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恨与别恨浅析江淹《恨赋》与《别赋》的生命意识

江淹(444— 505),字文通,是南朝著名的诗赋家,历仕宋齐梁三朝。江淹的一生，不管是人生际遇，还是对立功立业的追求，都布满坎坷曲折。“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十三而孤”，又“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于樵所得貂蝉一具,准备出卖。其母说：“汝才行若此,岂长贫贱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长遂博览群书”，至弱冠之年，以五经授宋始安王刘子真，从此逐渐走入仕途。梁武帝萧衍代齐后，江淹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不可不谓通达显赫。论其创作的巅峰，却处于宋末齐初的多舛失意之际。清贫的早慧少年时期以及成年时建功立业的理想在现实中受到了重创，使得江淹在人生失意之际，不管是对天道人生之惑，还是生命的无常，都有着更为敏感的生命意识。其中，尤以《恨赋》与《别赋》见长。

天道人生之憾

《恨赋》在开篇首段即写道：“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作者以景衬情，漫漫平原，凄凉坟地，使人不得不想到个人的无力和生命的脆弱，拷问生命的终点，且这种感情与困惑不单是个人的，这恰是全人类一直以来的思索和困惑。江淹在《恨赋》中，以具体的例子描述了六类人的恨，以秦始皇为例的帝王雄图未展之恨，以赵王迁为例的列侯俘虏之恨，以李陵为例的名将身冤名辱之恨，以王昭君为例的美人叹息之恨，以冯衍为例的才士壮志未酬之恨，以嵇康为例的高人世事相违之恨。恨者，憾也。江淹所描写的恨，均是人生追悔莫及、欲哭无泪的切肤之憾，所以结尾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吞声”是对人生遗憾的最好的写照。而文末的“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则体现了江淹生命意识的超越性，人生的遗憾和无常不是个人的，在万物时时刻刻都处于变化的世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只有生命的延续和变化才是永恒的。

浓烈的感伤意识

《别赋》是《恨赋》的因，《恨赋》是《别赋》的果。如果说《恨赋》写的是逝者亡恨的话，那么《别赋》写的则是生人离恨。文章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总领全文，又写“行子断肠”的“百感凄恻”与“居人愁卧”的恍若有失，同时大幅度的景物描写以衬托离愁别绪，形象生动地写出了不同人在离别时相同的怅惘。江淹在《别赋》中以概括的形式，共写七类人物之别——富贵者之别、侠士之别、从军之别、绝国之别、夫妇之别、隐士之别、情人之别。其中，春与秋交织在别离之情中，“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对生命短暂的感慨；“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罗绮美人与暮秋的对比，更使行人寂寞伤神。与《恨赋》不同的是，《别赋》究竟是生人别离之情，所以排在最后的男女情人之别，既为哀婉凄怨的全文增添了一丝生气，又突出了感伤。“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江淹在经历了丧子丧妻之痛以后，再加上当时仕途的不如意，创作出了他辞赋的代表作——《恨赋》与《别赋》，确实是应了赵翼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江淹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创作了使其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二赋，正是他敏感的生命意识，赋予了作品浓烈的感伤意识，他的怨恨和愁思，都来自于对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祸福无常的深刻体会，来自于个人在大局势变动时窘然困惑的深刻感受。

参考文献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