体得以感受到“只要我的问题解决了，创伤就不会再出现”，以及“这个世界还是存在某种公正的”——它们是受害者很主要的希望感的来源。
遭受了虐待的孩子更容易自责，因为他们需要父母仍然是“好的”，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有所依靠”感，当他们遭受虐待时，他们相信是自己的错。
但自责对创伤的重复出现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不曾受过创伤的人，在关系中一开始受到伤害时，更容易看到对方的责任，从而更容易做出离开的决定；而那些创伤过的个体，由于习惯性的自责，往往不会选择离开伤害自己的人，直到悲剧不断升级，形成新的创伤。
4. 不正常的“正常观”以及更激烈的情感需要
不管你相信与否，很多创伤过的个体，本身也需要更多的“drama”。
动物在面临危险时，对“依恋”的需要会激增。孩子在感到害怕的时候会格外贴近依恋对象，即便是成人，在特别感到压力的时刻，也会格外寻找父母的存在。人们会在感到危险的情况里，抓住身边最近的那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一段充满了伤害的关系里，个体往往反而感受到更强烈的依恋——尤其是当这个个体没有其他依恋对象的时候，Ta会在危险中别无选择的抓住伤害Ta的人。
在这样的关系中，个体体会着激烈的情感、强烈的情绪起伏、以及一些充满戏剧感的场景（张力的积累、事件的爆发、冲突、愤怒的性、动人的和解等等）。假如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关系中，这种体验会改变ta对于“正常生活”的期待，也改变ta在关系中的情绪需要。
对于有些经历了创伤的个体来说，健康的生活在他们的体会中是“平淡乏味”，健康的伴侣无法满足他们激烈的情绪需要。而只有当创伤再次发生，再次感受到熟悉的痛苦，他们才会感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我小的时候流行过这样两句对话：-“爱的感觉是什么？”-“是痛。”-“为什么？”-“因为痛过才会记得。”与伤害自己的人建立过长期的依附关系，会使我们混淆爱与痛苦，误以为痛苦就是爱，爱就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