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仁法师
最近翻看灯录，唐代的禅师宛若璀璨的星辰，熠熠闪耀在唐朝的夜空。而宋代则慢慢式微，到了明清时期禅宗就渐渐衰落了。
细细思量个中的因由，也许原因有很多。但是慢慢捋清思路之后，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农禅家风的式微和禅堂的流变。
在唐代时，有武宗灭佛之祸，大禅师们纷纷入山以避法难。而宣宗之后，佛法日隆。
百丈禅师顶着被骂破戒比丘（因为掘地坏鬼神村，且容易踏生草）的恶名立清规之后，农禅之风益盛。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的时候，出坡是常事，而修行则是大众僧人的日课。
可以说当时禅师们的修行已经融入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根据灯录中的描述：无论是早斋过堂，上堂听法，入堂打坐，出坡劳作，还是晚上的坐禅，甚至于贯穿禅寺全年的大大小小茶会之中，都可以见到禅师们的修行摄心。
而堂头和尚的考校则是无处不在，可以是在出坡时，也可以在生活不经意中的一个小细节中，学人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被戳中修行最为薄弱的地方，从而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
当时禅师们的交流也相当地频繁，常常见到禅师们游方参学，而他们的参学绝不是游山玩水，他们除了每日赶路之外，念经诵经打坐的功课可是一点不落。见岩头禅师和雪峰在参学路上的公案，就知道他们哪怕是在路上也是没有丝毫松懈的。
所以古德说：“大事未办，如丧考妣。”（见《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就是这个道理。
学僧在多位禅师之间的参学大大增长了眼界，使得他们的风格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而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这更有利于日后接引学人。关于这点，我们从禅师们灵活多变地接引学人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得知了。
正是因为有如此灵活多变而处处不离修行的历练，所以在唐代，大禅师们层出不穷，甚至连宰相为首的士大夫们都以与出家人交游为荣。
在宋代，禅堂的规制出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当初入宋求学之后返回日本弘法的一些禅师所建的禅寺中见到宋代禅堂的遗制。
宋代的禅堂，前后通透，四四方方，方丈说法，四方皆闻，而且通风透气，也不拘泥于固定的打坐时间，所以在宋代不乏有夜不倒单者，何山守珣禅师就是其中一位。
在大慧宗杲禅师和宏智正觉禅师分别针对学人的不同根器而提倡“参话头”和“默照禅”之后，宋代的禅宗也很是蓬勃发展。虽然两位禅师都对对方接引学人的方法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妨碍两位大禅师成为好友，甚至大慧禅师圆寂前，还指明请宏智法师举火，送他最后一程，可谓是生死之交了。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早期还有法天与天息灾等大师翻译梵文的经典，可以说是佛典翻译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但是到了宋代后期，所传来的梵文经典以密教的居多和中土的修持方法有极大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双修法，所以官方禁止再翻译后期的梵文佛经。
在明清以降，随着密教经典的传入和藏传兴盛，中土佛教遭到的一定程度上的打压，而理学的兴起，令得士大夫阶层对于佛法的攻讦几乎没有停歇，而在文人在话本小说中对对佛教界的抹黑也一直没有停歇，禅宗因为缺乏更高素质的人才注入，所以渐渐没落。
到了清代，满人信奉的是藏传佛教，中土的佛教其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在雍正朝时，雍正很不讲究地以帝王身份介入佛教界，插手佛教界的规制，甚至因此而产生了禅七的修行方式。
平心而论，如果论打坐的时间，禅七的方式的确是远超唐宋时代的一般修行者们（那些超级精进的大禅师们除外，他们几乎都是夜不倒单的）。
但是，如果就禅堂规制而言，清代的禅堂是密封式的，空气条件极为恶劣，而且动不动就是百把号人在里面，空气质量可想而知。
在这种空气条件下，昏沉是一定的，想要清新的空气，的确是一种奢求。
而且经常打坐的人都知道，劳逸结合是必须的，不是一味地坐，就有好效果。
打坐的间歇，身体是必须要有适当的活动，而唐宋时期的出坡则是一种很好活动身体的方法。
在清代的禅堂，跑香就是唯一的活动身体的方法，而且限于禅堂的规制和空间，很多人只能侧着半边身子跑香，长此以往，身体往往会出现偏斜，对于打坐是很不利的。
综合以上的因素，明清时期禅宗的式微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修行方式的改变和禅堂规制的变革，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