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传略（八）真理的昭彰

真理的昭彰

　　1756年4月9日，卢梭与黛莱丝搬进了好友埃皮奈夫人为他们所提供的一所小房子里。这个名为“隐居庐”的居所幽雅而僻静，紧邻蒙莫朗西森林，屋前有一片菜园，四周长满了鲜花和绿色植物。卢梭十分喜欢这里，他一心想远离那些世俗打扰，认为这里是一个真正合适的居所，便打算在这里与黛莱丝度过余生。在这里，他决定继续以抄乐谱为职业，其余时间则仍旧写作。以卢梭的才气完全可以靠写作来牟利，只要他写点小说或剧本，想要过上富裕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卢梭却自有一番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忏悔录》)如果只是为面包而写作，将会使他的才华室息；而任何伟大的思想或作品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诞生出来。卢梭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他自做而超凡脱俗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伟大。抄写乐谱能让他有稳定而可靠的收入，使他可以专心于自己想做的作品而完全不必考虑读者的赞许或是批评。他曾有一个壮观的写作计划，好几部作品只是刚刚开了头，现在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在这个浪漫的环境中，他开始了《新爱洛绮丝》的构思与写作。他常常在附近的蒙莫朗西森林里散步，清新的空气、林中的鸟鸣是他灵感的自然泉源，在那里他可以任思想不受打扰地无拘无束，无数灵感的火花就在这时自在地绽放。

　　埃皮奈夫人是个对朋友很热心的人，由于倾慕卢梭，有时也接他到她的府第舍弗莱特小聚，卢梭常教她一些写作技巧。这期间，卢梭碰见了他心目中的“茱丽”，即乌德托夫人。乌德托夫人是埃皮奈先生的妹妹，她的情人圣朗拜尔正好是卢梭的朋友。这是一个多オ多艺的女子，卢梭第一次见她就被她迷人的风韵所倾倒。她的才艺和聪慧与目不识丁的黛莱丝有着天壤之别，而这，正是卢梭所渴望的性灵之爱。在一个花前月下的夜晚，卢梭向她吐露了衷肠，可她却委婉地拒绝了她，她对卢梭说:“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像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卢梭虽然十分失望，但仍从心底里尊重她，在随后的交往中，与她保持着纯洁的感情与距离，他们的交好引起了埃皮奈夫人的不满。

　　1757年，卢梭开始了《爱弥尔》的写作。当时狄德罗的正剧《私生子》出版发行，卢梭看过之后，认为其中攻击隐士的论断是隐射他而言的，于是，便向狄德罗寄去了一封质问的信，狄德罗在回信中竟然对他作出了无情的嘲讽，昔日的两个好友就这样闹翻了。其实卢梭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以及激烈的社会政治观点早就与崇尚无神论的其他启蒙家们格格不人。他认为，无神论打着科学的旗帜，蛊惑人们不信神明，实际上是散布败坏人心的学说，这导致了他与百科全书派的巨大分歧，卢梭因此失去了很多朋友，这一时期，他开始出现癔症，怀疑所有的朋友都在串通一气要坑害他。这年冬天，伏尔泰发表了他的有关自然法则的诗篇以及论里斯本大地震的信。其中对上帝的怀疑论点使卢梭感到震惊，写信予以反驳。这样，由于各自的思想观点不同，在二人之间鸿沟愈来愈大，伏尔泰对卢梭的怨恨日深。与此同时，卢梭与埃皮奈夫人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在一封绝交信之后，卢梭在冰天雪地之中离开了“隐居庐”，搬往蒙莫朗西的路易山花园里的一处居所里。

从这年春天起，卢梭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不适。他的闭尿症复发，频繁的剧痛使他“怀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整个1758年，卢梭都在有气无力的状态中度过。然而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在那所四面通风的碉楼里写出了一封《致达兰贝尔论演剧的信》，批评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第七卷发表的《日内瓦》条目中关于日内瓦城市建设和戏剧文化生活的意见。这封信导致了卢梭与百科全书派的彻底决裂。当《爱弥儿》完成以后，卢梭开始继续撰写他的《社会契约论》。1761年，《新爱洛绮丝》在巴黎出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1760年时，这本书的手抄稿已经在上流社会中流传开了，甚至波兰国王都欣赏之至。整个巴黎都在期待着这本书，而它的出版也并未让人们失望，一时间，巴黎纸贵。《新爱洛绮丝》是一部带着卢梭浪漫主义倾向的书信体作品，描写贵族姑娘茱丽和她的家庭教师圣·普乐发生爱情，由于等级不同而不能如愿，最后抑郁而死的故事。小说情节简单，寓思想、哲理、情感和自然景色于一炉，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致达兰贝尔论演剧的信》以及《新爱洛绮丝》的收入使卢梭暂时离开了经济窘追的状况。他十分感谢帮助他出版《新爱洛绮丝》的卢森堡夫妇。他们是他在蒙莫朗西期间新结识的贵族朋友。卢森堡元帅正直亲切，夫人聪明伶俐，待人热情。在他们的建议下，卢梭搬到了他们的府第里。很快，卢梭就成为卢森堡先生的亲密朋友。卢梭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由她来负责出版。1762年4月，卢梭的政论作品《社会契约论》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是他最为杰出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提出了两句脍多人口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作品中，卢梭集中表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人民之间的协议之上的，人民放弃“自然自由”，换得“公民自由”而结成国家。人民选出统治者，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统治者如果变成了暴君，人民就有权推翻他。这部作品以极强的论理性成为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由于《社会契约论》并未在巴黎出版，它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后来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同时也奠定了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思想先駆的社会地位。所以卢梭此时并未受到大的冲击，但是一场厄运最终还是降临了，其导火索就在于他5月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相继出版的教育小说《爱弥儿》。

　　卢梭怎么也料不到他的《爱弥儿》会遭到法国当局的如此对待。他想这只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教育学著作，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以至于将他看成邪恶之土呢？实质上，书中流露出来的对天主教的抨击，对自然宗教的崇尚，对18世纪的欧洲来说，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挑战，而平等自由的思想，即是煽动革命的种子。6月，巴黎大主教伯蒙出面干涉《爱弥儿》的发行，并发表禁令不许阅读此书；法国议院裁决卢梭的《爱弥儿》为异教邪说，巴黎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速捕令，要将卢梭打人监牢。幸亏在卢森堡夫妇的帮助下，卢梭才得以提前逃离法国。临行之前，他向黛莱丝保证，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将立即来接她。自此，卢梭踏上了一条四面楚歌的流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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