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依然常想起小时候住过的水电站。
水电站的房门和窗，刷的是绿颜色的漆。椅子，涂的是黄颜色。屋子后头，有一个池塘。池塘后来填平了，长了一池的细芦苇，一到夏季，芦花开，粉绒绒的，我觉得像是飘着一池淡玫色的烟。
我的父亲总是在机房里做事。他的主业是“发电的”。但是，我根本说不清我父亲是做什么的。
修电动机、变压器；做铁的门，制造蓄电池……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是不会修的，不会做的。马路上开的货车抛锚了，他会修车；村子里人家灶前的鼓风机坏了，他会修鼓风机；有人把坏掉的收音机搬来让他修，还有人求他修手表。他会折腾出一架电动自行车，哪个工厂要用电焊机，他能造出一台。
很多人求着他，也很多人赞美他。不过，我一直没太在意过。我喜欢的是有颜色的花呀，果啊，布娃娃呀，裙子啊……，但是父亲弄的，全是黑乎乎、硬梆梆、冷冰冰的机器、铁块，不是电，就是焊，还有挫，还有敲，还得拧。他经常一身油污，衣服上还时常有被电焊机的火花溅穿的小孔。他的手老是沾着机油，用洗衣粉洗过的手，粗糙得很。
我唯一感兴趣过的是他给我的堂哥做过一个玩具，一个小铁棍一拗，一焊，变成了一个精巧的“８”字。可是因为我一定要抢来玩，堂哥一急就用这个小铁“８”字敲了我的脑门，这一疼，更加阻碍了我对父亲所有手艺的深入了解。
我还看被撕走好多页码去擦屁股的《章回小说》。两个页码中，我大约能认得出五六个字。认识“人”字后，我认识了“们”字，认识“一”字，我又相继认识了“二”和“三”字；再从“中”字，认识“国”字。最后，我就这样猜谜一样，认了很多字。
那时候喜欢“看书”。书里有画，画是有色彩的。我家里有父亲订的《大众电影》，我把封面或封底上漂亮的都剪下来，贴在我床头或者收集起来。我家还有一本有画的书，就是父亲买回来的《大众菜谱》。这菜谱有图，图上画个茄子，我就能猜出后边的字是茄字；图上画一把白菜，我就蒙出那上边应该有白菜两个字。这让我感觉有温度多了。
然后，我就开始看父亲的《三国演义》，那本书其实只剩下三分之二，封底被老鼠咬坏了。父亲说那是他高小毕业的时候买的。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个高小毕业生而已。
我看书，会用一个奇怪的姿势。摆一张靠背椅，摆到墙边，离墙要有几十厘米远，墙的对面，得有一根柱子。然后，抱着书坐到椅子上，人往后仰，双脚往柱面上蹬着。
这样的坐法，母亲是 严厉禁止的，因为这个坐法“没姿没形”，不是女孩子可为。我才不听呢，继续那么坐。结果，一把椅子叫我坐得快散了架。母亲自然生气，她一生气，就责怪父亲对我们的宠溺，比如为啥不准许她把我们几个赶上山去砍点柴火呢？为啥不把我使唤去别人家的田里割几次稻子呢？她尤其生气的是父亲不让我们去干农田的奇怪理由：会晒黑。女孩子晒黑了不好看！在她眼里，这算哪门子理由呢？这根本就是在纵容我们当懒虫！
不待母亲唠叨够，父亲找了一小段三角铁，往那椅子边上一镶，一钉，牢了。母亲只好闭嘴。
我于是对椅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参加工作后的某一天深夜，我突然就怀念起水电站的那把椅子，第二天一大早便上街去家具店寻找。当然是找没有。那几乎是水电站独家所有的椅子。我便在电话里就对父亲发牢骚叨叨：“爹爹，水电站的那种椅子，你给我做一把来吧，没有木的，你用铁棍子给我做呀……”父亲听了“嘿嘿”地笑了：“铁的怎么使得……”
当时也只是我的一个“胡言乱语”，很快我就抛在脑后。
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我的父亲真的当起了木匠，做了很多椅子。Ｙ椅、肯尼迪椅、圈椅、高脚椅、公牛椅……，全是北欧风格。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学，怎么做出来的，就像小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的那些手艺是怎么会的。问他，他就笑笑，回答两个字：“研究。”
我是不研究的。我总是坐享其成。
如今已到中年的我，竟然能回到小时候，每个周末，我抱着一本书，在父亲的作坊里，一会坐在高脚椅上，一会坐在沙发上，一会坐把Ｙ椅，一会蹲在一张“屁股凳”上，我的年近七旬的父亲，和曾经在水电站一样，走来走去，忙忙碌碌。间或，看到我舒坦地坐在高脚椅上，他会问我：“妹妹（父亲对女儿的昵称），你喜欢这个椅子？我下次给你做一张！”再过一个周末，他看我坐在圈椅上很自在的样子，又说：“妹妹儿，这圈椅好坐吧？等你搬家的时候，我给你做一张！”再下一个周末，他看到我爬到了摆得高高的打坐凳上，又来了：“妹妹，这个椅子打坐好用吧？等我有空了我给你做一张！”
我一听就得意得不行。但是过后却会突然想哭，因为有一个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的问题，现在令我一想就很恐慌，我估计他完全没法那么干脆地答应我——父亲，我可以长大，但你能不能不要变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