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弗雷利画笔下的女性角色多来自于17、18世纪巴洛克、洛可可大师们的绘画作品。
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如“狩猎后的狄安娜”、“欧罗巴的掠夺”、“丰产的寓言”等，女性们在故事中并不是英雄，甚至不是主角，而是欲望的物件或暴力的目标。古代传说和艺术编年史中都缺乏以女性为中心的故事，这一现象困扰着安吉拉·弗雷利，并成功引起了她的兴趣。
“从我成年后早期绘画经历开始，我就很感兴趣于意义如何产生、我们如何构建那些经过时间的流逝会使人相信的故事，以及这些是如何影响权力平衡如种族、性别和阶层等问题。”艺术家如是说。
2013年，当她在休假时，弗雷利对性别和神话的关系研究得更为深入，渴望发现女性主导叙述、做出选择和成为英雄的哪怕一丝痕迹。
但当听到某则消息时，她有些灰心。她听说作家莫林·默多克询问她的教授约瑟夫·坎贝尔——神话学者和畅销书《英雄的旅程》的作者，关于“为什么女性从未成为登上文学征程的那些人物？”的问题。教授回答她说：“女性不需要完成这个旅程。她们只需知道，她们是男人试着要到达的地方就可以了。”
弗雷利也注意到，在一个领域，女性仍担任拥有多种复杂属性的主要角色之一：神话传说。不是审查后的迪斯尼版本，而是通过沉默的女性代代相传的传说——故事里充满着性、暴力和阴性的力量。
比如，最早版本的“小红帽”和我们如今知道的版本已是大相径庭。10世纪法国农民的口头传颂的故事中血淋淋的细节在之后被遗漏，如：大灰狼将尸体做成肉后，小红帽也不知情地吃了她的外婆。最后，小红帽是依靠她的直觉和灵敏逃脱的，而并没有什么男性角色拯救世界。直到19世纪格林兄弟印刷了小红帽的故事，猎人的角色——男性父性的角色——才塑造出并救了小红帽。
“如今，在电影院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话传说的再现，”弗雷利说，“并有了对传说的改编塑造。”她以“冰雪奇缘”和“沉睡魔咒”举例，两部影片都塑造了强大、自信的女性角色，“我开始思考，我是否可以同样对艺术历史进行改编塑造呢？”
众所周知，弗雷利追随着女权艺术家们的步伐，她们揭露男性视角对西方艺术史的统治真相，奉献他们的人生致力于推翻这种不公。“回顾艺术史，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裸体、被动的女性角色，”她说，“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被动的形象视为颠覆性的女性角色，又会如何呢？”
弗雷利的行动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来源是作家和神话讲述者玛利纳·瓦勒，她打破了早期神话传说里妇女的历史性沉默。在中世纪时期，当神话传说被口头上篡改时，瓦勒写道，有一定数量优势的宣传攻势，在散播“如果妇女在大型群体中聚集、分享信息并获取权力，将存在危险”的谣言。
通过她的艺术实践，弗雷利想揭露这样的例子——当女性的声音成为危险的时刻。
毫不意外，这种机会在经典绘画里实在太少，因为女性主导的叙事非常缺乏。弗雷利能找到的有限例子只有——“沐浴的狄安娜”和“欧罗巴的掠夺”——它们都把女性当成秀色可餐的对象，或被艺术家称为的“衣帽间的变态”。
弗雷利的使命是保持原著内容但改变叙事语调。“或许这些角色在某些方面非常出色？”她说，“或许她们是聪明的、健美的女性？或许不只是傻笑的小仙女和无趣的视觉盛宴，而是工作情节中会思考会呼吸的人物呢？”
虽然，弗雷利改编绘画的角色在最大限度上忠实保留了洛可可原作的风貌，但画中角色行动于一种装饰抽象的背景之下，使得观看者可集中注意力在艺术家的剧本展现上。“我想展现身体语言——无需色情的女性间的亲密，”弗雷利说，“将女性角色置于一种乌托邦的母系空间。”
除了背景，弗雷利还修改了绘画的大小，将它们放大到一种夸张的尺寸。许多原作原本是摆在闺房，作卧室增兴之用。通过调整尺寸，弗雷利将亲密时分用作政治输出，给予观众丰富的机会，去研究女性角色的表情和身体语言的细节。
其中一幅画，基于弗朗索瓦·布歇的原作“欧罗巴的掠夺”，弗雷利聚焦于背景上的一群唱诗班妇女，她移去之前的背景，将妇女们置于一个魔幻的森林。“她们在黑暗里密谋，就像树丛里的女巫，”弗雷利说，“之前，她们只是那个掠夺故事的支线。”
在艺术的角落里，女性受到歧视，弗雷利将其再置于上下文中去解释，她对此的兴趣也延展了她对洛可可年代的兴趣。洛可可被视为超现实主义色情、不受拘束的富丽堂皇和只限于帆布表面的作画，此项运动通常被乱塞进艺术历史的边角，并被视为不务正业的、肤浅的和——当然——女性的。
然而，通过重新组织这些恋人、仙女、女服务员和合唱团女孩，弗雷利魔术般幻化出从未有过的艺术的历史时刻，这些曾经被贬低为配角的女性们被赐予力量、自由和动力。
“我着迷于被改编经典如何改变历史的进程。”弗雷利说道，并征引那些被审查过的神话故事为例，它们继续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许，她对艺术史的改编行为也将拥有一个相似的有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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