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个对中国充满罪恶的国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对我中华的侵略。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我东北全境，并炮制伪“满洲国。
随后，日本侵略者开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
南京国民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于1935年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专权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
宋哲元曾指挥第29军将士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第29军大刀队发挥神威，经过激战，毙敌6000余人，战果卓著，震动全国。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随即在北平的北、东、南三面部署兵力。只有西面卢沟桥这一缺口，中华军民尚能与外界联系。
要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日本自然要侵占此战略要地。
1937年7月，驻扎在北平郊外西南部丰台的日本军队，频繁的进行演习，除了向中国守军和民众展示大日本皇军的强大外，还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7月7日晚7时30分，日军和往常一样开始演习，不过在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
在遭到拒绝后，日本突然向驻扎在卢沟桥龙王庙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随后炮轰北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卢沟桥事变之前，华北最高长官，国民革命军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本的纠缠，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为死去的父亲修墓，一切军政事务都由驻军的冯治安和秦德纯处理。
事变爆发后，秦德纯当即令二十九军驻守团长吉文星奋起抵抗，并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尺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等壮语。吉文星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
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开会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情经过和北平面临的局面。
蒋介石大惊，东北已沦丧，华北又特殊化，平津地区是中国北方抵抗日寇的最前沿堡垒，如果平津失守，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做了两件事。
一是采取外交手段向日本驻华大使抗议；二是向宋哲元、秦德纯等29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已备事态扩大”的电令。蒋意图明显，北平不容有失。
此时，躲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在得知卢沟桥事变后，却没有立即回北平处理事务的打算。秦德纯只得火速派人到宋哲元老家请他回来，应付危局。
宋哲元却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局部问题，可商讨解决，然后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传达，并表示自己将和日军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
7月9日，蒋介石迅速调兵遣将，决定对日采取积极军事反击，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守、幼稚的幻想，速到保定指挥军事，并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时，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日军利用宋哲元和南京中央政府的矛盾，挑拨离间，使宋哲元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日本则一边打着幌子和宋哲元和谈，一边趁机在各个战区调集部队意图攻占平津。
蒋介石察觉到日本的阴谋，对宋哲元罔顾中央政府命令，顽固的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做法很不满，先后又下了两次电令，恩威并施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到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哲元置若罔闻，反而悄悄来到天津和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并得到了张自忠的明确支持。
就在日本准备借卢沟桥事变，实现征服中国的“雄图大业”时，宋哲元还在做着“和谈”梦，并于12日中午对外发表“卢沟桥事变为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等言论。
蒋介石听到宋哲元的这番妄言后，大为不满，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又义正言辞“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给敌方各个击破之隙。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宋哲元却不屑一顾，反而下令严禁29军和日军摩擦，并释放了双方交战中，俘虏的数十名日军官兵，谢绝国人对北平危难的募捐之举，以免让日军找到借口，妨碍他的“和平”大计。
7月16日，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无效，“卢案”和平解决已无可能。蒋介石邀请全国各界人士在庐山，商讨“应战宣言”，并发表了不惜身家性命和日本血战到底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
自认为“和谈”很好，解决已无问题的宋哲元在19日回到北平后，仍把蒋介石慷概激昂的陈词和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并下令拆除北平的防御工事，放弃一切警戒，停止备战，拒绝蒋介石对他的支援等等措施，以和日军“求和”。
令宋哲元万万没想到的是，以“和谈”名义吸引着宋哲元的日本军队，已暗地里把援兵秘密的运到了北平，完成了围攻平津的战略部署，准备一举占领平津，继而北平，乃至整个中国。
蒋介石知道后，暴跳如雷，盛怒之下，只得再次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敌军已决心攻占北平，思之危险万分。务必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叮嘱宋哲元一定要守住平津。
7月24日，宋哲元终于发现了日本对他的“和谈”阴谋，开始全面抗战。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开始大规模攻击平津，29军奋起反击，敌我双方损失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员部队到达，中国守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天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把北平的29军部队撤出，宋哲元当即予以坚决拒绝，并退回通牒，终止谈判，明谕29军抗战。
27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
然而，因宋哲元的一度求和的战略思想，面对准备充足、武器精良的日军的轮番轰炸，北平守军难以抵挡，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3000余名官兵全体阵亡。
7月28日，宋哲元、秦德纯等北平高官仓皇南撤。
7月29日，北平沦陷。次日，天津沦陷。
7月30日，宋哲元向蒋介石发电报，表示自己对于事变处理不当，又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向中央请罪，请求给予应得的处分。蒋介石却对他大加慰勉。
1938年，宋哲元重病在衡山休养，特别担心华北平津的罪责归咎问题，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来负这个责任?”
后来，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
在他病危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
后记
一直不愿意写民国时期的文章，因为民国离现在实在太近，难免有些观点碰到逆鳞，惹来某方面的不快。前几天看到《南渡北归》和电影《七·七事变》有感，写的这篇文章。
本文并没有贬斥或者褒扬某个人的观点，仅对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宋哲元和张自忠虽然犯了小错，但是瑕不掩瑜，仍然是抗日英雄。（张自忠的内容没敢多写，萝卜怕被骂。）
另外，限于萝卜水平有限，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还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