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对西方国家来说是骤变的时期，短短的一百年间，两次工业革命相继发生，商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工厂，致使社会生产力也有了一次巨大飞跃。
在人类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上，是选择顺应时代潮流在机械声中奋勇前进，还是放慢脚步，在鸟语花香的自然经济中缓慢发展。人类在这一命运岔道口该作何选择，未来又将去向何处？
（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代表作散文集《瓦尔登湖》、《公民不服从》。）
带着沉重的问题，历史担负者梭罗挺身而出，拎起从《小妇人》作者奥尔柯特那借来的一把斧头，开始在瓦尔登湖次生林里开辟自己的疆土，寻找理想生活方式。
梭罗在瓦尔登湖过着最简单的隐居生活，一切自给自足。他砍材搭建木屋，开荒种地，让小木屋周围种满足够个人食用的粮食，就连日常所需的调味品盐，他也是亲自从海边淘来。而无法找到盐的时候，梭罗就干脆就不用，他说这样还可以少喝几杯水。
两年多时间，梭罗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过着简朴的生活，契合了他提出的极简生活标准。人和动物的生活必要品并不复杂，人只需食物、住所、燃料、衣物，而野兽需要的无非是食物和藏身之所。如此看来，今天人们提倡的极简主义理论倒是能追溯到梭罗那里。
这样梭罗的日常生活所需都能通过自己解决，也进一步的脱离了商品交易。但他的这种行为在19C的美国，乃至当下都被认为是一种怪异，他难道是保守派代表？
梭罗本质上并非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在过了2年这样的自给自足小农生活之后，他最终还是回归了城市的灯红火绿，带着他的散文集《瓦尔登湖》离开了。并诚恳的告知青年人，这只是一个实验，各位不必效仿。
梭罗从瓦尔登湖的抽离，是否能说明人类工业化进程的不可逆。时至今日想必也有了答案。但即便如此，不得不说，梭罗的这一实验很有意义。
即便在今天，这样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社会高速发展，不乏有部分人对大机器生产、新兴技术抱有恐惧之情。
德国工业4.0提出“智能工厂”、 “智能生产”概念，让大批流水线上的工人忧心忡忡，而人工智能的兴起，在悲观者看来，它是直接对人类物种的生存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它的到来可能诞生一种新生命形式，也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突破。
究其根本，人的恐惧心理来自何处，本质上来说应该与其自身的安全感有很大关系。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曾提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安全需求作为第二层需求必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何为安全，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是人类整体与生存环境资源的和谐相处，互相不伤害，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将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
发展必然意味着风险，不确定因素。任何时代能够掌控人类系统脉搏的权利大都集中在少数精英人士手中，这就不免让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群在人类的每一次骤变中心生畏惧，焦躁、紧张、缺乏安全感。
危机的反面能看出安全感。人类的每一次进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一次优胜劣汰的选拔过程，只有紧跟发展，不断调整自身，适应发展，才能够存活。
从某方面来说，当下时髦的走出舒适区理论正是这一观念的延续，它不同于骤变的革命，它能在弹性范围内给人以一定的缓冲发展时间。未来革命的骤变，不可回避，就像当年选择走出小农经济圈，才摆脱低效率生活一样。
向往的生活，大概就是被新事物推着前行也能与之和谐相处。
独立的人绝不会为权贵卖命。
把人们最美好的阶段用来赚钱，以便能够在人生中最没有价值的阶段相熟一点值得怀疑的自由。
我常常想，与其说人在役使牲畜，倒不如说牲畜在役使人，牲畜比人自由多了。人和牛交换劳动，但假如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劳动，那么牛似乎占了很大的便宜……
如果人们在牲畜的帮助下，开始做那些不仅多余或者浮夸，而且奢靡而无聊的事情，那么少数人就难免要和牛马交换劳力，也就是说，难免变成强者的奴隶。因此人不仅要为他内心的兽性劳动，还要为他身外的牲畜劳动。
拥有房子之后，农夫也许不是变得富裕了，而是变得更贫穷了，实际上是房子拥有了他。
——摘自·梭罗《瓦尔登湖》