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学生，在一所籍籍无名的大学读书。学校当时还是只是学院，前身是研究农机的，与此形成颇为有趣对照的是：学校坐落在一大片农田中央。
学校拥有五个食堂，七八个商店，有录像厅，舞厅，露天电影院。如我所愿，这里还有图书馆，球场，女生，一切都在九月末的阳光里闪闪发亮。所有的新生，当他们扛着行李，手里捏份招生简章踏进校门时，无疑会象我一样被感动得热血沸腾。
简章同其它所有的学校并没有什么不同，俗气而乏味地写着这里有多少学生，多少教师，教师中有多少人拥有高职称号，如此等等。
但是由于扩张过快，教师数量明显不足，所以许多时候讲台上的教师与讲台下的学生在外貌年龄上的差别并不明显。老李就是一个例子。
老李比我们大四岁，是头年留校的学生，我们的思想品德课教员兼班主任，根据一个居心叵测的传闻，他之所以击败众多竞争对手得到这份工作，最大的原因是拖欠了学校四年学费，这笔债务后来校方同意从他的工资里定期扣除。老李总是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紧得过分的领带，在一百米外你就能发现他当过团委书记。
一个夏天的黄昏，老李头儿装扮整齐，脖子上系条几乎把他勒个半死的领带，屈尊降贵到了我们寝室。
这不是一次微服私访，只是纯粹的商业活动而已。
老李其时正在做一笔生意，资金方面出了点问题，因此他除了上课，主要的工作就是借钱，也许上课还排在后面。
「最近手头儿有点紧，想借点钱，请同学们帮帮忙。」老李和蔼可亲地说。
资金的来源当然不是我们裤袋底的那点生活费，我们手里攥着自己的学费——这笔钱应该在开校时交到学校财务，可是因为注册与缴费分开进行，学费可以在开校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交，我是说直到一封彬彬有礼的油印催费单辗转送到你手里时，那要等到三个月以后。学校在那时更像一个充满了官僚气息的教育机构，而不是现在反应神速的商业机构。
尽管我们毫无经济头脑，也能看出拿自己的学费为别人冒险不是个让人愉快的想法，精明的投资者一定会表示赞同——但更精明的人却点头接受了。
为期三月，不计利息，欠条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条款，诸如逾期不还便要割胸口的一磅肉做抵偿之类的。签这份欠条的家伙是我们中间最精明的一个，通过交换他获得了学生们从来也没有获得过的自由，在旁人看来，他能顺利毕业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不知道老李私下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交易，美国总统在大选前也要对赞助人许诺，告诉他们事成之后可以让他们当驻某国的大使，然后便高高兴兴地拿钱。这表明一切都无可厚非，所以老李的电脑屋在一个月后就顺利开业了。
假如你对电脑屋这个说法觉得别扭，请想象一下当年的情况。那时比尔盖茨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政府想把他的公司砍成几块——因为它实在是太庞大了——这庞大的帝国还埋在荒野下面，互联网更多时候作为战略打击的一部分连接着美国的核弹头，和芸芸众生相距遥远，遥远得如同卢卡斯的银河帝国。
在某位附近的农户开设第一间电脑屋之前，我们只能在每月有限的几堂上机课同电脑不那么亲密地接触，并且不得不在进机房前换上拖鞋。
第一间电脑屋设在一幢农家小楼顶楼，总共十四台电脑，调试的时候特地找了计算机系的几个教授。小楼的未来主人，一个黑乎乎的四岁男孩经常对在这里的人宣布自己的权限，「都是我的。」
这话说得无比正确。
老李——不，李老板的电脑屋离校门大约三十米，是一座小小的平房，有尖尖的屋顶，屋顶上立着一只鸟儿，下面用泡沫塑料做了几个大字：飞翔鸟。
电脑屋统共有十台电脑，这种可笑的规模当时已经算得上大手笔，此外还设有冰柜，吧台，电视，俨然一个乡间休闲俱乐部。
对我来说，那个夏天终于开始了。
电脑真是个好东西，比如我用它来写这篇文章，公司女职员用它同网友情意绵绵地聊天，男职员玩网络游戏，偷偷摸摸上色情网站；而领导们接受采访时总喜欢让自己的电脑屏幕冲着镜头，显出一个纯洁无瑕的windows桌面，以此表明他脑子里计算机知识的纯洁无瑕。
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桌面，黑乎乎的屏幕上只有一个C盘盘符一闪一闪。尽管所有的电脑屋都挂着计算机培训的招牌，可是除了一些意志坚强的女生，没有人对汉字
输入抱有浓厚兴趣。所以我们只好玩游戏了。我很快发现了屋顶那只鸟儿的合法来源，正确的名字是“天堂鸟”，这是我青春时期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
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电脑屋让学校的DOS培训班起死回生，人们热衷于学习如何在根目录下找到游戏目录，输入运行命令，打开一个又一个的宝箱，随着游戏人数的增加，商店里的软盘开始脱销，同时学校机房病毒也开始流行。
那真是个愉快而热闹的夏天，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个美好的假期。
在学校后门的商业街上，买卖最好的那家饭馆正在全面维修。胖胖的饭店老板带着痛心的神情站在门前，这是一周来的第三次，生日聚会——醉酒，然后是一场媲美西部片场景的混战，听说学校专门开了个会决定是否下令禁止在校学生举办生日聚会。另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学生在假期里私自发行了两万元的食堂饭票，众所周知，食堂饭票在学校方圆一公里内具有货币功能，新旧版的饭票兑换率为3：1，通货膨胀就此出现，当人们意识到这并非国家经济滑坡所致时，食堂的收支平衡也被打破，最后的结局是这个天才的投机者和伪币犯被踢出了校门。
假如我给了你一个充满喜剧效果的校园印象，那未免对母校有点不敬，所以我在此作出更正——此类事情并非经常发生。事实上校园生活可以浓缩成一部爱情剧，当然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爱情，正如我们在玩的《求婚365日》，最后的结局出来的时候电脑屏幕前一群高度近视的家伙便瞪大了眼呆呆傻看。
在一个周末的中午，周林叫住了我，神色有点古怪地问我下午有没有空。
「当然有。」
「下午陪我出去一趟，有点事儿。」
周林是宿舍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脑子非常聪明，在物理实验课上他能够把迷宫一样的电线接头飞快地接好，象一个熟练的电话接线员，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些试波仪啦，电流计啦到底有什么用处，所以只能象看杂技一样看他用灵巧的手指表演。
他看上了外语系的一个女孩子，准备约她出去，为了壮胆特地挑上几个室友，就这么回事。
我们中间有女友的不多，工科院校女生非常缺乏，有的班只有一个女生（另有版本说是整个系）。女孩儿们长相都比较普通（相信我，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可是相当抢手。我们的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每天轮流给一个住六楼的女生打开水，听说也是学生会的什么人，个子很高，脸上有一片浅浅的雀斑。
唯一例外的是刘伟，他的女友在两百公里外的另一所大学里，每个星期来一次。来的时候她会把他一周换下的衣服洗干净晾好，他点一根烟站在她旁边。
顺便说一句，刘伟就是老李的债权人。
我想是不是周林对此深受刺激——当然所有的人都会被刺激，我们很愉快地同意了他的请求。
太阳落下去之前学校犹如一个海滨浴场充满了喧嚣，食堂里排着长队，球场上人们在打篮球，校园电台放着最新的流行音乐，骑自行车的教授穿著整整齐齐的中山服，一手拎着开水瓶，另一手掌着车把从人群中一穿而过。
那女生正从开水房出来，个子小小的，远远看去样子似乎比较可爱。
周林用奔赴战场的速度急步而上，临到近前，步伐又变得沉重缓慢起来，好像战士终于发现自己去的地方不是战场而是刑场。
女孩儿充满警惕的神情让人觉得不妙，周林搓手的样子看起来更像是恐吓，然后女孩儿倒吸一口凉气般后退一步，接着，放开脚步向宿舍楼逃去。
很明显，尽管小周对电气线路非常熟悉，但和女孩子搭讪的却缺乏足够的技巧，他一上来便接错了线头，难免要被狠狠地电一下了。
他急忙跟了上去，我们紧随其后，通往宿舍的路上，一行人象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隆隆前进。
女孩最后小跑着冲进了宿舍楼，周林站在楼下望着黑洞洞的楼道口发呆，他的第一次初恋进行了两百米一分零五秒便宣告结束。
实在残酷。
我们都想不出什么话安慰他，各自呆呆站了一会儿，说几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小傻妞儿没什么了不起」，大伙就各奔东西，忙自己的事去了。周林接连一个星期都缓不过劲来，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在床上抱着一袋饼干狠嚼，就此染上了吃零食的习惯，把那学期的学费吃得一分不剩。
早就知道恋爱是费钱的买卖——想不到失恋也是。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认为人生最艰难的事情不过是早上6点起床罢了——的确如此。
6：30早操。
校园广播先放一段西班牙吉他，音量很柔和，在梦境中挣扎的人不会有三九天被泼凉水的感觉，大概10钟后，吉他曲结束，中间有一段小小的休息时间，大致足够起床穿衣。
然后在沉寂中，石破天惊般的《运动员进行曲》轰然上场，整个学校的所有喇叭全功率启动，地动山摇相仿，此时只要不是打了通宵麻将的家伙大部分人只好乖乖起床上操接受检阅。
时间长了，每到西班牙吉他一响，众人便纷纷揭被而起，这套先君子后小人的手法委实不凡。
但无论如何，靠窗的上铺里小蔡依旧旁若无人地睡得人事不省，校方规定每旷一次操记迟到一次，假如那本出勤薄存在，小蔡的记录一定无法统计，既然无法统计干脆就不作统计了，我想他最后就是这样过的关。
如果男生在大学时没有任何旷课行为实在是罕见之极的事情，当然因为旷课被赶出校门的也很少。小蔡的旷课情况近乎失踪，无论在哪个教室都很难见到他，除非是为了借钱，等闲不去听课。
小蔡的嗜好是一种叫“苹果机”的玩意儿，一个圆盘，沿圆周有各种水果图案，下面标着赔率。你选好了自己心仪的水果，投币，然后按下“开始”键，一圈彩灯便开始闪烁旋转，彩灯停下来的时候假如正好在你所选水果下面，那你就赢得了所投币数×赔率的奖励。
一按“出币”键，机子里随即泄下了铜币的洪流，当然这不仅仅是儿童游戏那么简单，每币三毛，只要花半个小时就可以很轻松地输几百块钱。
游戏店老板只用了十几台机器就在两年里修了两栋五层小楼，学校前门一栋，后门一栋，围墙环绕，院里停着汽车，养了吼声低沉的狼狗。
虽然每个有理智的人都明白和机器赌博是件多么渺茫的事情，可小蔡乐此不疲，除了苹果机，他拒绝其它一切娱乐活动，或者说他只赌苹果机，麻将，纸牌一概不沾。
赌博和吸毒一样可以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完全改变一个人。拘谨老实的新生小蔡转眼就成了一代赌侠，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极富戏剧性，但是借钱的时候除外。小蔡第一学期的学费的确是“交学费”去了，他向班里每个同学借钱，然后很快就发展到左邻右舍，上下各层楼，最后是向所有和他搭过话的人借钱，当然，所有的钱一概不还。
在学校里假如一个人陷入了经济困境，生活却不是个问题。尽管大家都不再为小蔡提供赌本，可不会拒绝提供饭票，他对此很有礼貌地谢绝了。拿他的话讲自己再怎么说也是“一夜有过上千块输赢的人”，接受这种接济实在有失体面，可不幸的是小蔡家中并非豪富，第一期学费的事情几乎让他老爸从千里之外赶到学校问个究竟，所以他的策略是：赊帐。
学校周围的饭馆和小卖部都有他的赊帐记录，方法非常老道，我敢担保现在他要是经商一定早发了。每次付欠款的时候只付一半，然后继续拿下一次的货，而商店为了结清所有的钱就不得不继续赊东西给他，这样做唯一的后遗症就是在期末的时候他不得不在外边躲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每天都有五六拨人到宿舍找他商讨尾款事宜。
尽管小蔡成为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一代大侠，可每天早上总会回到自己的铺位里，当然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学校当时晚上11点关宿舍门，学校大门形同虚设，世界杯期间数百人翻越围墙的场面蔚为壮观。
但宿舍门关上后进去就比较麻烦了，叫醒管理员开门不是个好办法，多半在被打断睡眠后大嫂会恶言恶语地重复一遍宿舍管理条例然后用幸灾乐祸的语气让你明早6点再来。不甘心的男生们只好围着宿舍楼转圈，突破口是一楼卫生间，那里有条铸铁的下水管直通楼顶，善于攀登的人顺着这条铁管可以直接爬到卫生间窗口。自由又重回学园大地。可是好景不长，校方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小小的漏洞，派人把卫生间窗户焊上了铁条，勇敢的男生们开始向三楼挺进，于是三楼窗户也告封死，男生们终于退却了，自暴自弃地夜不归宿。而小蔡虽然11点以前绝不会回到寝室，但每天早上总会躺在自己床上，对这个问题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有次抽空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回来的呢？」
答案非常简单，「爬四楼。」回答完他转身出门，尽皆叹服。
最后小蔡和我们一样也顺利毕业了，至于这其中又有什么波澜出现过什么情况，那就不为外人得知了。
早在还没有毕业以前我就想把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写下来，但一转眼许多年过去了，仍旧只字未动，在我的记忆还能清晰记得每一个人物的名字，每一件事情的始末，每一张脸的时候，因为清晰反倒不知如何着手，说是一回事，写又是一回事。我在家的时候经常同母亲谈起上学时发生的种种事情，结果她说：「我的耳朵都起茧啦。」
一个作者碰到的最可怕的情况莫过于此。
现在能回想起来的诸如一块钱看三部最新大片的录像厅，电压不稳画面抖动的游戏机，还有烟气缭绕的台球室都已经渐渐模糊。
而春天时开得满树压雪似的玉兰，秋天操场边传来的淡淡的桂花香味，教学楼磨得溜光的防火梯反倒变得真切起来。
说来也怪，整个大学期间我竟然没有见过校长，只保有他在毕业证书上的签字。作为学校的最高统治者，校长更像是不为人知的神祗高踞云端，据有幸一睹校长尊容的人讲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但这份荣耀却来得不那么光彩，那是某次警察突袭校外一个录像厅后，所有的人束手就擒，校长亲自到派出囚犯们领了出来，没有人受到任何处分，包括两位年轻的教师在内——愿校长保佑他们的灵魂。
我对学校报有的好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我上学期间从未有学生跳楼，甚至没有听说过自杀这回事。尽管学生们偶尔喝多了，赌博，甚至小偷小摸，但总的来说是愉快的。
记得我上高中时有一个星期居然接连有三个人在课堂上吞服安眠药，这使得医院的大夫相当恼火。另外在为数甚少的体育课上经常有学生体力不支晕倒在地。
至于城里的名牌大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些周末从城里逃出来，在我们的小酒馆、录像厅、游戏室里狂欢的家伙提到他们最近的考试时总喜欢加上一句，「又跳了两个」，言辞简洁，堪与古人的箴言媲美。
这种温暖舒适的氛围的确让人无限向往，尽管它不应该来的这样晚，只是略做一下停留便匆匆而过。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对耳朵里听到，书上见到的一切深信不疑，这种乐观持续到上中学，经过几次小小打击后迅速转向了它的反面，而进入大学后我的人生观从此模糊起来。
希望与绝望，幸福和痛苦，不可调和的东西人们总会出色地调和在一起，纵向地说，我们管这叫人生，横过来就成了世界。生活的确是如此，有时候生活叫人感觉万念俱灰，有时候又希望无限，最妙的一点在于它们总是交替出现：万念俱灰——希望无限，然后人们就慢慢变成了老头儿老太太，安然度过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六千二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寿命。
好啦，再说说大学，对于它的最后记忆既不是毕业也不是考试挂红灯，那是一个夏日黄昏，我手里拿本村上的小说躺在学校的草坪上，记得我合上书本时已是傍晚，在学校的草地上呼吸着青草的气息，周围的景色恍惚而摇荡，初夏甜美的夜晚在灿烂的星空，温热的流风中来临。学校旁边的一家游乐场例行放起了礼花，有种念珠般砰然绽放的最是美丽——那是种蓝色的焰火，在轻柔的一响过后，夜空中盛开了十几朵明亮的火焰，在一瞬
间将大地照亮。
那个夏天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