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对历史不感兴趣，觉得历史系和考古系就像一对好基友，永远搞不清楚他们在一起时到底在嗨什么。当然，这不怪你们，毕竟史学界从没有出过historyBaby或者古墓热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谈恋爱跑去关心历史，青春莫不是被狗吃了？
但是黑老师是一个有社会使命感的严肃作家，耳边总是回响着一位当代伟人说的话：以史为镜，可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再想想朱启明，尘世中还有多少像他一样的迷途小书童在等待着良师给他立一面镜子走向新生。
所以，我是佚名，没时间解释了。
公元一九零九年，清宣统元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其一：摄政王载沣领了军机大臣的命，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其二：四川革命党佘英、熊克武发动广安起义，失败被捕。其三：西洋大力士奥皮音远渡中国，在上海ApolloTheatre连开数场健美表演，同时向沪上媒体表示，接受一切中国人挑战，河北武术家霍元甲闻之大怒，公开表示愿意一战。其四：第一本中文撰写的西餐食谱——《造洋饭书》出版了。
大清要完了。别人看不清，我却清醒得很，别人不敢说，我偏要说——再过几个时辰，我就要离开这片生我育我的热土，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大清真的要完了。
我是佚名，山东人，清政府首期官派留学生——严格来说，是留学幼童，我1875年到美国的时候，刚好十岁。
似乎是从我父亲出生，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一窝蜂往中国跑，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济南府有一小半人都信了耶稣，这之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穷苦百姓，不单是求心里有个寄托——和别人纠纷，有教会做后盾，腰杆要硬气得多。
有喜欢信教的，自然就有不喜欢信教的，譬如白莲教和大刀会，说洋毛子是鬼变的，喜欢剥了小孩皮安在狗身上，我的父亲什么也不参加，老老实实做小商人，没事关起门自己过小日子。
我五岁那年，清廷大臣曾文正公（国藩）、李文忠公（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二人联合奏请朝廷：“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慈溪太后恩准，召命上海成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负责此事。考虑到语言学习问题，最终决定选派十至十六岁幼童，1872年到1875年四年间，清政府先后向美派出一百二十名留学幼童。
我是1875年第四期三十名幼童里最小的一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选上的，离开父母要去做什么，蛮夷之邦，一别十五载，我父亲也真够狠心的，直到临行前，肄业局的差官拿出保证书让父亲照抄，他一面流眼泪一面写：“兹有子佚名，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我才知道原来他也不舍，肄业局在上海一直招不够人，下令差官各自回老家寻觅，其中恰好有我父亲同乡，知道我年龄合格，便寻上门来。
天地君亲师，君在亲前，为奴即道德，再不舍，父亲的儿子也是大清的儿子。
我们从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由旧金山登陆，又坐上开往东北部的蒸汽火车，最终到达马塞诸塞州，分配进当地的家庭，开始了留学生涯。
初到美国时，生活颇不习惯，为显大清威仪，我们有统一的制服：瓜皮帽，蓝缎褂，黑布鞋，脑袋后留着油亮的小辫，常有美国小孩追在我们身后喊：Chinese girl，等我们能听懂洋文，简直又羞愧又难堪，一个人的时候就想掉眼泪。西餐也不好吃，大块牛羊肉，或煎或烤，一人一刀叉，直接在盘子里切食，不雅，蔬菜要么生吃，要么开水烫一下就上桌，无味，我们饿着肚子，怀念家里的饭菜，容先生出国前自己泡了一罐黄瓜，被我们偷吃了精光。
课业也繁重，既要补习英文，还要学中文。每周有一篇文言文作业，写不出容先生要打屁股。经过两三年补习，我们大都升入了本地的中小学。我们前辈中的佼佼者，如詹天佑和欧阳庚，甚至考入了耶鲁大学。
长期和美国家庭生活在一起，又接受西式教育，我们开始接受甚至喜欢上这个国家——模仿美式打扮，参加体育活动，讨论民主和自由，觉得四书五经和封建礼节真是迂腐。我们中的不少人，包括我，索性剪掉了脑袋上的辫子，甚至还有几个开始信奉基督教。
荣先生留过洋，对于我们的变化没有过多干涉，但是幼童监督吴子登却认为这是不得了的事，简直是要谋逆了。他想驯化我们，开除了两名信教学生，又加重了中文课程和封建礼仪教育，我们非常反感，拼命反抗，吴总监恼羞成怒，向清廷写奏折，说我们如何“美国化”，如何目空一切，忘祖背宗，请求朝廷撤回我们。
我们平日里有荣先生关照，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我们忘了，我们出洋留学，花费的是朝廷的白银，朝廷派吴子登监督幼童，就是防着开明的容闳纵容幼童西化。我们的变化被国内的保守大臣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留学计划终止，120名同学，除先期违纪被遣返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其余94人被遣送回国。
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迎接我们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谴责，当时《申报》这样写：“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朝廷本希望我们学好科学为己所用，最终能解大清外忧内患，我们之中也不乏专业人才，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但更多人，就如我一般，才能平平，却对这个留辫子的国家生出许多思考，报上一味说我们家世平凡，不知自好，应该如何自好？似乎我们所学所见都答不好这个问题。
我回国以后，大清似乎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被分配到广州教了几年书，1886年，受同学推荐，到天津机器制造局当了翻译。天津制造局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直接统管，有英国进口的水压机、起重机，后来又引进西门子的马丁炼钢炉，年可产黑火药二十五万公斤，毛瑟枪弹四百万发，炮弹六万发。津局设在天津之东，规模宏大，日夜灯火通明，犹如传统津门之外又添一座新城，那几年为了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常和外国人谈判，为节约银子说得口干舌燥，但自觉心血澎湃，以为照此发展，大清又该昌盛了。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于黄海海面爆发激烈战斗，战斗最终以北洋舰队损失五艘战舰，死伤官兵千余人告负。我所在的天津制造局每年制造钢铁火药无数，北洋水师竟然惨烈到无炮可发只能玉石俱焚，一个体制的腐朽，不是几个人能挽回的。
李中堂晚年凄风苦雨，一面丧失了对朝局的把控，一面又要四处签订割地赔款条约，背着丧权辱国的骂名为清廷续命，终于在1901年辞世。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自可留给后人评说，但一个时代的没落，是谁也挡不住的。
我看不下制造局的腐败，辞了出来，到上海小报馆谋了一份翻译差事。1903年，父亲来信，告知我在家乡定了一门亲，亲家是个小乡绅，女儿知书达理，不嫌我留过洋年纪大，让我速速回乡。父母之命不可违，我也厌倦了漂泊，于是告假回了济南。到了约定时间，我提着礼物上门，亲家见我披散的齐脖短发，把我赶了出来。据说当时义和拳闹得正凶，洋鬼子假洋鬼子被杀了好几个，不怪他们。
我想我大概一辈子也找不到爱人了。再回到上海，愈发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唯与几个年纪大的传教士还聊得来，有时我给他们做翻译，大家一起吃牛排，喝葡萄酒，生活倒也简单随性。年轻的传教士不行，信仰耶稣的没几个，都是冲着钱来中国的，把教徒当做自己的筹码，心太脏。
到1908年，上海洋人愈发多了，我的忘年之交、美国传教士高丕第夫人找到我说，外国人请中国厨子打理衣食起居，都感觉不太满意，希望我能写一本中文的西餐食谱，用以培训教会的中国厨工。
我自己花了大清的白银在国外学习，回国以后即不能从军报国，也不懂工程水利，写的第一本书，竟然是造洋饭，真是悲哀。但我还能做什么呢？似乎也不能，于是我应了她，开始写《造洋饭书》。
这本书我写得很认真，汤、鱼、肉、蛋、饼、糕，整整十六章，把我在美国六年所见过吃过的都写进去了。难一点的是给各种西洋食物取中国名，翻译嘛，要讲究信达雅。“COFFEE”叫“磕肥”，一嗑就肥，谁嗑谁知道，“CHOCOLATE”呢就叫“知古辣”，吃完就知道古人吃的有多辣，唯独“POTATOTS”，我从小吃，想留住一点影子，直接叫了“地蛋”。
除了洋饭的做法，我还写了一节厨房条例，介绍厨房卫生的重要性，另附了四项洗涤法。中国人需要文明，需要科学，需要进步，那就从厨房做起，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
这本书一共印了五千册，没有放书局，堆在教堂里，有传教士过来，随手带走几册，这些书最终到了谁的手里，看书的中国人怎么想，能不能读明白，我自己也不知道。
高丕第夫人身体不好，1909年，她决定提前回国了，因为我帮她写过书，她也体会我在中国的孤独与无助，于是决定带上我一同回美国，看看我到那边能不能有好的发展。
洗涤法里的胰子做法，是我在美国的寄宿家庭里，房主美丽的小女儿戴安娜教我的，她和我同岁，一头黄灿灿的头发，热情又活泼，但发起火来也是顶凶顶凶的，说话直来直去。我长到十五六岁时，戴安娜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人，我只敢躲在远处偷偷看她。如果这次回去还能见到，不管她有没有结婚，我都要告诉她，有一个中国男人喜欢你，想要娶你。这就是American courage。
天亮就要启程了，此去经年，不知还会不会回来，吴淞口的汽笛声我听了好多年，只怕以后更会怀念，身边什么也没有，唯有几枚地蛋，这是国内的最后一餐，吃饱好上路。
甲：地蛋洗净，放开水内，水与地蛋取平滚时直到熟，不要停，不用急火，若用急火，蛋容易碎
乙:鏊盆内刷油
丙:熟地蛋轻轻压出碎纹，向蛋顶浇油
丁:撒胡椒盐
戊:煎至两面金黄出锅装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